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日军为稳定后方,配合太平洋战场。发动空前惨烈的“大扫荡”,特别是冀中“五一反扫荡”(日本战史中称为冀中作战(又称三号作战))损失最为惨痛。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关于五一反扫荡的文章多存在明显出入。网络上各类自媒体文章,更是错漏百出,特别是宋庄战斗(部分称宋庄战役或宋庄大捷)争议颇多。
本文将依据中日最权威史料,讲述最真实的“五一反扫荡”作战史。向抗日烈士致敬!
一,战前冀中军区状况及部队作战序列
华北日军将河北划为冀东,冀西,冀北(平北),冀南和所围绕的中央等五个地区,该中央平原地区就称为冀中。而八路军方面将京汉,津浦,石德,北宁铁路线所包围的地界称为冀中区。
据华北日军战前情报显示,冀中军区共有正规部队1.4万人,一般以团为单位活动,每团拥有兵力1000-1500人,按三三制编成,拥有步枪700-1000支,轻机枪10-20挺,重机枪4-6挺,迫击炮2-4门,每人携带子弹30-50发。另外据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7年1月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3期记载: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约1.47万余人。
其民众武装,分为半脱产和不脱兵民兵两种。半脱产民兵以青年抗敌先锋队,游击队为基干编成,其战斗力虽比正规军低,但因与群众直接联系,能快速动员当地民众作战。不脱产民兵则为保卫家乡的自卫队,由各村青壮年男女组成,并分为青抗先,基干队及一般自卫队,在县,镇,村分别设有支队,大队或中队等各级指挥部,按行政区建立指挥系统。另外通过各界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获得人员等援助。其军事行动由正规部队团长或直接隶属于军分区司令。不过战斗力比半脱产民兵差,仅十分之一的人员有步枪或手枪。主要担负情报收集传递,救护伤病员,运送物资,补充正规军,空室清野等任务。其编制人数,因不同地区而异,华北日军曾对冀中几个村调查,结果显示“居民中有十分之一参加了自卫队,另有十分之一参加了积极的敌性活动的基干队。”
冀中军区正规部队序列如下:
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品正操,政委程子华,参谋长沙克。辖第6-10军分区,另有军区直辖部队冀中回民支队,骑兵第二团。
第6军分区司令王长江,副司令赵承金,政委旷伏眺,辖第16团(“五一大扫荡”时,奉命南下冀鲁军区),第21团,冀中警备旅(辖2个团)
第7军分区司令于权伸,政委吴西,辖第17团,第22团,抗3团,第1-3区队
第8军分区司令常德善,副司令张孔前,政委王达吾,辖第23团,30团
第9军分区司令韩伟,代司令刘子奇,政委魏洪亮,辖第18团,第24团,第18,30,38,42区队
第10军分区司令周彪,副司令闰力宣,政委师荣,参谋长肖新怀,辖第27团,第29团,第32团,第5游击总队。来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40-144页。
特别注意早在1941年,华北日军就对冀中根据地实行分区“扫荡”和蚕食政策,建有超过500个据点,位居华北八路军各根据地之首。致原第十军分区完全沦为敌占区,这进一步压缩了八路军冀中分区的活动空间。至同年底,冀中抗日根据地缩小六分之一,其平原地区损失最大。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载《敌寇在化培绪之现行军事政策》1941年3月31日,《关于一年来作战,建军情况及明年军事方针与任务》1941年12月。
另据日本战史记载,原第10军分区司令朱占魁于1941年11月被俘,之后受到华北日军高层接见,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进行二个月所谓“怀柔”工作。冀中作战时,日军企图启用朱占魁进行所谓“政治工作”,但在5月28日望都附近逃脱(关于朱占魁如何逃出未有详细史料记载。另据国内史料, 1951年11月因历史问题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3月5日获特赦,1979年予以平反。据日方史料记载“使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确实是很难办到的”,可见朱占魁没有投敌,且态度坚决)。可见上述第10军分区序列为新组建。虽然第10军分区“完全沦陷”,但仍有3个团,1个游击总队编制,序列尚存。
由于冀中军区主要担任物资供应,运输任务。故八路军总部明确其作战应尽量避免与日军主力“发生冲突,以图扩大势力,加强组织。对外则以宣传为重点的政治攻势与日军相对抗;对内则加强支援春耕的工作,以便把握民心和增产其所需要的粮食”。
