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逃难到绍兴
来源：绍兴 网   2017-12-12 11:33:32

　　大约是十月初，我们离开了杭州。

　　原以为躲过几天，以为十月十日国庆节一到，就会停战，就会恢复和平，人们又可过平静的生活了。这当然只是希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想。实际上，现实却比这严酷得多。我们越到江边，越靠近船码头，就见人群越像是赶命似地逃奔，挑的、背的、抬的、坐车的、徒步的，穷的、富的……什么样的都有。瞧那个狂奔劲儿，就像鬼子的大刀已经砍过来了，逃命的欲望控制了整个乱哄哄的人群，不管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哭的、喊的，都拼命朝着江边奔跑，仿佛过了江就天下太平了。

　　跟着奔逃的人群，我们也被推挤着往船码头跑去。那时正是秋阳似火的下午，加上人流，汗水，简直叫人头晕目眩，叫人透不过气来。当我们好不容易爬上了自己原来套好的(即雇好的--是当地的语言)一条小船上时，几乎全身都湿透了。

　　这是一条较小的船，杭州到绍兴一带的内河船都是用竹篾做的篷，也就是鲁迅笔下的所谓乌篷船。就是在粗竹席篷上涂一层黑色的油漆。这种船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用好几块竹篷连接起来，在竹篷两边各开个约一尺见方的窗户。这种窗户不是用玻璃的，那时候也没有不易碎的有机玻璃或塑料，据说是用鱼鳞片做成的，既透光又不会破。有几对窗户的就叫几明瓦，最大的船有六对窗户，叫六明瓦，这种船是有钱人家租用来上坟、请客游乐的，因为它有好几个船舱，舱里可以放桌子，有做酒菜的地方，所以可以请客吃酒，打麻将，还可以睡觉。当然，这些知识是我到绍兴以后才逐渐得来的。

　　当时，我们只套了一只没有明瓦，只有一截乌篷两头露在外面的小船。等到我们从西兴开船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了。总算离开了那拥挤的人群，小船吱吱哑哑地在水面上慢悠悠地滑动了。这滋味对我来说，觉得特别新鲜。我坐在船头上，而船夫坐在船尾上用双脚不停地划着桨，手也握着一柄桨在划，这样手脚并用的划法，我更是第一次看见。他划得那么熟练自然，有时候还要抽出旱烟袋来抽几袋烟，这时，就让脚单独地操作，小船还是那么平稳地慢悠悠地前进，水面上划出来的波纹还是那么圆。离开城市越远，水越清亮，在夕阳的余辉下那么深幽幽，蓝闪闪的。真的，我这个人一生就爱山、爱水、爱大自然。这样一来，白天的喧嚣沉寂了，余下的只有规律的划桨声和被船头轻轻犁开的活泼泼的水声，它简直像天真少女银铃般的笑声，我不觉沉醉了……

　　老太太几天来的操劳，当然累得很，从萧山西兴镇到绍兴要整整一夜哩。小弟弟早已睡着了，老太太也斜靠在船帮上打盹，因为这船篷实在太短，舱也实在太小了。我就这样一直坐在船头上，听着水声入夜，偶有经过村镇的灯光和打渔人下的渔火，映在水中闪烁、摇曳……一切都那么安祥、静谧，跟刚才钱塘江边的景象宛若两个世界……直到晨曦初现，夜凉如水，我感到有些冷时，才觉得全身也被冷露浸湿了。

　　这时候，柳桥头到了。

　　附注：

　　所谓柳桥，只不过是由两块条石拼起来的一座石板桥，从外观上看简直毫无特色，但它在将城和乡连接起来的职责上，却担负了重要的任务，柳桥头就是在柳桥的近处。

　　今天在读到陆放翁的五绝柳桥晚眺时，才知道这座不起眼的石桥的古老。可惜前些年，我再去绍兴，再去访一访当年的柳桥时，却已被拆除了，只剩下一条又脏又黑的污水河，横躺在我的面前，当年来往于桥下卖农货或运物资的脚划船也不见了踪影，河对面建起了洋房。我只得伫立在河边沉思了……

