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到坡塘
来源：绍兴网   2017-12-12 11:36:25

　　战争的形势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掌握和预料的，虽然绍兴人笃信菩萨保佑，也只不过是自我安慰和一种渺茫的期望而已。飞机来了，哪怕你跪在菩萨面前烧断了香磕破了头，炸弹要开花仍是不会有菩萨来 挡驾 的。所以，现实终归是现实，只要杭州那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萧山到绍兴路程不远，很快就传来了。正如俗话所说 十里路上无真信 ，一传十，十传百，越传人心越慌。就像前一次自我安慰地说到了国庆节就不打仗了一样，这一次大约也是类似的谣传，说：过了年就太平了，年前还得到乡下山里去躲躲。实际上，外面的战局也确实不好，国民党政府大处还管不过来哩，谁还有功夫来管这点角落里。反正那时节，沿海一带，日本鬼子随时可以来的，只是他们还没有精力顾上去抢村夺寨罢了。

　　这时候，李家老太太他们商量着要往乡下逃、往山里逃，当然城里人逃到乡下的也越来越多了。得先去找地方，这一点倒真感谢他们家，随便走到哪里总带上我们这一家。

　　去乡下联系租房子的事当然是老太爷去办了，毕竟老爷子当年在书店里是跑外勤搞推销的，人事熟，再加上可能他们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吧。李老爷子也乐于揽这份差事，到外面多自由，比在家里被老太婆拘得慌强多了。而且到了人家，总得好酒好肉地招待几顿，美美地吃个痛快，所以他就乐颠颠地去了，不几天又喜滋滋地回来了。

　　原来，他已在离城约十五里的坡塘旁边的应家潭，为我们租了房子了，于是我们赶快打点些简单的行李，套了一只船往坡塘进发。实际上，我们在离坡塘还有一小段路的桥头就上了岸，往田埂的岔路上走。

　　这坡塘是一个临河的小镇，河的这面有几间小店，河对面仍是田野。这个小镇上有一家小杂货铺，杂货铺里除了农村所需的日用品之外，还卖点布匹，不过那布总共也不过十来样，无非是蓝、青、白布之类，还有一些花洋布。引人注目的是，这家小杂货铺门口挂着个方邮筒，并代卖邮票和代寄挂号信，因为我常寄信，所以特别记得那个信箱，它挂在临水边的一根柱子上，投信时，得用一只手牢牢地抱住柱子，否则真有掉下河去的危险。街上另外还有一家卖油盐酱醋的小店，一家卖米的小店，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店铺了。

　　应家潭距离坡塘大约有2-3里的田间小路，紧靠在山脚下，大致排成 品 字形的散落着三排带木楼的房子，一共住着八九户人家，全部姓应。

　　品字的上口地方，地势较高，在山坡底下的一块平地上建了几间房子。这几间房子的后面，是一座不算很高的山，山上的树木葱茏。这山像一只太师椅子似，两侧的扶手环抱着向外伸展出去，而就在被扶手环抱的座位上(也可以说是地底上)却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潭。这个潭的面积不大，比一般农家的打谷场还要小，但那潭水却碧清，由于被山环抱着，被树丛的倒影映遮着，所以那潭水呈现出黑黝黝的颜色，丢块石头下去是探不到底的，半晌才听到的响声可知是深潭了。这是个风水宝地，也许那潭里藏有一条蛟龙吧，因为不是处在交通要道上，也就算不上什么名胜了。这个潭，因住户得名，故名应家潭，村也以此名之。

　　我们住在 品 字的左下口--也就是椅子扶手尽头的山脚下的那排房子里。房主人我想不起来叫什么了，他的大哥叫应长生，这是三兄弟的房子，大哥住一头，二哥住中间，还有个老三住在另一头。

　　大约李老太爷跟应长生原有些来往吧，要不然我怎么听见他们都喊他长生大伯，而且后来他们两家还认了干亲，过年过节还时常来往馈赠哩。

　　老二是个殷殷实实的庄稼汉，夫妻两个都不大声响。我们家和李家就住在这家的楼上，一间房隔成前后两间，李家住南头那间，我们就住在北头。也许因为这里靠山，有的是木材，所以楼房从墙壁、地板一直到窗门，全部是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板，楼下后间楼梯上摆个风炉烧饭。

