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也是一种反抗——抗战时期难民迁移的特点与影响
来源：搜狐   2017-12-12 14:57:45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财产损失，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量难民迁移逃亡到西部，形成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和难民潮。

　　一

　　战时人口迁移方向

　　全面抗战时期的难民迁移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一”。

　　全面抗战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是受日军的侵略方向影响的，根据日本侵占中国各地区的情形，国内迁徙运动可大致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1

　　从抗战开始至南京沦陷

　　华北地区的难民主要由三路向后方迁移。第一路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吴宓记述，郑州车站“时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

　　第二路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一部分再由大同沿同蒲线至太原，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进一步向陕西迁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有人西迁，吴宓1937年7月28日的日记中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K(编者注：“K”为此母女姓氏缩写)母女愿出京，只此一途”。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的电文也说到，“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编者注：“并”为山西省省会太原的简称)者络绎于途”。这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至潼关转车，他们“多去西安，去豫鲁者少数”。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编者注：“月杪”，即月末)平绥路难民络绎逃跑，现在五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经平绥路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200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

　　第三路，一部分有能力自东南迁京沪或武汉三镇的难民，其路线与清华教授吴宓、陈达等人的南行路线大体一致。吴宓的路线比较复杂，首先由北平乘火车至天津，然后经海路至青岛，再由胶济路到济南，转津浦路到徐州换陇海路车至郑州，再从郑州转平汉路到汉口，由汉口去往长沙的联大就职。有些欲到南京、上海等地的就可在徐州接着乘津浦路车南下。与吴宓多走陆路不同，陈达主要是走水路，从天津搭海船直接到上海，再由上海溯江而上，辗转到达长沙。

　　华东区以上海为中心，在战火燃至上海之前，上海即已风声鹤唳。据竺可桢记载，1937年8月6日早晨至上海北站，发现“站上行李山积，出口处亦有行李堆积，致行人甚难出入，脚夫忙甚”。雇车至沧洲饭店，至则发现房间已满，“闻上海搬家者日来甚多，大抵由闸北、南市搬至租界，租界屋均人满”。

　　该地区的难民，主要分三路迁往后方。

　　第一路北上至苏北等地。上海、昆山、嘉兴、常熟等地的难民或乘火车，或搭轮船帆艇，或徒步去往吴县，自吴县经京沪铁路、或者从水路经运河北上，至镇江后渡江到江都，然后从江都前往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县(今泰州)、东台、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等地。

　　第二路沿沪杭甬线南迁，有的再转浙赣铁路去往南昌等地。经此路线者，主要是原籍浙赣等地的旅沪人口，因避难而回乡。

　　第三路沿江西上。这条线路在上海陷落后尤其繁忙，京沪一带人士与从北方南下京沪地区的人士多经此路内迁。陈达11月19日自上海到达南通时，与他同日到的“共四轮，约七千余人”;而与他同日到汉口的轮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驶，共载旅客及难民一万余人，据说近一星期来每日如此”。

　　在难民迁徙后方的同时，上海租界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难民。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的中外居民，大批地涌向苏州河南两租界地。“外白渡桥”以及外滩大道上，人流滚滚，“途中搬运箱笼之车辆，自早至夜，未尝停止”，“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上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声——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又因人心慌乱，亟望逃出战区，所以人如蜂拥……难民为了要逃生，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了，满路尽是遗弃物，把宽阔的马路，弄得隘狭难走了”。11月4日晚，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南市及远至徐家汇的华界居民以汹涌之潮涌向相邻的法租界。法租界在11月10日发出关闭铁门的通告。大批大批的难民于是便被铁门挡在了界外，其时头顶时有日机飞掠轰炸，有家不能归，财产不随身，饥寒交迫，“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呼号啼哭，惨不可喻”。

　　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

　　2

　　从南京沦陷至汉口沦陷

　　这一阶段，武汉由于其交通的便利和是政府的所在地便成了众多难民的集中地。包括难民在内的大批人口移来武汉，使武汉的“人口陡增至一百五十余万”。由于难民的大批到来，武汉三镇到处是衣衫褴褛、面色焦黄的难民，到处都是胸前挂着白布难民条、面呈病态的难童。