　　陆游的诗里： 小浦闻鱼跃，横林待鹤飞。闲云不成雨，故傍碧山飞的情景，在当年还是隐约可见的。从这方面来看，可见我所见到的柳桥边的景色，还有六七百前陆游时代的影子，只是没有横林子的飞鹤了。而今天的进步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可惜的是，人们只知道拆呀、建呀，至于如何维持景观，如何保存古迹和自然协调的风貌，则一概谈不上了。正如大禹胜迹和沈园一样，当年那盛景自不可见，但连我所见的荒烟衰草，古树寒鸦的景象也全不见了。禹迹寺双门紧锁，门前的大石柱子也折断了。

　　这些，当然是后话，是我一年以后在越光中学教书时，才知道这些古迹和埋藏在荒烟衰草中的故事的。

　　在柳桥头的生活

　　这是绍兴城内东南角的一大块空荒地，一条河把它和城里的街道隔开--这河可不是我家乡那种从山野流淌下来的河，而是两岸砌上石块，设有河埠头的江南城市里的河道。正是河上的这座柳桥，把这块荒地与城里的繁华人家联系了起来。

　　这家的主人叫李葆生，是锡春的公公，按亲眷的称呼应是姻伯父，而老太太称他为葆生大伯，锡良小弟称他为太亲公，我则一般不大称呼他的，他们称我为新嫂嫂。

　　这位主人约六十开外，矮墩墩的个头，黑黑的长方脸。他原来是老太爷在吉林的同乡人，在中华书局当店倌(既如今的售货员)，认得些字，能对付着写封信，这文化程度跟锡侯的父亲不相上下。他有一女一儿，长相也都像父亲，不过比父亲高大些。儿子叫李汉松，年纪轻时被带到吉林学生意，后来也当了中华书局的售货员，文化比他父亲高一些。李汉松小时候常到锡侯家串门儿，就订了锡春为未婚妻，锡春出嫁时，他已经到昆明中华书局去当经理了。在当时，这可是个光宗耀祖的饭碗哩。这家的女儿是个老闺女了，当时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

　　这一家就住在靠桥头的河边上，河对过就是南街，那里有一排大台门的大户人家的房子，是个街巷的模样，河这边却散落着几户人家。李家是靠河边的一家，房子低矮破旧，房后有一块空地是种着蔬菜的菜园和 茅厕 ，一边还有一片不算小的细竹林，有石头垒的矮墙围着。我们从菜地和竹林间的河埠头登了岸，走过一条短短的小径，就进了这家又矮又黑的后门。

　　这房子本来不高，加上房檐压得太低，一走进就有一股阴暗霉潮的气味，仿佛墙脚下都会长青苔似的。虽有小小的窗户，却似乎从不打开。房子倒并不小，一共是三大间，中间和西边都各横隔成两间，便成了前后四间，只有东边朝南的一面隔出大约十平方的一间来，并铺了地板，新安上的玻璃窗，据说这是为新媳妇准备的新房，算是最好的一间了。因为铺地板，不得不垫高了一层，大约一个楼梯的高度，这样房子更显得矮而气闷了。东房的后面又隔成两间，中间是间过道式的堆东西的地方，后面则是一间颇为不小的厨房，一个大灶几乎占了厨房的二分之一的面积。有趣的是，一家三口人却有两个厨房，两只大灶，东边的灶大约是为儿子媳妇回来做荤菜的厨房，西头的则是老太婆的素厨房。

