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抗战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如何过元旦？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2016-01-02 ) 作者：冯杰    2023-01-01 10:45:50

　　1912年1月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日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国民政府后来大力推行阳历，凡属政府机关，农历新年照常办公，学生也要照常上课。最近接连阅读了万耀煌、胡宗南、何成濬的抗战日记。万耀煌战时主要担任第25军军长和陆军大学教育长;胡宗南战时主要担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成濬长期担任军法执行总监。本文以1938、1942、1944年元旦为时间切入点，重点考察上述三位高级将领彼时的不同职务地位所带来的不同困惑，也兼顾反映他们日记中的年节情形。

　　1938年元旦  万耀煌拒任战区参谋长

　　1938年元旦，万耀煌在日记中这样写着：“元月元日，在屯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静渡新年，战地军事倥偬，无过年兴趣，人民仍以旧历为主，对于新历毫无印象，一切如平常，我如不记日记，可能也忘了。中午在刘家花园与上官云相、邹文华、邵存诚、侯成等共餐。”万耀煌时任第25军军长，部队一个多月前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途经武汉时，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有意挽留他“在鄂负一方面指挥之责”，万表示“仍愿赴前方”。

　　虽说“战地军事倥偬”，万耀煌还是决定一游近在咫尺的黄山。元月二日适逢腊月初一，万耀煌等人先到温泉沐浴，接着又在中国旅行社用餐，地方人士力阻游山，理由是“时局紧张，山上不靖”。由此似可推断，万耀煌一行当时大概身着便装，没有公开高级将领身份。“久慕黄山之胜，有此机会，已到山麓，岂肯中止，拟入山作三日之游”。当晚刚刚写下日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打来电话，催促万耀煌返回屯溪。顾祝同一直想拉万耀煌担任战区参谋长，此前在苏州、武进、南昌三度相邀，但万“早已考虑不适宜此职”。尽管顾祝同新年热情招待，万耀煌还是婉言拒绝，表示自己愿望仍在带兵。

　　陈诚、顾祝同为何如此看重万耀煌?

　　万耀煌17岁时投笔从戎，入湖北新军为“学兵”，后经武昌陆军第三中学，依军制保送保定陆军兵官学堂。辛亥革命爆发，万耀煌即由保定南下加入革命军队。1911年6月，兵官学堂更名为保定军官学校，万耀煌等被召回继续受教，成为第一期毕业生。1916年冬，万耀煌又考入陆军大学第五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接受完整的新式陆军教育的青年军官。万耀煌之所以三番四次婉拒顾祝同，其中还有复杂的人事关系。现任战区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侯成久随顾祝同参赞戎机，对参谋长一职似乎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战区高级参谋邹文华、邵存诚与侯成存在隔膜，得知万耀煌坚决不干，有意推荐上官云相。上官云相很识趣，因与顾祝同保定军校同期同学，说话没有顾忌，指着自己的鼻子笑着说：“你看我像不像参谋长?”轻易规避了人事上可能出现的龃龉。

　　没过多久，邹文华如愿当上参谋长，侯成转任高级参谋兼战时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邵存诚继任参谋处长。1939年2月，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至江西吉安，召集第三、第九战区军事会议，顾祝同偕主要幕僚前往开会，不料消息走漏，日机轰炸吉安，邵存诚不幸被炸身亡。1940年春，蒋介石召开参谋长会议，检讨上一年冬季攻势的成败得失，邹文华遭到严厉批评：“这次冬季攻势，你们事先虽然有了很好的计划与准备，但作战任务没有完成，目的没有达到，主管作战业务的参谋长，是不能辞其责的。”1941年9月，黄百韬调任第三战区参谋长，邹文华改任苏浙闽赣边区游击副总指挥。

　　万耀煌当日不愿趟第三战区的人事浑水，似有先见之明，不过他的带兵愿望并未长久实现。临近旧历除夕，蒋介石电令万耀煌到武汉负责办理战时军官训练班，事情来得突然，万与薛岳、罗卓英沟通意见，彼等均认为“前方重要，不可离开”。第二天，顾祝同转来蒋介石电报，嘱咐万耀煌克日前往报到。战时军官训练班后来发展成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中央训练团。1938年12月，万耀煌调升陆军大学教育长，从此告别带兵。据军令部次长熊斌透露，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报中，不满陆军大学风气败坏，询问何人可去负责，陈诚推荐说：“万耀煌奉调后方拟办教育，且系陆大毕业，可为适当人选。”蒋介石连说：“万耀煌好，万耀煌好。”