　　战争进行到1938年夏，武汉已岌岌可危。8月1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往重庆。从政府西迁的过程来看，其内迁进程遵循了从南京一武汉一重庆的模式。有人估计，当1937年底国民政府西迁时，陆续乘船西上至重庆的各部官员及所有公务人员有万余人。

　　为了保全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与教育界人士做出了将高校内迁的举措。学校内迁，带动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上万名青年学子迁至后方。在学校内迁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自身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正如陈达所说，“他们在这恐怖的战争中，亲身体验着动荡的生活……青年人备尝这种艰苦的折磨，使他们爱国的热情交炽，更有助益于个人坚定自己的信念;老年人经这番艰苦的训练和辛劳的工作，一旦到他们安顿下来，就会更坚定了他们在这新社会所感受的经验”。

　　抗战初期，还有大量上海和东部的厂矿内迁。估计整个战争时期，有4万多技术工人从沿海迁往内地，其中绝大多数曾在1938年到达武汉。在这次搬迁过程中，大约有10.8万吨设备从武汉运走。在国家资助下，1万工人也迁走了。

　　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

　　抗战时期，内地难民入港相对集中在1937年下半年至1939年这一段时间。不包括铁路和轮船运输统计数字，1937年入港移民人数为111000人，1938年上半年为74000人;而在1927—1936年的10年间，年均入港移民(铁路和轮船的统计数字除外)只有1100人。另据来自铁路和航运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香港人口净增加近25万人。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东，导致短时间内难民数量急剧增多。新的难民沿陆、海两线源源不断进入香港。据统计，1939年9月香港人口超过200万，其中内地难民占有很大的比例。

　　总之，这一阶段，南方难民主要往西南迁移，北方难民主要往西北迁徙，构成难民总体西迁的趋势。

　　3

　　由武汉失陷至豫湘桂战役

　　当上海、香港及越南尚未沦陷时，这些地区仍留有许多国人，直至1941年底，据上海报告，国人约有525万人，比1936年增加了50%。1941年11月，香港宣布国人总数达155万人，大约占总人口的60%。至于法属越南，实为中国人由华南至西南后方的主要门户。

　　自盟军失掉越南、香港及上海后，中国的迁徙运动主要靠内陆路线。直至1944年9月，许多从华东、华中及华南沦陷区内迁出的人，都集中在广西桂林，作为旅行的出发点。由此可以北上到贵州省的贵阳。从贵阳有两条重要路线可走，一是到云南省的昆明，一是到四川重庆及成都。如果要是往远一点方向去的话，那他就会采取后一路线，再往西南至西康省的西昌或往西北至陕西省的西安，甘肃省的兰州，青海省的西宁，或是新疆省的哈密。

　　据估计，1942年河南大旱灾引起的中原大饥荒使河南籍灾民入陕者先后达80万人。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1946年1月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的调查，“豫籍难民流亡省外者有500余万人，流浪省内无家可归者有800余万人，合计待救难民1300余万人”。1943年统计河南“因灾情过于严重，灾民逃亡者过多，前后遣陕安置及灾民自行赴陕谋生共约130余万人”。河南难民入陕后，主要分布在西安、宝鸡、咸阳、汉中等大中城市和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村庄，还有相当一部分分布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

　　豫湘桂战役又带来了新的难民潮。张发奎回忆，从湖南来的几十万难民抵达桂林与柳州，作短暂停留后，去了贵州等地。

　　二

　　战时人口迁移数量

　　全面抗战时期难民很多是没有疑义的事实。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一名外国记者报道，平津失陷后，天津小小的英租界内拥挤着50万难民。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高峰时曾达到70万人左右。

　　随着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战区人口被迫大批迁徙逃难，武汉因交通便利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而一度成为难民集聚的中心地域，据国民政府1938年4月统计，全国已有难民收容所860所，经救济机关救济者达430余万人，当时尚收容难民96万人。

　　到1939年上半年，全国15省收容所共计1000所左右，其中分布于湘、鄂、赣三省有270所，另有收容难童的儿童教养院和保育院共71所，已收容难童3万余名。

　　据四川省战后人口的统计，抗战时期来四川避难的外省人数为100万。

　　1938年日军抵达广州深圳后，当地的难民纷纷逃往香港英租界。他们开始用舢板作为临时渡桥，后港督罗富国目睹难民惨状，下令将边界桥开放，难民更加蜂拥而至，当天即有10万难民拥入英租界，至1944年12月涌入的湘桂黔难民已达到60万之多。