　　我们住的这半间也有一张大架子木板床，老太太和良弟睡，我则紧挨着大床用长条凳搭两块木板睡。另外还有一张方桌、几条长板凳，这环境对我来说够满意的了。还有一个两尺大小的木板窗户，打开来可以望见送我们的来的那条河，河上的石板桥和一大片田野，虽然朝北，可眼界开阔多了，顿时觉得心胸也敞亮了一些。

　　当时楼下还住着一家姓柯的，柯师母带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也是城里逃难来的。柯家与李家仿佛也熟识，柯师母人挺文静，两个女儿当时也许上小学吧，至少是认得字的，见了我这个识字的外方人，就特别喜欢跟我说话。而我说的话，她们又不懂，有时，她们会找来一些 绍兴女子文戏 (即现代称之为越剧)的唱本，以及一些有关的小说如琵琶记、玉蜻蜓之类的书给我看。生活实在无聊，有本书看看也好，于是她们就好奇地接近我，原来，我在她们的眼里是 外国人 ，想从我这个 外国人 身上寻找点什么她们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一般她们跟我接近时，我多以微笑点头处之，极少跟她们搭腔的，但她们后来在给我书的同时常常要问这问那。我并没有想到她们是那样看待我的，我之所以少搭腔，是因为想到我的话她们可能不懂，没有交谈的可能，既然承她们下问，我只好反问她们： 我说的话你们懂不懂? 万万出我意料的是，她们却回答我： 格(你)外国话我不懂。 我不禁哑然，于是便再问她们： 你说我是哪国人呢? 她们说： 不知道你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多有意思，虽然我当时说的北京话，比现在地道，但也不至于被当成外国人呀!城里来的人尚且如此，乡下人之视我为异国人、是怪物，就更不稀奇了。从此后，本来跟他们就没有打交道的机会，更没有可以交谈的事。于是我就真地成了哑巴了，不论乡下的邻居们，还是城里逃来的 难友 们，路上碰见了，我就只是笑笑，人家说什么话，我也只是摇摇头或点点头。但一切家务事我还是照做的，例如在门前的沟壑里洗衣、洗菜、倒马桶啦，有时到山脚下田埂上去走走哇，总会碰到些面熟但却不知名姓的乡邻们，一概如此应付。因而后来，我听见人家告诉我，说村子里的人都说： 朱家那个媳妇人真好，可惜是个哑巴! 一个一向说话、演讲口若悬河的才十九岁的年轻人，却成了个哑巴，多么可笑、可悲又滑稽的事啊!

　　而更可惜的是心灵上的残疾比身体上的残疾更伤人，不过这时候，老太太的娘家舅母那一家人逃到更远的山里-- 平水 去了，我身边少了些乌老鸦的噪聒，倒清静多了。嘴哑了，心不能哑，于是，我就利用北边那唯一透亮的窗户和夜晚的一支烛光写作，冬夜的北窗下够冷的，我就用一杯开水暖暖手，不停地写呀，写，向自己的内心倾诉。因为买蜡烛得花钱，为了节省，免得老太太晚上催我快睡，说 熬油费火地，蜡烛要花钱买哦 ，我只得挤出白天每一点空闲时间。如今想来，我一生最大的感悟，就是发现一个人得在夹缝中生存，这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它一直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到最近，我都能验证出这句话的效应来!

　　我就是这样开始写我的第一本小说 影 ，本来是想在写完它之后，再接着写下面的，谁知越到后来，我的这个夹缝也很少有能为我利用的了。不过，在当时，除了写信之外，就是写日记和小说。因为信的写出，常常是得不到回信的。虽然锡的信照写，照寄，但是像我这样今天东、明天西的奔逃，逃到这个或那个山疙旮里，怎么能指望万里外的书信得以寄到呢?而在国内的友人们，又因战争的关系，不知各自奔逃到何方了，偶尔收到一封不知是冒过多少战火硝烟、经过多少转折，几乎是经月才到达的信，真有如见故人如获至宝之感，因为这是心灵上唯一的甘泉呀!