　　1942年元旦 胡宗南劝说阎锡山离晋未果

　　

　　1942年1月1日，坐镇西安的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早早起床，“午前四时赴首席顾问莫斯科夫斯基住宅，参加元旦庆祝”;“六时在总部庆祝新年”;“八时在分校庆祝新年”;“九时巡视医院，看阅医生”;“十时在曲江池庆祝新年”;“十一时回东仓门午餐”。午后，又去给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人拜年。4日，蒋鼎文在寓所便餐招待胡宗南和汤恩伯，蒋介石打算东调蒋、汤负责第一战区，留下胡在关中继续独当一面。汤恩伯贡献意见：“河西晋军仅仅一个师，不可解决他，因不能全部解决，不如不解决。日寇如过河西，在河防应有轰轰烈烈的战事，如果突破河防而至西安附近，则以最少兵力应付而不能决战，以其损失太大，殊不值得。”

　　陕西境内的中央军与晋军关系紧张，责任完全在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1941年夏秋以来，阎锡山立场摇摆，一直和日军勾搭暧昧，甚至拒绝胡宗南派部增援黄河东岸龙门山一带的抗日部队。蒋介石非常气愤，判断“在洛阳与西安未失陷之前，阎不敢公开降日”，于是一面电令第61师监视晋军，一面指派曾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的贾景德赴山西克难坡“劝止”阎锡山。蒋承诺“晋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时，陕省或甘省皆可任阎先生治也”。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审时度势转变态度，致电蒋介石声明“必本前言与钧座患难与共，追随到底。”

　　大概是为了表示重回抗日阵营的诚意，阎锡山在1月中旬安排三分之二的家属西渡黄河，进入中央军势力范围。18日，旧历大年初二，胡宗南正在韩城视察河防工事，接到蒋介石长途电话：“阎长官要你过河，你可去也!如日寇压迫二战区，我可多派部队过河。”20日，胡宗南动身赶赴晋西吉县克难坡。克难坡为阎锡山经营数年的根据地，胡宗南等人先是骑马上山，途中马力不胜，只好弃马步行，晋军将领王靖国、郭宗汾、孙楚、赵承绶等早已在城口迎候。据胡宗南日记，“6时，阎先生召宴，阎态度从容，辞语谦下，精神旺盛，而动作适当，宴会毕，谈话约一小时半”。21日晨，胡宗南接见王子杰、梁化之等，“午前十时再见阎先生谈话约一小时半”。中午，胡宗南拜会年过七旬的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下午二时午餐，王靖国、赵承绶等作陪”;“三时三见阎先生，谈约两小时”;“六时应赵戴文之宴，座有各总司令及梁化之等”。晚上，阎锡山安排观赏京剧《打严嵩》，一时热闹纷呈。22日黎明，胡宗南一行离别克难坡，晋军将领又热情地送行至城外。

　　阎、胡此次谈话时间合计五个多小时，阎锡山认为“共产党了不得”，专靠武力无法解决，“假定中国赤化了，中国的人及物及苏联的支持，将这六万万人变成共产党员则共产主义统一世界，可以有决定性的”。至于对日抗战，阎锡山悲观消极，觉得重庆制定的反攻计划不可行，“在战略上打算则可，真要打则不可”，主张“在政略上求出路”。胡宗南恭维阎锡山为“华北抗战之统帅”，“并非领导区区之山西”,提议阎的指挥中心“应移关中为宜，最低亦以郃阳为安”。26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告克难坡之行，请蒋下令第二战区长官部迁入关中。起草这封电报的是中共特工、胡宗南身边的侍从参谋熊向晖，据熊回忆，胡的本意想要阎退出山西，给中央军过河让路，谋求战后赢得反共的主动。阎锡山乃山西土皇帝，他不肯离开老巢，蒋介石当然无法强行调开，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44年元旦  何成濬遇到一桩棘手案子