　　研究战时人口内迁数量，须与抗战时期的难民数量进行区别，因为只有一部分难民迁移到了大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数字。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特派员田伯烈记载，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八、九、十三个月里，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地以及在十一月、十二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逃亡的难民，不下一千八百万人”。

　　1938年《申报》曾经报道，随中日战争战线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难民不下1000余万人。

　　1938年9月振济委员会根据各方报告估计，“现在全国难民，数逾一万万，待救济者，亦在一千万人以上”。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女士在《蒙难的中国》一书中说：“据估计难民总数为3000万至6000万之间。”易劳逸计算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难民人数至少有300万—400万。齐锡生利用1946年国民党调查档案资料，估算出这次战争期间难民人数有9500万人。抗战初期，即1937—1938年间，国民政府保守估计至少有6000万人在逃亡。孙艳魁也估计，难民总人数当在6000万以上。张根福依据档案，得出与齐锡生相似的结论。调查结果显示，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为9500多万人。

　　那么，在这些难民当中，有多少迁徙到了大后方呢?

　　抗战初期有人估计，自抗战爆发至1938年3月之前，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大约在2000万人以上，但“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到十分之一，而此十分之一幸到武汉或南昌、长沙、沙市、宜昌、重庆或其他城市者，约计有十万人(只算无办法之难民，公务员与商人不计)”。

　　行政院说有2000多万东部人内迁到了后方。1948年出版的《中华年鉴》提到了内迁难民有400万人。

　　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多同意张嘉墩首先提出来的5000万人的说法，“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人增到二亿三千万人，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半定居于中国后方”，陆民仁也认为抗战时期“内迁的人口，估计达5000万之众”，还有学者认为是“上亿的被迫性移民运动”。

　　较高的估计数字受到学者的质疑。战时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认为，“由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极少，因而我估计，国民党声称抗战初期曾有八千万人西移的数字是夸大的，实际上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1944年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役后，又有大片国土沦丧，难民人数再度上升，但离开家乡的未达到抗战初期的规模，原因是当地人“眼见年来外省人逃在他们家乡那种狼狈无依的情景，与其远逃，不如近躲”，待战乱过后重返家园。

　　三

　　战时人口迁移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成为难民，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

　　内迁难民大多来自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在工业重心迁移的过程中，各类人才、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也从沿海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向西转移。据统计，到1939年8月为止，重庆83家机器工厂的4000多工人中，约70%是内迁工人。

　　在社会升平的日子里，移民通常是属于中下社会阶层的人，他们为了谋生及改善其社会地位而迁出家乡，但在抗战期间，却有多数富有人家，由于战事而被迫离乡背井。这些移民可分为三大类：(甲)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乙)政治方面活动的人士，或同情重庆中央政府的人，或是为日伪政府所仇视的人;(丙)爱国者及不甘受敌伪压迫的人士。社会学家孙本文讲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有些区域里，某一个时期的移民，以年青的男女学生为多。因为他们如果留在故乡的话，他们必被强迫进入敌伪政权所办的学校，学习日本语文及接受日本文化。这种奴化亡国灭种的教育遗害，早已于东北“满洲国”各地实施，因之在沦陷区里的青年学生，早在日军占领之前，即秘密被迫随大批移民逃到西南后方自由区。年龄相若，而非学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身体强壮，适合日军的征兵条件，如果停留于沦陷区，必为日军强迫从军或执行劳役。所以这些青年也迫不得已而随众迁出。也有大部分的移民，不欲离其故乡过远。因之，当敌人侵占其家乡时，则暂时举家逃避，一俟新秩序暂时建立，又再搬回老家去。许多参加这种迁徙运动的人，是为了贫穷及没有长途旅行的计划，不得已如此做的。又有些人，因受不了后来环境的压迫，继续迁徙，最后还是停留于西南或西北区遥远的后方。

　　战时背井离乡的逃难者不乏富有人家，除了党政界及爱国人士外，生意人、工厂经理、医生、工程师、教育界人士和自由职业者及技术工人等，占了多数，农民是“近躲不远逃”，加上较浓的安土重迁的特性，是其逃难人数最少的原因;而文教界，包括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人数最多，这与文化程度愈高，愈具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然有关，与较具经济地位和生存能力也不无关联。