　　时届隆冬，农村里的农事闲了，家家都忙于过年的事。而这些事，对于我们来说，几乎一概都免了，我倒觉得这样更适意些。看着别人家忙乎，自己倒觉得得到了解脱，不然白天忙吃喝，晚上又怕灯油蜡烛贵，何时得闲?

　　农村里忙着冲年糕、磨粉、做豆腐，以至杀鸡、杀猪、买香烛、缝新衣、做新鞋，诸如此类，我本来就不感兴趣，可是见他们把家里凡是拆得下、搬得动的家具以至门窗，都放到河里去洗，甚至连房板床架子也都漂在河面上，就觉得很希奇。现在想来，农民忙了一年，趁着农闲又过年的机会，彻底打扫一下，倒也是好事。而这些劳动又都是小媳妇干的事，男人们都拿杆旱烟袋，走东家到西家去串门儿，烟袋灰随便在台阶石头上一磕，往背后腰带里一插，又到别家门口去凑热闹晒太阳去了。

　　我隔壁的长生大伯家就是这样的。长生大伯其实也不过四十岁左右的年纪，那相貌长得有些特别，黑红的脸膛是农民的本色，但他那只突出的高鼻子，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大眼睛，和那高鼻子下的一张轮廓鲜明的薄嘴唇，一口整齐的白牙，使人乍一看起来，觉得他象个外国农民。可惜抽旱烟起了一层黄釉，光头上扣一顶阿Q式的旧毡帽，又让人觉得他确确实实是一位绍兴乡下地道的农民。初看他那副相貌觉得有点凶的，不过，当他农闲时，特别爱坐在大门口的长条凳上跟他那二兄弟对磕着烟袋锅闲扯，而李家老太爷也会去凑热闹，才知他是一位能说善道的人。长生大伯一双眼睛特别有神，这位农民大哥，若是给他个什么干部当当，我想他比起今天的多少乡干部来绝不逊色。

　　而他那位大嫂子，生得小巧，三十多岁年纪，那举止和行事的能干、利索劲儿，简直象一只既会下蛋又会叫嚷的小老母鸡。一天到晚忙进忙出，吱吱喳喳，说这个道那个，确实掌握着这一家子的生活大权。她自己生了两个女儿，女儿还小，当时还不足十岁，倒有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大儿子(后来我才知道是长生大伯收养的)，和一个打扮得象戏台上小花旦一样的儿媳妇。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后来，慢慢地我看见那个大儿子象个长工，从早干到晚放牛、犁田、插秧、耨草、车水、打稻，样样都是他。而这个小花旦似的儿媳妇，只因为是乡下人，穿的是自制的绣了花的布鞋，头上挽个髻儿，戴一顶两片式的绣花色头毡，腰间胸前扎一条绣了花的蓝围裙，是这一身打扮才使我觉得她象个小花旦。其实，按她的年龄也许跟我差不多，只是身材矮小一点，下巴尖一点。我见她整天不声不响地忙乎，见她把门呀、窗呀、床板什么的都放到河沟里浸泡着，蹲在河边上用刷子刷呀刷、用抹布擦呀擦的，她的手冻得象红萝卜一样，可是还得洗……

　　乡下人本来就是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媳妇当然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早晚两头黑的摸。这对夫妇就住在我紧隔壁，只隔一层木板，我因为晚上总看点书写点什么的，一般比乡下人睡得晚些，从不听见他们夜晚说什么话的。也许他们白天太累了，上床就只能睡觉了，也许她们之间不敢诉说什么，因为他们的公婆就住在他们的隔壁，也只是一板之隔。

　　后来，我听说这位小老母鸡婆婆抱怨儿媳妇不给她添个孙子，这个媳妇的日子当然更不好过了。天底下一千个婆婆中有一个疼儿媳妇的就算不错，何况不是亲生儿子。我不免同情起这位可怜的小儿媳妇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而已，而且我的廉价同情也是白搭，毫无补于小媳妇的处境。当时的 天下 儿媳妇大约全都如此，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当了婆婆再在儿媳妇面前翻本，天经地义。

　　不过，如今的儿媳妇，多半是还没有见到婆婆就翻本了，如今的大多数婆婆又都成了当年的小媳妇，甚至比当年的小媳妇还不如，人性之可悲也就在于此吧?!

