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路上
来源：浦江县政协   2017-12-12 14:51:45

　　到火车上当一个车童

　　一九四一年，我父亲在浙江省浦江县郑宅孝门桥开了一家同浴官盐分销处。我在店里做杂活，卖盐、收钱、烧饭、炒菜，样样都干。

　　父亲有一个要好的老朋友，叫张樟来。他每次来店里，我就点火奉烟。他经常表扬我：“你很乖，今后到火车上当一个车童。”父亲说：“我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样样都会做，比哪一个学徒都好!”寒冬腊月，我得知张樟来伯伯的儿子张世美要回家结婚，他在铁路警察部队当官。我要求父亲托张樟来伯伯的儿子帮我介绍，去铁路上当一名车童(现在称列车服务员)。

　　张世美与我同辈，应该叫他哥哥。他的老婆张有鱼，是我小学的同学，比我大三岁，长得很漂亮。新婚期满，我们三人一起上路。父亲牵着我的手，为我送行，流着眼泪，谆谆告诫。我来到浦江郑家坞火车站，第一次看到火车。从这里上车以后，一直到江西鹰潭站下车，暂住在张世美的家里。

　　那时候的鹰潭，多数房子是茅草棚，生活艰苦。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多数是从日寇侵占区逃亡来的。我的工作是负责买菜，没有鞋穿，下雪天只得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

　　那个段长对我说：“这个小伙子可惜太小，不然的话，当个勤务兵倒是挺好的。”一周后，他把我介绍到鹰潭站以西的终点站邓家埠站，当了一名站夫(现称列车服务员)。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听听电话，打打点，接接车，招待一下车上的服务人员，上班24小时，休息48小时。当时，浙赣铁路有两万多名工作人员，我的年纪最小，大家叫我小张。

　　每隔一天，总有一列铁棚车从已经沦陷的杭州前线，运回大批伤残官兵。车门一开，只听见“担架、担架”的呼唤声，活的官兵抬到离车站约三里地的101伤兵医院，死的官兵肚子涨得鼓鼓的，臭气熏天。在车站北面的山丘上，埋葬着数千名牺牲的官兵，一块块写着部队番号和官兵姓名的木牌插在坟前，算是墓碑。

　　那时候，日军的轰炸机经常从江西乐平机场起飞，轰炸鹰潭。听到警报声，我就背着电话机，离开车站，因为轰炸的目标就是机车和房屋。飞机扔下炸弹，炸出的弹坑直径有三四米宽。

　　敌机不断在头上盘旋扫射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日军发起东西夹攻，步步紧逼鹰潭，铁路局宣告员工向福建方向疏散。

　　平时，我住在鹰潭火车站站长毛仲濂家的隔壁。他的小女儿才三四岁，每到休息天，总是同我一起睡。毛站长对我说：“车四段段长缺少一名随从人员，由你担任。”他的小女儿知道后，抱着我的腿，不让我离开。这时，毛站长夫妇抱走了啼哭的小宝贝。

　　我背了行李，离开邓家埠站，来到弋阳站，与正在等候我的段长会合。我们雇了三辆黄包车，段长、太太、保姆连我共四人，前往铅山方向。

　　一路上，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哭声不断。忽然，天上飞来一架敌机，一阵扫射之后，投下几个炸弹。这时，哭喊声震天动地，乱成一团。傍晚，天下起雨。我们来到分水岭头时，天已漆黑了，隐约摸到一个凉亭，发现有一个朝天的稻桶，里面已经坐了人。我们爬进稻桶，车夫在边上看行李。雨在不停地下着，狂风吹起凉亭上的瓦片，“嗖嗖”地往下掉，把我的雨伞砸出好几个洞。

　　第二天的行程，是前往福建的建阳、建瓯方向。雨已经停了，逃难的人群蜂涌而至。我们肚子饿了，没地方买吃的。到了中午时分，我们停了下来，到村庄里找吃的东西。房里空无一人，我在床边找到一坛生芝麻，用袋子装了四五斤，回来以后，大家狼吞虎咽地吃了。因为生芝麻润肠，不到两小时，大家开始拉肚子。可当时敌机正在头上不断盘旋扫射，大家哪里还顾得上死活!到了下午五点钟，我们才买到吃的东西。

　　他乡流落被同乡收留

　　到了福建南平，我们找不到住宿的旅馆，东流西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造好的房子，住在里面。政府每天施粥一餐，一人两碗。

　　过了一个星期，从黔桂铁路开来了一辆客车，站长以上的人可带家属和一个佣人。段长叫我藏在坐凳下，别吭声。开车之前，进行检查，把我拖了下来。没有办法，段长只好把我的小包裹从窗口抛出来。我倒在地上痛哭，心想天地之大，难容我一人，不是日本鬼子，我也不致落到这个地步。

　　我忍痛回到原来住的地方，过着沿门乞讨的生活。有一个绅士看我可怜，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浙江省浦江县人。他瞪大眼睛，“唉”了一声，说：“浦江人陈肇英的哥哥陈肇丰，是福建省的盐务处处长，住在西门，一问就知，他肯定会收留你的。”听完此言，我即刻收拾行装，登门拜访。一到门口，就碰到陈肇丰，说明来由。他二话不说，把我留下。我洗了澡，换上衣裳，虽然大了一些，很有气魄。从此，我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