　　战前的中国仍然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在总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最高，而农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旦遇到战乱，这些农民极易被抛入庞大的难民群中，成为其主要构成成分之一。然而，内迁难民的职业构成与难民整体的情况并不一样。“从难民的绝对量来看，仍然以农民占绝对多数，但因为条件限制，流亡到大后方的难民中农民并不占多数，而以工商业者、知识界人士、工人等占大多数”。原因是这些在难民总体当中占绝对多数的农民，在经济上极为困窘，而精神上又惯于依着于土地，大多不愿或无力长距离迁徙，一般只往邻近地区作短期奔逃，战事稍靖即又返乡。所以抗战初期在武汉、长沙等城市的难民，“农民成分不到十分之一二，十分之八九皆由城市中来”。不过，这其中又有些地区的差异，如“闻在西安者农民比较为多，其所来地点，多为黄河以北”。

　　难民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包括的范围较广，如各类学校的教授、文教人员、学生、作家、诗人、画家、剧作家、记者、编辑、机关小公务员、医生、各类技术工人等。在逃难的人群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较大，他们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甘接受日伪的统治。知识分子在逃难以前一般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这就为他们的逃难提供了先决条件，至少他们能够自己解决交通和旅费这两个逃难关键的问题。正像《新华日报》所讲的：“一般说来，(这类人)过去都是过着中等水准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是识字能够提笔写信的，他们的职业过去做过小学教师、公务员、办事员、秘书、书记之类。有这类能力的人在收容所里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所见到的难民中，仍以壮丁占最多数，其次为青年，并有不少曾受教育者，其次为学龄儿童。老弱妇孺，并不最多。其原因，一是当时离开乡井者以为老弱妇孺，敌人不致屠杀;二是老弱妇孺不胜远行奔波之苦(据一十龄难女童见告，由常州步行至九江，每日须行五十里至九十里不等)，故未偕行。青年学生又以初中程度者为多，入较高之训练班学力不足，当兵又觉屈就，故其出路最为困难。

　　四

　　艰难的逃难生活

　　难民的逃难生涯极为困苦。社会部部长谷正刚谈到，从1944年11月5日至1945年1月22日，在七十多天的时间里，曾两次到军事前线及黔桂边境一带考察军务和政务。在赴金城江的过程中，途经都匀、独山、南丹等地。“甫离南丹数公里，即与难民先头相遇，目击难民扶老携幼，延续至数十公里不断，及抵河池数公里处，则万头攒动，军民挤杂，形同市集，已成混乱状态”。

　　英国记者佛瑞达·尤特里访问了武昌的一个难民营：“一群老人和年轻的母亲，带着婴儿和幼童坐在草垫子上，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瘦弱、伤感和绝望，他们中有许多人生病了。”在逃难过程中，孩子与老人被家人遗弃或漠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下面引用目击者佛瑞达·尤特里的话：“许多家庭已经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星期了，有些走了好几个月。许多出发时还有5—6个孩子的家庭到汉口时只剩下1—2个孩子了。(到达武汉的)小女孩很少。当父母没有更多精力携带孩子，或当小一些的孩子太累而跟不上别人的步伐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被抛弃在路上等死……一些孩子必须遗弃以便剩下的孩子能够活下来，在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内心是何种的痛苦呀!谁又能想象在因日本人入侵而被迫逃亡的千百万人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小难民?”。

　　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37年8月25日，日军出动两批共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700余人。同年9月8日，日机七八架投炸弹于松江站，炸毁头、二等车厢4节，炸死300人，伤200余人，“此辈多系由沪逃出之难民云”。12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2000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

　　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

　　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难民只有不断地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外地流浪。

　　在抗战时期，西南各省的婚姻也有了新的局面。许多男子到后方各地工作，如重庆、成都、贵阳或昆明等地，而把家中的妻子儿女留在沦陷区里。当夫妻分离三年以上时，彼此可以自由容许重婚，而这种重婚，政府也默认，所以许多人用不着顾虑到重婚罪的事情。这种重婚事件，在公教人员及工商界人士中最多。

　　战争对难民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与社会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在战争的影响下，旧式家庭纽带与地缘联系被撕裂了。这一时期，婚姻解体，妇女卖淫的现象越来越多，一种莫名的绝望情绪在广大民众中弥漫。在这一进程中，孩子与老人被家人遗弃或漠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