根据华北日军情报显示,3月中旬,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和第7,8,9军分区司令部,可能第10军分司令区,估计共有第7军区主力部队和第6,8,9,10军分区部分兵力的基干部队七千人,民兵约1万人,正在向石德路以北滹沱河以西一带集结,另有第8军分区部队和回民支队向白洋淀东南转移,第9军分区返回保定以南地区。华北日军判断,八路军应提前准备春季反“扫荡”。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46页。
二 、日军“大扫荡”二,华北日军冀中“五一大扫荡”作战部署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特别是北部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地,并担负着从北京,天津,青岛,济南运进各种物资的重要任务。又为基干部队补充新兵。其军区后方供给处设在定县西北约25公里。同时对日军主要交通线平汉、津浦 、石德和北宁铁路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华北日军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不仅能确保铁路线安全,还有占有冀中丰富的资源,进一步达成“以战养战”战略。并切断外部物资运动管管,破坏晋察冀,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和兵员供应。华北方面军报导部长在冀中作战后的5月12日就说,“日军乃欲由于持久之作战与彻底肃清作战,行将使其一举完成为治安地区者……尤其因该地区乃华北之棉产地区,乃华北最有望之可耕地区,确信不久之将来,必能成为一大棉产地,而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占一重要之地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92-593页。
1942年初,华北日军决定针对冀中南部地区发起“扫荡”作战。战前华北日军情报部队对冀中地区地形,根据地设施,交通状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第二课同年3月下旬调查整理资料显示:“作战地区包括安国,饶阳,安平,深县,深泽,献县,武强,武邑,肃宁,博野,衡水,束鹿,晋县,无极等县,总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地势一般平坦,为村落散布的大平原。”“道路多为凹形道,非治安区的车行道路遭到破坏,敌人(指八路军)筑有交通壕联络着各村落……”等。
另外对冀中八路军作战特点的分析也很精准,认为八路军以党组织形式分散建立“红色地区”和地下组织,各“红色地区”相到间设立据点和交通线,争取民众支援,建立“联防组织”。这样当“扫荡”八路军基干部队时,就难以捕捉分散的小股部队,而且其与民众完全结合,致使“匪民难分”。另外各“联防组织”表面上协助日军,实际却“资敌”,致使日军“扫荡”时难以真正切断八路军各作战部队与地下组织,“红色地区”和“联防组织”的联络,并打击日军“扫荡”部队的部队调动,物资运输,同时收集情报,骚扰行动。
为作战突然性,华北日军各主任参谋在1942年三,四月间对作战严格保密,同时进行现地侦察及研究,准备。日军此次作战特别重视以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故参谋副长有琳前精三少将于4月中是命令有关政务军官在保定附近进行现地研究。同时强调要“以消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等为主要作战目的”。
4月中旬,华北方面军确定的作战方针为“对以吕正操为司令之冀中地区中共主力实施急袭包围作战,消灭其根据地,同时并用政治,经济及思想等各种策略,一举实现治安地区的目标”。决定以第41师团主力(6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独立混成第9旅团2个步兵大队(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第110师团白泷部队(4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由步兵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指挥),第26师团坂本支队(2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由独立步兵第12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骑兵第13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小川部队(独立步兵第29大队小川雪松大佐指挥)共计18个步兵大队为“扫荡”基干部队。另有第110师团(师团长饭沼守中将),第27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第29飞行队,河北省特务机关(机关长铃木繁二少将)及石门特务机关(机关长石田丰藏大佐)配合。故依据日本战史总投入兵力应在1.7万余人,加入配合部队应不超过2万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46-148页。
