抗战逃难记： 儿时险遇“鬼子兵”
来源：未来网   2017-12-11 15:22:41

　　1940年6月8日，我的家乡湖北沙市沦陷了。在日军侵入荆沙地区前，数十万居民慑于敌人的烧杀抢劫、惨无人道，纷纷南渡长江，来到湘鄂西交界一带躲避战乱，我们一家人也走上了这条充满艰险和磨难的漫长道路。当时我只有六岁，许多事情已不能完整记忆，然而家人遭遇的不幸，人民所受的痛苦，一幕幕的悲惨情景，即今忆之也常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母亲撒手人寰小妹妹夭折

　　我们逃过长江以后，一天，几家难民正在一座独立小屋中休息，突遇日机来袭。当警报响起时，大家赶紧躲到桌子下面，桌上则铺上厚厚的棉被和各种杂物。当时民间普遍采取这样的土办法，减少飞来的弹片和子弹的伤害。后来有人提出，这座独立小屋目标太明显，容易遭到敌人轰炸。于是人们赶紧跑出屋外，分散到周边小树林和稻草堆中躲藏。说时迟，那时快，一架敌机可能是发现了逃跑的人们，立即俯冲扫射，投下的炸弹正好命中小屋，顿时燃起大火，小屋灰飞烟灭。这时怀有身孕的母亲受到惊吓晕了过去。

　　后来我们又继续南逃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母亲临产了。由于长途劳累，担惊受怕，身体虚弱，导致了难产。在那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母亲生下了小妹妹，然而自己却一命不保，撒手人寰了。孩子怎么办，愁煞了父亲。幸好遇到一家好心的农民，农妇刚生下小孩。他们表示，把孩子交给他们，两个孩子一起哺养吧!不难想象，在日军的围困和封锁中，在封闭落后的农村里，物资极端匮乏，人们食不果腹。一个产后的母亲哪有充足的奶源去哺乳两个孩子呢!残忍的现实正是这样，可怜的小妹妹来到世上仅仅一百天就夭折了。那位农妇告诉我父亲说：“晚上听到摇篮响，孩子轻微地哼了几声就没有动静了，是她妈妈把她接走了。”我父亲欲哭无泪，只能听天由命而已。这件事在我脑海的“相册”中，保留着这样一张难忘的“老照片”：一大一小，两座坟包，背景是一片荒野。大坟包是我母亲的，本来也不大，是用泥土堆成的;小坟包是我妹妹的，紧挨着大坟包。这场景仿佛是小妹妹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

　　父亲被抓走我差点成了孤儿

　　父亲把母亲、妹妹后事处理完后，带着姐姐和我继续逃难。凑巧的是在途中预见了姑母。像众多的家庭一样，在鬼子的围追堵截中，她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孤身一人了。于是我们汇合在一起，继续前行，寻找能够安顿下来的地方。然而时不时我们还是与鬼子遭遇，险象不断发生。

　　一天，我和一群小孩正在湖堤上玩耍，一群鬼子兵来了，我们来不及找到大人就下湖逃跑，一个个急得哭了起来。这时，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男孩安慰大家说：“不要哭，跟我来。”他把我们五六个小孩带到堤畔的家里，若无其事地虚掩着门，让我们蹲在角落里别吭声。不一会儿，一个鬼子兵提着枪，推门而入。那个男孩立即迎了上去，鬼子兵边叽哩哇啦边比划，男孩明白了，于是爬到床底下，抱出一个盛有鸡蛋的坛子。鬼子兵一看高兴了，把枪往墙边一靠，拿起鸡蛋就往军衣口袋里塞，可能是怕把鸡蛋挤破，后来干脆用一个篮子拎着鸡蛋走了。那时，在敌占区、游击区，孩子们都有着应对鬼子兵的智慧，于是演出了“一坛鸡蛋救了孩子们命”的故事!

　　还有一天下午，我们所在的村子突然被敌人包围。姑母带着姐姐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父亲带着我被鬼子抓到一个祠堂院子里，这里已经关了不少人。后来大人全被鬼子抓走了，孩子们只好躲进祠堂里待着。到了半夜，噼噼啪啪的枪声惊醒了睡在地上的孩子们。当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时，发现全身湿淋淋的父亲站在面前。他拉着我赶紧逃出祠堂奔向黑暗的远方。后来听父亲说，他是被鬼子兵的后勤部队抓走的，主要是搬运军需物资。到了晚上，十几个苦力被关在一间房子里，一顺躺在地上睡着。门口摆着一张桌子，哨兵坐在灯旁看书。这是个朝鲜籍鬼子兵(当时中国人都叫他们“高丽棒子”)，会说中国话。父亲曾请求他放了自己，说是有个孩子无人照顾。这个朝籍鬼子兵说，他家里也有孩子，他已经出来3年没有回家了，你才干了半天活怎么能走呢。夜深了，哨兵趴在桌上睡着了，发出了呼噜声。一个躺着的苦力小心翼翼地爬起来，轻手轻脚地从哨兵身边溜走了，接着其他的人也都一个跟一个地逃跑了。父亲睡在最里面，是最后一个逃出来的。没有跑多远，后面的枪就响了。他拼命奔跑，跳进一条小河沟，爬上岸来，才回到村子里找到我，要不然我就成了孤儿。

　　姐姐掩护我被鬼子兵打伤残

　　记得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一批难民和正在同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一起被敌人包围了。后来我查资料，了解到这可能是当年张自忠将军指挥的“枣宜会战”中的一次战斗。我们全家躲在一间徒有四壁的茅草屋里，我和姐姐紧紧地挨在一起，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一时间，噼噼啪啪的枪炮声不绝于耳，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掩盖了大地，还有鬼子兵的嗷嗷叫喊声不时传来，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后来枪声逐渐稀落，我好奇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正在这时，比我大三岁的姐姐，突然大喊一声“趴下”，同时用左手紧紧地护住了我的头。当我还不明就里的时候，一声枪响，姐姐的左臂被打穿了。原来她发现一个鬼子兵正在不远处向我头部瞄准。姐姐以一支胳膊伤残的代价，保住了我的性命!姐姐受伤以后，血流如注，流在了我的头上，流到了她的身上，也流进了我的心窝里。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战场上一片寂静。于是，难民们慢慢地汇集到一起，商量着继续逃难的苦难行程。我举目四望，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残肢断臂。一些牺牲的中国军人，有的举着手榴弹斜趴在土坡上，有的倚着树干枪口向前，有的怒目圆睁直视前方，有的肉搏后的身子已经扭曲……还有一些与我们一起逃难的乡亲们和孩子们，也永远地躺在了那里。在这次日军袭击中，我的姑母一只手也受了伤，再加上她年事已高，孑然一人，伤心过度，不久也离开了我们。按照民间习俗，我作为“孝子”，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送她最后走上西归路。这个情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

　　几经辗转，我们一群难民在沙市同乡会的组织下来到了地处湘北边陲的津市镇。这里有瑞典人建立的一座教堂和一家医院，我姐姐被打伤的那只胳膊，原来农村里的医生说是要锯掉的，但经过这家医院救治后保住了。姐姐拖着伤残的胳膊，直到1968年才由北京积水潭医院将弹片完全取出，解除了身体的疼痛，但留在我们姐弟俩心中遭受的创伤却是永远不可抹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