　　我们来后，为了照顾我们，就让我们住进了东侧南屋，也就是铺着地板的那个房间，因为房间里有一张大木床，还有箱笼、方桌、凳子之类，挤得满满的，但算是最方便的了。这张床我们三个人睡，老太太同锡良睡一个被窝，我单睡一个被窝。这张方桌就是我读书写信的地方，夜晚灯下(一盏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就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地方。可惜我白天忙家务，晚上又不能凭桌写字看书，逢着大家围拢来时，我只得把没写好的东西悄悄收起来。

　　这房间虽说有个不大的玻璃窗，但窗外是过道，房前又是个小天井，天井里靠东头偏偏种了棵七、八尺高的山茶树，正好挡住光线，所以还是又暗又气闷。

　　南面还有一进新造的三间房子，大约原来是为儿子结婚造的，但却没有住过人，房间是空的，且家俱全无。那大门倒是双扇的新大木板门。门前不远处就是一座高墙的房子，不过门是永远关着。据说那里原来是个尼姑庵，如今成了一个什么防疫医院，却从未见有人出入过。其他的就是几家散落的贫民户，那房子比李家的还要小、要破。听说原来是想让我们住到南面那房子里去的，因为一则没有家具，二则前面太荒、太空旷，老太太心想反正住几天就走的，何必兴师动众呢!

　　再往南，就是一大片稻田和水洼地了，这里叫罗门畈。水田里种着稻，水洼里尽是些菱角，一到秋天收获季节，倒也是黄金铺地，水红菱是又大又甜又便宜的。因为一水之隔，我此后的日子，就是在那么一间房里和那一大片稻田水洼地里徘徊度过的，那些岁月，让我永生难忘。

　　嵇山门就在东南面，城墙虽在，却无城门，只剩下城门洞了。人说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可我当时却无福享受。远望嵇山门外，便是高耸的香炉峰，陆游诗中所描述的晚眺景色，现在想来，确有如在目前之感。可我在当时的处境、心情，健康条件下，却只有凄清惨淡的回忆。从此，柳桥头(确切地说是那间房子和厨房)便成了我生活的天地，也就是说成为我这只遍山跑、满天飞的野鸟的樊笼了。

　　这时候，战争局势正紧，尤其是北方的友人们，为了不愿在日寇的沦陷区生活，为了抗战，为了找寻自由，多纷纷外逃，北方友人的来信更稀少了。有的到个新地方还来过信，比如克木，到武汉后给我来过信，小浦、小林他们就不知去向了，只有干妈还不时有封信来。

　　原来，我到南方来之前，北平的友人们也为我设想过，万一在南方居住不惯，可仍回北京去继续求学或做点什么事。但战火一起，一切都乱了套，北返的计划落了空。

　　家乡的父母从我出走后，大病一场，三姊、小妹也频频来信催我回去，为了父母，我又何尝不动心。但不久希衡夫妇带了孩子也回家乡了。这样一来，我当然死了这条心。

　　这时，只有周麟的妹妹瑞华(她曾去看过我，而且相处很好，她当时在杭州，后来考取了浙大外语系，战事一紧，就随学校辗转流亡南迁了)开始还有信来，往后她的行踪也不定，信是时有时无。

　　而锡侯走后，信虽常寄，我却收不到。寄到杭州家里的被他舅舅的儿子拆看了，这是我最最不快的，但又无处可以代收管。我的信一封封地寄，每次信投进邮筒里，仿佛连心也一起投了进去，听见信落入邮筒的一声轻响，总要默默地在心里万千祈祷，祈祷它能够被我的锡收到。烽火连天，云山万里，那是一种多么惨淡的心情，希望和祈祷一齐寄了去。每寄出一封信，心就往下一沉，这滋味，至今犹如昨天的事。