而国内有5万余人说。来源吕正操将军《冀中回忆录》:“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其直辖部队41师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的主力,以及110师团,26师团,独立第7旅团各一部共约5万余人(不包括伪治实验安军和警备队在内)......”。 笔者查到,为支援浙赣会战。华北日军于1942年5月中旬,6月下旬,先后派遣第22师团主力,小江混成旅团(由第26师团和第37师团抽调步兵五个大队为基干),第40师团步兵第237联队2个大队为基干。再加上华北治安警备,故日军派遣5万余人发动冀中作战可能性低。来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1982年第1版第133-135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战役主力的第41师团编制由师团司令部和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237,239联队及配有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兵种的第41联队,为3个联队制。另有师团通信队,武器勤务队,卫生队,第1,第2野战医院,病马厂组成。作战定员为13835人,再加军队的文职人员总共达17055人。可见第41联队为第41师团主力,配备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反观第237,239联队则没有配备。
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编制由旅团司令部,独立步兵第36联队和步兵第40大队及旅团的通信队,炮兵队,工作队组织,编制定员为4963人。可见独立混成第9旅团为1个步兵联队+1个步兵大队编制。
1942年4月28日,华北日军在兵团长会议上正式下达命令: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作战分为三期,具体部署如下:
1) 第一期:由白泷部队,小川部队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从5月1日开始分别向滹沱河以北地区,河间与肃宁地区以及石德路以南“扫荡”,计划作战10天。企图将冀中八路军赶入预先设计滹沱河南由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构成的三角地带。同时,第41师团乘火车向邯郸佯动,做好向石德路展开的作战准备。
2) 第二期: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从石德路由南向北,白泷部队和小川部队从滹沱河北向南将三角地带的八路军包围消灭,计划5天内达成。
3) 第三期:第三阶级第一期作战,进行反复“扫荡”,彻底消灭八路军部队有根据地设施,预计作战时间约10天;然后进入第三阶段第二期作战,在“扫荡”八路军的同时大力推进日伪据点,封锁线等建设。最后,再由第41师团在该地区转入警备状态,预计作战时间约15天。故第三阶段总预计作战时间为25天。
来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48-149页。
日军据点
三,华北日军战前准备
华北日军为隐蔽冀中作战的意图,驻冀中地区的第110师团,第27师团不断展开“治安肃正”,建设大量的据点,碉堡等工事,并将掩护铁路和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的隔断壕延长。至1942年2月末,隔断壕总长达3900公里,碉堡约达1300座。同时沿京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数百公里的封锁线,这些封锁线由石墙和碉堡构成,其石墙高2米,底厚约1米,企图阻断冀西与冀东补给钱,并切断冀西,冀东八路军对冀中八路军的增援。另外加强所谓伪警备队,自卫团培养,特别加强了冀中各村伪自卫团训练。这对冀中军区反“扫荡”,造成空前困难。
4月25,26日,华北日军将驻石德和石太路沿线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第8旅团下调顺德,接替转调的步兵第108旅团司令部及步兵第140联队。与此同时,新编入直辖华北日军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分驻石德路沿线地区,步兵第139联队则调往石太路沿线地区,由第110步兵团指挥。可见日军重视程度和准备之充分。
