襁褓中跟随家人逃难到租界
郭老1936年出生于上海南翔,他的父亲曾就读于交通大学,抗战初,参加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战地救护工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只有十天的他就拥有了人生中的首张照片,但这张珍贵的照片却是与父亲惊险的遭遇不无关系。“当时上海有英租界、法租界、日本占领区,有一次父亲在大学宿舍里,意外地被租界正在操练的法国士兵流弹击伤了颈部,情况十分危急。还好抢救及时,父亲的生命得以延续。”郭老告诉记者,父亲在学校很喜爱摄影和音乐,枪伤得到的赔偿金就用来买了一个照相机,还有一把小提琴,“也许是经历过战争和生死磨难的人会更显豁达,父亲的心态一直较好,不管遭遇怎样的困境,总是会调整心态,咬牙挺过。这一点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子女。”
1937年,还在襁褓中的他与其两个哥哥,跟随父母一起从上海南翔逃难到了市区租界地投奔亲戚,“母亲曾说,当时就靠租一辆独轮车,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收拾,匆忙逃进市区,父亲则是随车步行”。
中国孩子在爱国教育中求学
随父母逃难到市区,几经迁徙,后期较长时间定居虹口,郭耀宗在那里度过了幼年时期,并开始了小学生涯。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能不间断地上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所以那时,或因战火,或因贫穷,他辗转过好几所学校,学习也一直是断断续续的,“记得曾就读过的学校包括善道女中附小、承德小学;抗战胜利后插班进入十六区中心国民小学,中学则于上海师专附中(虹口中学)、华师大附中求学。后经史料考证中心国民小学、虹口中学、华师大附中原校址都是日本人所建,校舍及场地规划在当时都算先进,说明日本人在上海是准备长驻,野心可见一斑。”
沦陷时期,虽然学习条件较差,并时刻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但是爱国敬业的老师却给郭老留下了一辈子的记忆,老师们低调地教学,并不时传授一些爱国思想,教大家学抗战爱国歌曲,其他的素质教育方面也都尽心尽职教诲学生。郭老说,在那样的环境下,大家特别珍惜在一起学习的时光,也许下一秒就不能继续读书。
度过八年紧张压抑的生活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沦陷时期,整个上海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老百胜也生活得很压抑,处处小心翼翼。”老人回忆道,“因为常年遭遇轰炸,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用报纸条糊得严严实实,以防玻璃震碎伤到人。”晚上,气氛就会更紧张,老百姓用外黑内红的布料将灯罩包起来,这样家里的灯光就显得十分暗淡,不会招来是非;如果遇上拉警报,大家甚至不敢点灯,怕引起注意。”
郭老告诉记者,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日本巡逻兵,各个片区之间都有铁门把守或者用铁丝网拦起来,只在固定的时间段可以互相走动,城市瞬间变成了一座管理严苛的牢笼,“求学路上常常会被日本小孩欺负,大家也都敢怒不敢言,林立的岗哨,更增添几分恐惧,不管是拉板车的,还是送客的有轨电车,在途经外白渡桥日本兵岗亭时都要鞠躬行礼。”老人说,就是在那样高压的生活状态下,大家坚强、爱国,不放弃心中“最后胜利”的信念。
抗战胜利时V字图案随处可见
1945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如今的南京军区大院内,还保留着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旧址,而根据影像资料,建筑上的时钟当时就是被覆盖上了V字形标贴。
说起V字形,郭老告诉记者,抗战胜利时它就被流行开来,是取自英文胜利Victory的字首。几乎满大街都能见到V形图案,“我记得当时上海很多街巷均立了用毛竹搭起来的简易牌坊,上面扎松枝和花朵,郁郁葱葱,还插着国旗,挂着领袖像,当然少不了V字图案。”郭老还说,因为这个图案制作起来很简单,家家户户都将它贴在窗户或者墙上,比过年还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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