　　每天，我机械地做着一切家务活。原来李家让我们烧火灶，但烧那种灶，不仅我不习惯，老太太也不会烧，于是我们就改烧柴火的风炉。这种炉子是黄泥烧制的，像一只小缸，门前开个大方口，可以送柴进去烧，烧不着时满屋子烟，呛得人鼻涕眼泪直流，这也慢慢儿习惯了。好在烧饭和烧菜都比较简单，买柴、买菜等也很方便，后门头河里常有农民划船来卖，什么萝卜、白菜的全有，有时还有鱼、虾。所以除了买油、盐、米等，几乎不必上大街。而买这些，又总是李家大姊上街时喊着我一道去，十天半月难得去一次。我独自一个人是不上大街的，一则语言不通，二则道路不熟，三则也无什么东西要买，也无什么大街可逛的。

　　使我最苦恼的是无书可读，从杭州匆忙带出的两本书也读完了。我这时唯一的精神和感情上的寄托便是写信和写日记，虽然这些信可能是无法投递到的，因为收件人的流动性太大，加上烽火连天，谁知道这些信会在哪个关节上出岔子呢?但是我还是写，不停地写，借以排遣内心的郁闷。

　　开始的日子还好，我白天干活，夜晚在煤油灯下，还可以干点自己的事。老太太们或老太爷，也常来聊聊天，他们爱坐在床沿上聊，我只当没听见，也还干扰不了我。可不久以后，杭州形势更紧，老太太的娘家人--舅舅、舅母及其儿女们一大家口全逃了来，这一下子挤挤闹闹，就没法儿得点清静了。

　　舅舅一家原先住在杭州的花牌楼，跟陆官巷很近，一般来往不大密切。老太太的兄弟--舅舅，倒还是个老实人，不大言语，原来在吉林南货店里管点账务。舅母可是一位厉害角色，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个头高高、胖胖的很结实，一脸横肉，说良心话，我不喜欢这个人。她有四个女儿，大的两个已经出了嫁，小的两个比我小几岁，长的一般，是那种伶牙利齿的典型杭州姑娘，说话叽叽喳喳、又尖又刻。有个儿子大约比我小一两岁，也许跟我差不多大，是个中学生，有点文化，有时我们还能交谈几句，此外还有个小儿子，当时还吃奶的。瞧这么一大家口，又加上个个能干，我可没经见过这样的场面，开始，觉得闹哄哄地，弄得人整天头晕目眩。后来，他们安排了住在南屋三间新房里，这三间新房里原来西头也有个大厨房，一只大灶，真是 民以食为天 ，怪不得绍兴人一见面头一句话准要问： 吃过饭没有? 当时心里只觉好笑，仿佛绍兴人天天为了吃饭活着似的，要不然一家为什么要不砌那么多灶呢?

　　自从舅母来了以后，为了方便，我们也就在新房的灶上一起烧饭了。舅母对我还是嘴甜甜的，也跟着孩子喊我新嫂嫂，称老太太为阿姐。自古来，姑嫂相处很少有和睦的，我冷眼看老太太跟她也是表面上客客气气。

　　原来舅母有个大女儿(大表姊)，我从未见过，据说比锡侯大一岁，叫美云。曾听锡说过，当时他们想把美云许给他，他无论如何不肯要，后来听说老爷子还为此发脾气，硬逼着他答应，那时他的老父亲已经患病卧床了，他始终不肯答应就径自回了北平。到后来父亲死了，他总觉得自己怫逆了父亲，是件终生憾事，却又始终觉得没有答应美云的婚事是对的。后来美云嫁了杭州一家绸缎店的小老板，据老太太说，丈夫每次回家来口袋都要翻过一遍，连几个铜板都要搜刮下来。这些话，是有一天我已睡上床，老太太跟李家老太太坐在床沿上聊天，听老太太说的，她们以为我已睡着了。