除以上措施外,华北日军还进行如下战前准备:
1) 开展特种情报工作,在3月已成功破译冀中军区电台密码,并设置谍报班进行监听与测向。但由于4月26日开始,八路军开始电波管制并变更了密码,华北日军只能寄希望谍报人员收集。这成为“五一反扫荡作战”冀中军区主力保全主要原因之一。
2)从4月初开始接连对冀东、冀西与冀南“扫荡”,使冀中军区产生例行讨伐的错觉。
3)华北方面军各参战部队积极准备 ,如“扫荡”主力第41师团为应对大平原和“扫荡”八路军小股部队骚扰,研究所谓“撒网战法”,即每个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兵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整个队形的正面,以搜索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但这种战法需保持各大队,各中队间的指挥联络和集中兵力。故日军预先安排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加强各部队间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为提高部队机动力而每个大队编有20人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必要时将这些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分配给各个中队,以加强指挥联络,搜索敌情及切断敌军退路。
4.加强联队附属特务工作队,还有与宪兵及伪军联系的政治工作班,专门用以所谓“民众工作”。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0-153页。
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将军
四,战前八路军轻敌,致战略判断错误
华北日军战争积极准备。而八路军总部,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乐观,轻敌思想。这也影响冀中军区,其在1942年1月17日指示各军分区,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之大部陆军,特别是华北军队虽不能调地,但增兵华北的可能暂时消灭,兵力也更加消耗与分散,势必不可免的在军事上的力量必相对的减弱,为供给战争,必须确保占领区,更加强对我根据地资源之抓取。此种矛盾产生了敌后抗战的新形势” 。 “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 将暂时不可能了,但小的扫荡,分区的‘扫荡’ 则不会停止且将增加……”。这种判断低估了华北日军为支持太平洋战争而更加积极进行作战,摧毁根据地的可能性,冀中根据地轻敌思想迅速蔓延开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1942年1月17日,第601-602页
但进入1942年,华北形势未如八路军预期。2月初,华北日军对晋西北和太行山发动一个多月的“大扫荡”,损失颇大。因此,八路军总部于2月11日指示各兵团要“打破把目标新形势下敌后之‘扫荡’当作以往一般‘扫荡’看待的观点,反对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战局估计不足之乐观主义,反对麻木现象”。不久日军增兵冀中地区。这引起了冀中军区警觉。遂于4月,接连下发反扫荡作战指示,“.......明确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不可能对冀中大的长期扫荡的观点,必须即时肃清。应进一步从思想上,物资上积极准备多事之秋的春季大扫荡’”。但为时已晚。同时,冀中军区未能侦知日军此次扫荡的目的,即“摧毁冀中,变冀中为治安区”。《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载苏锦章《冀中第7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
因此,4月下旬冀中军区才初步确定反“扫荡”方针为:各主力部队要突破敌人“扫荡”时的包围圈,由内线转到外线,转到敌后;地区队留原地区进行游击战;在敌人没有接近之前,冀中军区首脑机关仍留在根据地中心地区(深,武,饶,安)一带活动,待敌人接近我们,基本形成合围态势时,再开始突破一点向外转移。《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5-6页载《冀中军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渡过难关,赢来胜利》。
五,第一期作战(1942年5月1-10日)
