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大半个中国的逃难
来源：腾讯文化   2017-12-11 15:25:27

　　1944年，一个13岁的瘦弱男孩，与他一般大的同学一起，在广汉锤石头，让大人拉着巨大的碾石碾压，使其细碎。为的是修建广汉机场，以便美军空中保垒B29从此起飞，远程轰炸东京，取得世界反法西战争的胜利。2005年，我与朋友们请他做了一次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座，整理出来，被网友冠以《美国人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的标题疯转。这位七十年前的孩子，便是如今有名的学者、作家流沙河。

　　童年的经历，多年后对不少人都是不可磨灭的，同时也是别具只眼的。流沙河先生记得修飞机吃的有气味的红颜色米汤，后来看到过轰炸东京飞回来的飞机中，有一架飞机的翅膀被高射炮打了个很大的洞，可以从洞眼中看到蓝天。虽然像流沙河先生这样晚年的回忆，也非常值得珍视，但以儿童的眼光在当时就记下来的经历，更具一种不可替代的“在场”感。而这种“在场”感，经过时间的汰洗，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别意蕴，这便是七十五年后小岵女士所著《小难民自述》的独特价值。

　　从理想状态看，儿童应该远离战争与灾难，但残酷的现实却让儿童似乎从不曾远离过，这是由于成人世界的贪婪与杀伐决定的。流沙河先生是晚年回忆他13岁参加修机场的抗战经历，而小难民小岵女士却是以13岁的眼光与笔触，亲自记录了自己一大家子从南京逃难到昆明九个月沿途所历。小岵女士笔触充满童稚味，这是成人无法装扮出来的。逃难到铜井镇不久，遇到螃蟹盛产的季节，大家以此来喻日本，用“愤怒”来吃螃蟹。虽然不无以巫术行咒诅的嫌疑，但悲愤的心境却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现在是吃假想的日阀，将来终有一天要吃着真的……”(小岵女士著《小难民自述》P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下引只注页码)。几十年过去了，此句生动如在目前。

　　逃难的艰辛，其间的惨况，我想稍有一点同理心的人，便不难感受得出。如有一次人多拥挤，13岁的小岵女士左手牵着妹妹，右手拉着弟弟，随急急逃难的人流跌去。“到底我们有一个团体，立刻就爬起来了，没有被踏死”(P23)。在逃难的过程中吃不饱饭、睡不好是常有的事，故忧伤、焦虑都在所不免，“我不知以后的前途怎样?我不知我们的生命是否仍能保存?”(P37)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爱读书的她，在途中烧掉中不能带走的书，虽然心痛，却也只好“理所当然”了。“我的可爱的许多书，因为不能随身带去，一齐用来当作燃料了。当我看着它们化为灰烬时，我真痛心。啊!它是我的第二生命啊!”(P34)当“第二生命”妨碍第一生命的生存时，就只好黯然让路了。事实正是如此，当人到了别无选择的时刻，往往只有这样决绝，才能最大限度提高一点生存的概率。

　　我将发现一些她观察问题的特别角度，来看小岵女士作为女童的敏慧之处，而不是走大家都重视的逃难过程中被日寇害得很惨的故事。住在安徽和州的时候，不仅发生县长毫不组织抵抗的逃跑，而且在敌人退去三、四日后县长还不回来理政的情况。让小岵女士气愤的，还有沿途所见重男轻女的恶俗，如和州每家只要有了两个女儿，第三个女儿必会被大人想办法溺死，其办法是“很敏捷地把她掉在马桶里，倒入一瓢冷水，然后盖上盖子，任她挣扎，这是多么的残酷啊”(P29)。对此作者即便在逃难的困顿中，也要庆幸自己拥有家人真切的爱。

　　作者虽只有13岁，然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习俗对女性的残害，特别是的敏感。她在湘西芷江固然见到了重男轻女的现象，让她这样城市长大的女孩子觉得不可理喻的事还有缠脚。她的妈妈自然没缠脚，但“外祖母是一个被旧社会习俗所害，双足缠得很小的人”，其逃难的艰辛自然倍于常人。正是从理性的角度与实际的观察，使她对芷江尚炽的对女孩子的缠脚风气不满。“这里的女孩子，无论多么小，甚至七八龄的，我看她们的双足，已被缠得很小，走路一拐一拐的，很是痛苦，而且她们的双肩和背脊，都要负着很重的物件，这样摧残她们的身体的发育，无怪她们个个肌黄骨瘦，精神疲倦不堪，丝毫不能振作了”(P169)。

　　女孩子作为家中的生产力，极早地参加劳动养活自己，至今仍是大多数乡下人无可改易的命运。但彼时与我老家离得很近的芷江缠足习俗如此顽固，还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因为我的母亲比小岵女士还大两岁，比她看到过的七八龄缠足的女孩子要大很多，都没有缠过足。自小在村中见到上年纪缠足的人亦基本没有，或许这是因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一点差异亦未可知。当然正如惠男在《小脚与夷夏之防：清朝为何无法推行缠足禁令》所说，历史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缠足的否定与肯定在历史长河中相当微妙。但不妨碍在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在现实语境中，以及对人权的超然赞同中，全盘肯定小岵女士对它的否定。

　　沿途所见并非所有女性都需要小岵女士的哀叹与同情，比如苗族女性在她看来甚至比男的体格更强壮，更吃苦耐劳，“个个挺着胸膛，很自然，很天真，显示着健康美。她们辛苦而兴奋地工作着，与街头游荡的浪人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呢”(P173)。这样的见解，是与她在贵州黄平县看到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却在吃食鸦片的情形相对照而得出的。作者非常心痛国家危亡之下，还有不少自戕的国民有吸毒的嗜好，自从在安徽看到有此种现象，以后只要再睹，不惜累累言说，情见乎词。但苗女的辛勤劳动，未必是女权得到声张的结果，相反有可能是女权不彰的结果，当然这样的看法已超出小岵女士的思考能力范围了。

　　日本军队残害中国人，那自然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作者小小年纪记下的同胞间的互相伤害，尤其值得深思。如房东骗窃其钱物，还有些平民趁乱抢劫等，不绝于笔。比如在坐火车需要躲避飞机轰炸的安静时刻，民众却没有噤声安静，这使得小作者颇为感慨：“我觉得这是我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在危急的当儿，每个人还只顾自己的舒适，没有顾到大众安全和幸福的观念;个人为重的心，牢牢地盘踞了他们整个的脑海”(P149)。这些话从一个逃难的小姑娘口里说出来，至今依然令人感到沉痛。日机的空袭之可怕，使列车在夜间亦是走走停停，那千百年大家赞美的明月竟使作者害怕，“月儿是更明亮了，但是我却恨它，我希望有一朵乌云飘过，遮住它的雪亮的光，可是，它仍旧明亮得可怕。”(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