　　从这个小插曲里，我觉得舅母对我的过份殷勤和关切，多是怀着醋意的。因为到绍兴以后，老太太经常发头晕病，经常卧床，锡良年纪小，又是男孩子，只有靠我一个人服侍照料。一般生活只能是青菜萝卜之类，门口可以买到活鱼，我总买点来烧给老太太吃，良弟当然端了碗凑在老人床边一起吃，我则一个人坐在厨房灶前方凳上吃点剩饭剩菜。这本来对我没有什么，我也不在乎这个，可舅母就在我面前说：阿姊如何如何，自己带着小儿子吃好的，让我在厨房吃剩菜之类的话。我总是回答她： 舅母不要这样说，姆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小弟年纪小，应该吃点，我年纪轻，不要紧的。 这既是我出自内心的真情实话，也是在回敬她的挑拨性话语。当然，她们姑嫂之间还有什么龃龉，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想，如果是为了美云的婚姻之事，她应该更恨我才是。好在我这个人一向豁达坦诚，从不计较这些小嫌隙的，所以也就懒得去深究它的底蕴。

　　倒是最使我苦恼的还是夜晚到来后，他们没地方可以消磨时光，便都挤在我们的房里，因为那里有唯一的一盏带玻璃罩子的煤油亮灯。于是，老的在那里谈天，张家长李家短、日本鬼子 甲格甲格 (杭州话，意思是怎样怎样)，年轻小一辈的就围拢方桌看我写什么。这是使我最恼火的，他们从来不懂人家写什么不该去问去看的，我又不便说什么，只好忍着，见他们一来，赶紧收起来，直到他们散去，夜深了才又开始写，这时候，老太太又该催了： 夜了，早点睡……熬油费火地…… 于是只得赶紧收摊睡下。

　　其实，正是由于我的天真无知和坦诚的粗疏，不去深究底蕴，让别人钻了空子。今天回想起来，这位舅母，称得是一位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人物，她恨我，想拆散我和锡之间的爱情关系，她表面上对我多关心嘴多甜，当着我的面说她阿姊如何如何，实际上她和老太太之间该不知搬了多少是非，做了多少挑拨，这是我现在仔细回想才恍然明白过来的。因为逐渐地，老太太对我的态度比以前不仅是更冷淡，并且更露骨的谩骂和侮辱的话时常出来。本来我对他们就是个外来者，是个不受欢迎的外人，加上我是从北方来的，说的一口北京话，江南人一般自以为聪明伶俐，高人一等，常常刻剜奚落北方人，称他们是 北佬儿 。这句称呼本来就含有轻蔑的贬意，从此我就被他们称之为 北佬儿 了。起先我仍不在乎地付之一笑，逐渐这几个小表妹人前背后地取笑我，她们不知自己的无知，可我在这个环境里是个孤立的被取笑的对象，老太太本来就嫌我是个多余的、 白嚼食 的人，后来她被人挑拨得常常对我恶语相加，或冷言相讥，她那一句句话真能呛死人的。我想，我迟早要被这个环境折磨得发疯，甚至磨死。

　　本来就极度虚弱的身体，加上每天的劳动，使我时时有一种要倒下去的感觉。别的尚可，记得最受不了的是倒马桶，绍兴人对粪便看得极其贵重，这是我到绍兴来后的最特别的印象。除了最大的一条街上外，其余的大街小巷几乎几十步就有一个茅坑，那茅坑并不是房子式的，而是用稻草搭成的三角篷子，下面放一只大缸，缸口上放两块木板。最初我很奇怪，后来我才明白，大粪可以卖钱，在绍兴大约地少人多，田地主要靠粪肥。怪不得几乎家家有茅坑。李家后门口就有一个，粪便除了自己浇菜之外，还卖给农民，一个月可以卖一两块大洋呢!李家老太太每到农民来打粪之前，总要掺些河水，这样可以多装几桶，多卖些钱的。

　　所以我们去后，李老太太便借给了我们一只大马桶。这种大马桶又高又大，上下几乎一般粗，上面有一圈厚厚的边，可以坐人。马桶本身的重量大概就有十多斤了，而且这马桶没有可以用手提的环儿，倒马桶时只能双手捧起来，把马桶端到齐胸口高处。若是隔天倒一次，还可以抬得动。因为我要从房里床背后倒退着端出来，出房门下一级台阶，再迈出中屋门的门槛，这已经是有些吃不消了，但是还得一口气抬过厨房，迈出厨房门槛才到后厅堂屋，然后再迈过一道后门的高门槛，才能摇摇晃晃地抬到地头的茅坑旁。