小川部队在作战开始前,为防止冀中八路军向东突围。在小范镇附近及至献县间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以形成天然阻截线。4月30日,主力部队于日落出发。5月1日突袭肃宁以北地区,5月2日又攻击滹沱河北岸地区。但八路军部队很快分散,并换上便衣,但在3日战斗中,仍损失较大。
白泷部队(配属坂本支队)于5月1日包围潴龙河,木道沟河北岸地区,2日攻击安平北面地区,但八路军主力迅速向东及南方面突围 。一部分则着便装分散潜伏。为此,日军3日开始推进至滹沱河北岸地区(指邢邑镇,深泽,新营附近)后,分散部署兵力进行全面扫荡。
与此同时,独立混成第9旅团池上部队配属骑兵第13联队山崎部队,向石德路南面地区攻击。5月5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扫荡”子牙河,滹沱河北岸地区。骑兵第110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扫荡”。日军各部队还全面搜查潜伏的八路军和武器物资,并组织各村民“检举,逮捕”八路军干部。为加强情报收集工作。华北日军战前在石门设置情报所,5月4日又在此地设置战斗司令所。
但日军在沙河,木道沟河沿岸,遭到当地民兵依托交通壕,地道英勇抵抗,甚至连老幼妇女也积极参战。日本战史称此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4-155页。
当日军试图加强滏阳河封锁线时,活动于滏阳河西岸的冀中军区机关已开始向外转移。因其5月7日发觉滏阳河水位上涨。这意味着日军把小范镇附近水坝的水闸放下,令该镇以上滏阳河水位上涨形成障碍。因此,冀中军区机关和随同活动部队趁日军合围扫荡还未开始之际,于5月8日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小范镇南边附近渡过滏阳河,进入滏阳河 、子牙河以东地区,跳出了日军第二期作战的包围圈。这在日军包围圈最薄弱一点,成功打开了突围口。这也使得日军围歼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3期第108页载《“五一反扫荡”中的冀中领导机关》。
5月3日,冀中军区警备旅1个半连和30个民兵,在深泽城东的白庄村取得毙伤敌晋藤联队长以下400余人的胜利。5月1日至23日,八路军2个连在民兵的协同下,在无极,定县间的赵户村,打退敌4次进攻,取得毙伤敌250余人胜利。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冀中军区民兵,游击队
六,冀中军区“反扫荡”方针错误
对华北日军可能对冀中军区大规模“扫荡”。冀西八路军抢先于4月26日夜袭击了高阳东南渡河点蠡县,博野,安国。在“五一大扫荡”开始后,聂荣臻又命令冀西各部队全力反击。其中第1军分区杨成武部在易县西南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但遭到第101师团警备部队的反击,未影响战局。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5页。
面对日军的攻势。冀中军区在战役初期并未遭到重大打击。但不久,再次受到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提出反“扫荡”总方针,“发动全民武装自卫,展开广泛的全面的游击战争,进行全面的坚持。一方面要求尽可能地保存军民人力、武力 ,避免 ‘扫荡 ’ 之敌人摧毁。另一方面要抓紧一切可能积极托住阵地,以消灭敌人” ;命令“主力除必要留一部分分散坚持外,应迅速先机跳出外线,伸向反 ‘扫荡 ’ 作战重点及敌后空隙,积极向主要点线进行袭扰” ,并划定各分区的破袭目标为:“六分区磨头、衡水、束鹿、深县、宁晋及石德线” ;“七分区定县、安国、西伯草、新乐,定安线及平汉线新乐至定县段 ( 正定北 ) ” ; “八分区沧县、青县、文安、新镇、大城及津浦、平保、津保线 ”;“九分区饶阳、任邱、肃宁、望都、张登,高保保蠡线及平汉线 (保定至定县 ) ” ;“十分区积极乘机向大清河挺进 ,并相继爆破北宁路 ”。 此外, “各分区大量使用便衣工,编成爆破小组,向重要点线进行飞行爆破”。《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关于敌“扫荡”冀中及我之对策》1942年5月7日,第638-640页。
冀中军区预判日军第二步作战地域深县、武强、饶阳与安平为冀中军区第六、八军分区辖区。根据冀中军区扫荡前确定的外线作战原则和此时的敌情判断,六分区主力之大部分散提前转出预估的 日军合击圈,留下地方武装坚持。但是,六分区司令员王长江为了保全根据地,仍决定率领主力团的一个营留在深南根据地。八分区主力同样大部分散转出外线,留基干团第30团与地方武装坚持中心区。各县党政领导机关就地坚持反扫荡,有的县委还提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 的口号。此外,冀中军区骑兵团亦担负内线作战任务。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222页