　　然而，我的处境和地位是不是比她更好些呢，我这个被视为寄人篱下的人?

　　结识了终生难忘的好友--胡剪虹

　　农民们家家忙过年，对他们可以说是一年忙到头的最快活、最舒心的时刻，逃日本鬼子的事，毕竟他们没有亲身感受到，相反，许多城里人逃下乡来，倒增加了他们的一些收入。

　　大人们忙进忙出，整个小村子显得比农忙时还热闹，小孩子们更是像放出笼的鸟儿，叽叽喳喳、三五成群地到处乱跑，但城里逃难来的人家却心事沉重，毕竟是逃难，不是走亲戚。我们家的老太太，本来体子就弱，加上半年多来的折磨，儿子远行，几乎杳无音信，女儿远嫁云南，只有一个小儿子留在身边，算是最贴心的，像我这个儿媳妇么，虽然她生病了是我服侍，一家吃饭，烧煮的是我，刷洗的也是我，但在老人的心里，我终归是个外人，到底有多少份量，她自己心里是早有掂量的，而我也只是应了他儿子的托付，牺牲了自己来照顾他们的。

　　老太太遭受过 九一八 的大变故，自己又不会找钱或生产，俗话说坐吃山空，当然只有守着点现款小小心心地过日子，如今又添了我这个白吃饭的人!其实那时她手头还有三千元的法币(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些钱，她理所当然地要留给小儿子和自己防老的。可日本鬼子这一下从东北打到了南方，而且逼得她一再地逃难，家家什什的虽然都是卖不出几个钱的破旧货，但反过来你若去买的话，当然是买不起的，现在这些东西都丢在杭州，丢给日本人了，心里能不疼么?何况她本来就是个守着家过日子的本份人，我不知道她以前是否也是这样双眉紧锁，眼皮搭拉下来的，至少，我一见到她时就是这样的，也许因为年纪大了，生活的风霜和煎熬而变成了这样，可以想象到，她心里是极不舒展的，可是她也不愿跟我谈什么话，而且一直到后来，她也很少跟我谈什么心里话。

　　由于本来就体弱，再加上心里不舒坦，老太太病倒了，不过，说她那病，也就是什么感冒、咳嗽一类，并不是什么非要请医生吃药的大病，当然，在那个乡下，即使想找个医生看病也是没法儿找的，只不过多睡睡，吃点糖茶、鸡蛋，或者煮点什么汤喝喝，躺几天就慢慢好了。老太太常有一句话： 无钱买补食，困困当将息。 这是她的治病之道。我现在回想，她可能还是心情不好，也无什么营养吃，其实，这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般市民妇女常有的事，不是么，连我自己今天回顾起来，又何尝不是含苦茹辛、勤俭节约地过日子，才能维持到今天的局面呢?这也许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 美德 吧。

　　老太太时常头昏，她那时还有几支吉林带回来的上好野山人参压在箱子底下，舍不得吃的。她的女儿锡春(即锡侯的妹妹)，倒是个极温厚诚笃的人，我到绍兴以后不久，她知道我身体不好，就曾写信给我(当然那信是写给三个人的)，告诉我，妈妈那里还有几支好人参，叫我拿一支来吃吃。可是我会这样做么?我能这样跟老太太说么?老太太不识字，当然她那小儿子看了信，也是不会说、不会做的。只是到了后来，我给她翻晒箱子时才发现压在箱子底下的一个纸包，知道那大概就是人参了。实际上，我除了小时候看见母亲因头昏(这都是一样的虚弱症)，偶尔泡一点参茶吃，那些只是参须(细细的小根子)而已，便宜货，但在当时，我就觉得那是挺贵重东西了，所以从来也没见过真正的人参。一直到后来，老太太的那人参出了虫，被虫子蛀空了，我才见到它的真面目的。所以说老人就是这么节省惯了的，自己生病爬不起来，也舍不得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