　　常常是当我这么困难地抬出来，刚走到后厅堂或刚迈出后门槛时，却冷不丁地发现李老太太站在我身边，她一边手持念珠，一边笑眯眯地跟我摇头又摆手，说： 舅母，今天是××菩萨生日，不能倒马桶。 这句话虽温和，却不啻为一道圣旨，弄得我不敢不遵，只好乖乖地、更艰难地抬回去。这样的时候时常碰到，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直接上茅坑吧，不仅无遮拦，而且那是男人的专利，何况李老太太几乎天天就守在那间屋里，因为坐在屋里可以观看后门口河里的船只来往动静，由此可以盘算她的生活和经济命脉。因而我只有等，常常是一连好几天都是菩萨生日，我就得好几天不倒马桶，粪便越积越多，越多越重，好不容易哪一天皇恩大赦没有菩萨生日了，她会告诉我今天可以倒了，而那马桶也快满出来了。可即使这样，还得倒啊，于是咬紧牙关狠命地挣着抬起来，还得小心着不使自己跌倒，不使马桶泼出来，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该怎么办呢?这时我的健康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了，每天下午我都感到发烧，头、脸、手心发烫，一双脚肿得像馒头，夜里睡不着，或者一睡下就做慌梦，总是出冷汗，整天人觉得恍恍惚惚。我知道我的病的深度，思想上极其矛盾，一方面，我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我必须离开这里，另一方面，我又怕辜负了锡的托付，我应该担起照顾他 老母弱弟 的担子，怕对不起他，可人家又不需要我，我又何苦呢?我又想，如果我就此死掉了，不是更对不起他对我的爱么?就这么在被人折磨又被自己折磨之下，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像一只将死的老马那样拉着生活的磨盘……

　　我觉得我只得写信给在海外的锡，告诉他我在这里的生活，告诉他我有负他的所托，我将离开这里的打算。同时，我也写信给鲁比，这是我1936年暑假回桐城时在江轮上遇到的一位好友，她原名叫江滨，是南京金陵女中高中毕业的，当时她乘江轮到武汉转驻马店，她的家在驻马店，父亲开一爿同昌源转运公司的。只江轮上那一夜，那整整一夜的倾谈，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挚友，以后她常常给我来信，这时候，只有她，是我所能求救的唯一的朋友了。她接到我的信后连忙来信，叫我去她那里，一切不成问题，一定会为我找到工作的。亲爱的朋友呵，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得到援助和温暖，是人一生中的幸福而且永远难忘。可惜，此时火车已经不通了。

　　我想，要等锡的回信来，谁知道要哪年哪月呢?天天盼信，却音信杳然。

　　没想到的是，有一天老太太从杭州回来，一脸怒气，原来锡收到了我的信，他给柳永芳写信，希望他能帮助我出来找点工作做，大约跟柳说我在绍兴不习惯，并可能说了我是自由的，随时愿意离开都可以。因为我离开杭州时并没有跟柳打招呼，老太太说他是日本人，早已不让我去看他了。所以柳永芳到陆官巷找我时，正好老人这几天回了一趟杭州，把过冬的衣物收拾收拾带到绍兴来，便得知了此事。老太太一回来就大发脾气，骂儿子不该给别人写信，骂儿子还没出山呢，就不认娘了。当然，我不知道柳永芳是怎么跟她说的，要说儿子不孝顺她，心里没有她和兄弟，那可是天大的冤枉，儿子不正是为了 老母弱弟 ，才把个费了多大力气才弄出来的心爱的妻子送来服侍她们的么?他临别时的嘱托： 母老家贫弟幼，千种意为君剖 的心迹时刻在我心头萦绕，我才这么不顾一切艰难险阻，牺牲了自己来成全他人的么?我明白，老太太表面上是骂儿子，实际上是骂我呀，我只得陪着笑脸安慰她，责怪自己不好，这才慢慢平息下来。