综上,冀中军区在初期“反扫荡”总方针中。计划将主力冲出外线,破袭日军据点,交通线。留少部分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作战。但是日军早已做好反破袭准备,且对根据地采取军事和政治双重攻势,企图彻底催毁冀中军区。
八路军作战六,第二期作战(5月11-15日)
而恰在此时,华北日军特种情报部门仍无法确定冀中八路军主力行动方向,了解到的情况是:“各军司令部转变无常,在同一场所不超过3天。敌军部队是否确实在于作战地区内,系方面军最关心之问题,但其动向并不详”。而日军第27师团5月7日则急电华北方面军:“综合研判各项情报,在三角地带内之敌军主力正向其东北方地区陆续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必须改变作战计划 ,将第41师团调至天津方面,在子牙河、任邱、河间地区包围歼灭敌军。”对此,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综合分析各种情报后,判断“三角地带内之敌似已预知我作战企图而动摇,部队及居民确有移动,但军区之主力依然在三角地带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同时为防止八路军突围,是日夜华北方面军命令小川部队“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之隆(滏) 阳河的主要渡河点,并搜索企图逃出之敌加以捕捉歼灭”,骑兵联队“迅速集结于束鹿,于8日清开始行动,扼守小范镇与衡水间的隆( 滏) 阳河之线” 。依据命令,小川部队和骑兵联队,7日夜以后开始行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6-157页。
依据上述情况,华北日军第二期作战设想:“使白泷,小川部队及骑兵第13联队(山崎部队)从深泽南方封锁滹沱河下游和从衡水封锁滏阳河下游之线,同时使第41师团于10日夜利用石德路急速将兵力运送到辛集,衡水之间,从11日拂晓,首先歼灭深县东南方地区的敌军,相继歼灭安平西南方地区的敌军,以及深县,安平县以东地区的敌军。”为此,独立混成第9旅团编成池上部队(辖3个步兵大队,坂本支队,白泷部队的步兵2个大队)及小川,山崎两部队,统由第41师团指挥。
5月11日拂晓,奥村部队(第41步兵团长奥村半二少将指挥6个步兵大队为基干)沿石德路展开线出发,进攻深县东南的八路军。池上部队则向安平西南地区予以双重包围。而担任封锁任务的第110师团,为阻截八路军向西方山区撤退,也增援白泷部队。此时八路军已便装分散,很快摆脱日军的“扫荡”。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7页。
随后,第41师团于12,13日,又命奥村,池上两部对武强至安平的道路东北地区进行反复“扫荡”;冀中军区坚持于深县等处的内线部队被挤压至饶阳、武强县境内。在日军紧接着对冀中根据地腹地划分区域、分区“扫荡”的行动中,冀中军区内线部队遭到日军合击。12日凌晨,日军“从沧石路沿线各据点出发,分路进兵,从深安路以东、滏阳河以西、沧石路 以北、滹沱河以南向我‘合围” ’;“东西长二三十公里,南北长一二十公里的封锁线上,日本兵一个挨一个,并肩向中心推进,连庄稼地里的野兔都被赶得东跑西窜”。一天下来,骑兵团“三四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李秉新《血色冀中》第223页。
14,15日,日军又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扫荡”重点。同时命小川,山崎两部队向滹沱河北岸地区“扫荡”。至15日,第二期作战结束,准备开始第三期作战。日本战史记载“敌遗尸2299具,缴获9525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8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载冀中八路军部署插团七,第三期第一阶段作战(5月16-25日)及冀中军区反清剿失败
然而此时,冀中军区内部上下出现“日军大扫荡快要结束”的说法,而从天津,保定等大中城市收到的情报中,出现日本天皇被刺的谣言。再加上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致使冀中军区出现华北日军“扫荡”主力已撤退的错觉。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河北文史资料》第1辑载《回忆冀中‘五一’反扫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冀中军区遂于5月15日下达反清剿命令,“主力除一部仍留基本区及少数机关未能跳出外,大部均已脱出包围,我之反合围已获得初步成效”,“德对苏夏季攻势已开始,日寇有发动北进配合可能。因此,对我‘扫荡’有更加急迫与迅即转人‘清剿 ’ 阶段之势”。提出反清剿的关键在于“保存干部,保存地方下层组织,保存青壮年”与“加强农村团结”;“在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与交通线”。另一方面,冀中军区对日军保持警惕。考虑到日军“因其合围扑空,有移兵一部回到外线重组合围的可能” ,冀中军区把当前阶段定位为“处在敌人准备再合围与转入‘清剿’ 的时期” ,提醒各军分区“准备反对敌人之再合围‘清剿” ’。 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中共冀中党委,冀中军区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1942年5月25日,第647-649页。