　　陈肇丰的太太很宠爱我。她的小保姆比我大三岁，是娘家的侄女，长得很漂亮，与我同住一间。她在门口间，我在里面，两人相伴干活，形影不离。

　　患上疟疾，全身水肿

　　在陈肇丰家住了三个月。有一天，来了一个浦江老乡，约四十来岁，是三元县梅列镇军警干部训练所的教官，名字叫方孟庚。

　　他见我人很灵巧，就说：“你在这里没出息，到我那里去受训，当干部吧。”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就答应了。他对陈肇丰和太太说明道理，也答应了。

　　第二天，我随方孟庚同行，来到梅列镇，进行考试，写一篇国父遗嘱。经考核决定，警长班不合格，我只好进警员班。

　　结业后，我被派往福建的邵武。当时的训练很严格，脚上穿草鞋，身上穿旧军衣，拳打脚踢，吃糙米饭，下饭的是一锅煮的芥菜。

　　这个地方森林茂密，气候潮湿，乌烟瘴气，疟疾频发，经常死人。两个月后，我也染上疟疾，住进简易的医院。因为久治不好，我的全身水肿。

　　乞讨路上被老人救治

　　这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逃散的浙赣铁路员工可以到江西玉山铁路局领取救济费。我准备好小行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越围墙逃跑。

　　早晨八点，我到达南平，碰到陈肇丰的太太和小保姆。她看我这付狼狈的模样，劝我到她家养病，被我谢绝。慈悲善良的太太买了一袋水果，给我送行。一路上，我泪如珠下，重走乞讨之路，一天能走多少，就走多少。

　　有一天中午时分，看见一户人家正在大办宴席，我扶杖前往庆贺。有一个老人迎了上来，说：“老寿星来了。”我当即点头称是，叫他们拿红纸笔墨来，写了“五世其昌”四个大字，大家都起立，拍手叫好。主人摆上酒菜，请我吃了一顿美食，还送我红包、礼品和一袋食品。我就双手合十，表示道谢。

　　三天后，我到达仙霞岭脚，在一户人家借宿。主人家在屋檐下的避风处，给我铺了稻草，铺了一垫一盖的棉被，叫我在此过夜。到了半夜，我就收起被褥和稻草。主人听了，高声喊叫：“客人，时候还早。”我说了谢谢，就离开了。

　　走了将近一里路，天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我张开破伞，坐在路旁的岩石下，身上感觉发抖难受。我心想是不是在做梦，摸摸石头，是现实，不是梦。

　　雨渐渐小了，我鼓起勇气，往上攀登。等到东方发白、天将亮时，我已经爬到岭头。下岭走了约一里多路，从山坳里来了一位老汉，背着锄头，提着箩筐，好像是采药的郎中。他对我说：“小伙子，你这么早已经过岭来了，你回头看看那边的告示牌。”我当即仰面一看，牌上写着：“岭上常有虎狼伤人，过岭必须成群结队。”我想，这次又过了一道鬼门关。老人说：“你还是到我茅棚里歇歇。”我感到肚子很饿，求之不得。他对我说：“你的病很重，我给你吃点药。”我回答：“谢谢老太公救命之恩。”他叫我在床上躺下，喝下一大碗蜜甜的药茶，我就呼呼地睡着了。等我醒来时，他说我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叫我喝了一碗粥，到厕所里大泄一次，感到肚里空空。他对我说：“你安心在这里调养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好转。”那几天，我一天吃四餐，老人家里每天都烧野味，如野兔山鸡等，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美味的菜肴。一个星期后，我身上的水肿消退了。

　　告别恩人，我重新踏上去玉山的行程。三天后，我到达玉山铁路局，领到救济费，拿出三分之一的钱，寄到给我治病的老人家中。

　　得了肺炎爬过浮桥上医院

　　在玉山，我打听到张世美夫妇住在白鹭洲的一个小岛上。见到他们时，我吓了一跳，他老婆原先是一个美人，这时变成秃头老尼姑一样。原来在日寇入侵时，他们隐蔽在鹰潭西南方二十来里的龙虎山，张天师的驻地上清宫。她得病以后，无医无药，久病不治，头发都脱光了，幸免一死。当时，虽然日寇已退，但局面一塌糊涂，铁路没有通车，他们也没有工作，靠救济费维持生活，与我同病相怜。投靠无门，我只好在一个破庙里安身。

　　半个月后，我发烧了，到玉山铁路医院治病。经检查，我得的是肺炎，吃了药也无济于事，病情一天天加重。上医院要经过浮桥，因为我身体虚弱，浮桥摇晃，只好爬过浮桥，再上医院。那天主治的是个女医生，年纪约四十来岁，对我说：“小伙子，你的病很严重。”结果，她给我注射一针，高烧退了。没过几天，病就好了。

　　这时，张世美已经复职，带领路警搬运铁轨。我买了一个篮子，继续去卖烧饼油条。

　　炸得满身都是石子和泥土

　　过了一个月，张世美把我介绍到玉山航空站，做站长的通讯兵。

　　有一天，日军飞机来轰炸机场，把跑道炸毁了。站长拿了小红旗，叫我去点弹坑，每个弹坑上插一面小红旗。我插了一半，又飞来两架飞机，只好躲在弹坑下面，仰面看到炸弹“嗖嗖”地丢下来，听到“啪”的一下，“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满身都是石子和泥土。到了傍晚，站长还是要我去点弹坑，我没有办法，只好服从命令。

　　这样过了两个月，日子还算太平。可好景不长，接到上司命令，兵站要裁员，点到我头上，只好背了行李，仍然回到白鹭洲的破庙里，重新去卖烧饼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