　　自此之后，我的处境更糟了，本来就无法弥合的鸿沟越来越深，原来我是只山间飞鸣的野鸟，竟然成了不言不语的哑巴了。

　　这时候已是初冬，白天在河边淘米洗菜时，我看见成群的小鱼活泼地来争食碎米，又突然一个忽闪，潜入水底不见了，它们是多么自由，多么快活呀，我真羡慕它们。好几次，我恍惚觉得水面是那么平静安宁，我恍惚感到那水里的生活要比人的生活自由宁静，有好几次，我几乎一抬脚就想如履平地一样地踏进水面，其实，我当时并不想死，也并不想去投河自尽，只是觉得那水面(尤其是宁静的黄昏天)是如此可亲，这可能就是精神快失常的先兆吧。

　　有时，在日暮时，我一个人在前门的荒地上孤独地漫步，踩着细碎的枯枝沉思，或者在一清早，我一个人溜出去一会儿，沿着乡间低矮的破围墙，踩着被霜铺盖着的枯黄小草，看荒野外一片灰白色，在晨霜或凛冽晚风的颤抖中，我觉得一种快意，觉得与我当时的心境是那样协调、交融、契合，只有这时，我才回到了我自己。虽然，我明白我跟它们一样憔悴可怜，也跟它们一样快到了生命的尽头了。好多次，我在晚风中绕着那高墙围着的尼姑庵打转，我想着那里的尼姑们也许跟我一样年青和不幸，但我还是欣羡那伴着一声声木鱼钟磬的宁静……

　　我才是十九岁的人啊，几个月的工夫，就变成这般模样，简直有一种随时会倒下去的感觉。难道我就这样毁了自己的一生么?我想，这也绝不是锡所希望的，我想，我还得走，走出这窒息人的火坑、陷阱……

　　我唯一的希望是火车能通。开始时，听说绍兴车站被炸了，当然走不成，但我仍不死心，人在溺水时抓住一根芦苇也是个救命的机会，我再给鲁比写信，鲁比还是同样热情地叫我去，我终于决定了：走!

　　还是我那简单的行李--一床被子，一只小极子的皮箱。等我到了火车站时，才知道火车不知什么时候会开，什么时候能买上西去(到金华往江西再北上)的票，东打听西打听也问不出名堂来。车站上乱哄哄的，好不容易打听了两位年轻的路警，一个是安徵滁县人，姓王，是同乡人，觉得特别亲切似的，还有一位河南青年，也是路警，和他们谈谈，觉得我这半年来的哑巴有了个说话的对象，仿佛又回到了人间似地倍觉温暖。他们也都是年青人，有热血、有抱负的年青人，他们也向往能有开往前线报效祖国的机会。

　　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火车暂时不会卖客票，因为全部都在运军队，往西开。那么，沿海城市该是被放弃了?他们劝我先回家，只要一有通车的消息就马上骑车来告诉我，并且为我顾了一辆人力车。回家后的第三天，这位王姓青年同乡急匆匆地骑车赶来，我还以为通车有了消息了，谁知他是特来向我告别的，说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上前线了，火车开往江西，我离去的希望破灭了，但我为他的好心，为他们能有机会上前方与敌人拼搏而高兴。我很想握一握他的手，说几句鼓励的话，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只能在心里祝愿，望着他远去，连这种同志式的友谊我也终于没有表示出来，何必又再招人非议，给人以嚼舌头的资料呢?到了玉山，他还寄来一封信，以后就全无消息了，人在战乱中，生和死都是寻常事，谁又知道谁明天不会尸填沟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