　　

　　1944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及军事委员会高级职员，集合于国民政府大礼堂前院，先是遥祭孙中山陵寝，即入大礼堂，举行武职人员授勋典礼，然后再行开国纪念典礼。10时半，何成濬急忙赶回军法执行部，等到办理完公务，返还寓所，“贺新者纷纷惠临，接见不暇”，何成濬在日记中感慨写道：“政府固有命令停止贺新，而以往之习惯，不易立予改变，不独此事为然也。”翌日，何成濬更为忙碌，11时至华侨兴业银行为“陈乐三之弟寿生证婚”;旋即又往罗汉寺吊友人妻子之丧，紧接着赴过杜月笙、钱大钧、刘航琛、范绍增等人的饭局，“复到华侨兴业银行，为居书祺证婚”;15时半，“再转往广东酒家，为执法监陈织新之女公子恒德证婚”。从这一天的社会活动观察，何成濬在重庆结交甚广，人缘较好。

　　1月6日，正在重庆医治牙疾的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找到何成濬，“谈及常德战役，再四委婉为令交(军法执行)本部讯办之师长余程万、朱岳两人解说，希望念其前功，从宽处理”。 何成濬表示“尚未完全明悉”情况，答应将来办案时，“在法律范围内，酌量轻减”。常德会战发生于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前后，他下令第57师师长余程万“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德城共存亡，勿使斯大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战斗激烈之时，余程万也曾打算“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结果在常德城陷落的前一夜，还是选择突围。蒋介石扬言枪毙余程万。14日，何成濬接到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冯庸报告，说是余程万“对所部无适当处置，部队迨察觉师长业已逃出，始悬白旗降敌，又有常德难民代表十余人，呈控余程万毫不顾及民众，且约束不严，民众出城避寇，守军须每人勒索数千元”。何成濬感叹案情复杂，“审理时即欲保全之，恐亦不易着手”。

　　过去一个多星期后，旧历春节来临，军委会罕见地通知大年初一放假一天。25日，何成濬记曰：“昨晚系农历癸未年除夕，十一时以后，家家燃放爆竹，竟夜响声不绝。今晨贺年者接踵而至，几无暇顾及他事。”2月5日，余程万抵达重庆，拿着军长王耀武的介绍函，私下求见。何成濬“以其情形甚严重，未到部投案，而先来寓请见，实不便与会面，因嘱侍者以正在午睡谢绝之”。15日，周远村、杨宗鼎上门询问余程万案情形，何成濬“以尚未调查完毕，仅约略告之”。22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又来登门，极力为余程万开脱，“请审判时于可能范围内予以宽宥”。何成濬允诺“必从法律上最轻之条文处断”。3月6日，蒋介石亲自过问案情，余程万“如已解到，应速审判呈核”。

　　此时，第57师副师长邱维达适在重庆受训，亦是奔走联络营救余程万。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乃第74军首任军长，面对众多老部下求情从中斡旋。何成濬只好采取“拖字诀”，静待蒋介石气平一些后再想进一步的办法。6月20日，余案进入会审环节，审判长官及法官一致认为余程万尽到了守城责任，应当“轻微处分呈核”。25日，何成濬奉召参加作战会报，蒋介石正为湖南战事失利心情不快：“如果早枪毙余程万，则张德能(第4军军长)有所畏惧，或不敢轻弃长沙。”何成濬默不作声，当晚日记云：“其实余已尽最大努力，与张绝不相同。”平心而论，余程万守常德确实做过努力，而各方呼吁关说也在改变舆论导向。蒋介石虽然不同意轻判五年，但也没有坚持一定枪毙余程万。

　　是年底，何成濬以韦云淞失守桂林未受严惩为由，再度签呈蒋介石，维持余程万原判。韦云淞是桂系将领，“碍于特殊情形，不能按军法惩办”，蒋介石也就顺势同意不再深究余程万。抗战胜利后，余程万获释，很快得到重新起用。余案说明国民政府的战时军法执行存在广阔操作空间，一为中央平衡地方实力派往往让步，二为人情关说严重干扰办案进展和审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