日军则于5月16日开始第三期第一阶段作战。因判定“中共拟加以固守到底,分散潜伏试行坚强抵抗” ,故决定集中主力“扫荡”冀中军区核心地带,企图捕捉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并彻底破坏根据地。其体布署如下:
1,第41师团( 配属部队同前) ‘扫荡’滹沱河、隆(滏) 阳河和石德铁路三角地带;白泷部队及小川部队以高阳、饶阳连线为地境线,‘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
2,第27师团搜索预期自任邱方面 (白洋淀东南地区) 逃逸之敌军集团,力求急袭击予以歼灭。
3. 而且日军判断位于三角地带的八路军被压缩到深县东南地区,计划由第41师团于23日发起攻击。
5月20日,日军“扫荡”冀中区外围青县、建国地区。同日开始,八路军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对京汉,石德各地进行全线破袭,以配合冀中军区作战。但由于第110师团准备充分,未获得重要战果。
5月23日,已返回根据地的六分区部队在深南遭到日军合击。八路军则巧妙运用“离合集散”的战术,全面分散潜伏,以三击(迎击,侧击,尾击)和三速(速战,速撤,速决)的战术,灵活机动阻击敌人。日军战史称:“敌军之行动敏捷,当初不容易加以捕捉,但到处均发生不期遭遇战,亦有据守部,进行顽强抵抗之敌,24日的‘扫荡’战更获得相当大的战果。” 经过连日苦斗,被压缩到深县东南地区。亦在同日,位于冀中根据地核心区外围的任河大地区也被日军“扫荡”,蒙受不小损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8-159页。
与此同时,冀中军区的外线反击并不顺利。冀中军区七分区5月15日后集中部分部队三次向日军的城镇和交通线进攻,结果是第一次“奔袭定县未果,毁敌城关桥梁一座” ;第二次“当日就遭到邯郸、东长寿、寨里和南孟等据点敌守备队的进攻。激战竞日……黄昏后,被迫返回我原中心区” ;第三次亦是受日军数个据点合击,“激战至黄昏……被迫退 回我原中心区”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67-68页载《冀中第七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
5月25日,日军第三期第二阶段作战结束。26日开始第二阶段作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载冀中作战经过插图八,第三期第二阶段作战(5月26-6月20日)
华北日军“鉴于三角地带尚有残敌潜伏继续游动,同时外围之敌亦有加以策应蠢动之状况” ,决定主要攻击“沧县、高阳、望都之线以南为主之冀中地区的敌军势力,尤其实施三角地带内之根据地设施的清除工作,同时建设据点碉堡,隔断壕等设施,并强力推行与此密切结合之各项建设工作”,计划进行15天。为此,日军设立“真渤特别行政区”,管辖冀中22县,由第41师团对于该地进行警备;白泷部队和小川部队归还原建制,重新派遣第110师团和第27师团参加作战。
第41师团“扫荡”石德路以南地区,6月11-13日在枣强附近击退冀南军区部队,自称“敌军遗尸172具的战果”,其后回师石德路以北地区继续“扫荡”。另外,独立混成第8旅团于6月12日在威县以北地区,击退冀中军区部队。在此次战斗中,伪军也参战。最重要的是15日,真定道400名警备队参加了无极附近的作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59-160页。
在第三期作战中,日军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根据地进行政治清剿,以破坏中共党、政、军 、民间各级组织及影响力。为此,日军在大规模修路建碉,分割根据地的同时,大力搜捕八路军干部及隐藏的武器物资和建立伪组织。并打出“光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在野外是八路军,在村里的是老百姓”、“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的口号分化八路军和老百姓;在各村建立维持会;提出“没收逃亡民众土地和先用法币再换伪钞的土地金融政策”。因冀中区在思想、组织、政治上准备不足,给冀中区中共基层组织产生极大破坏。冀中区党委曾在6月4日指示各地委“今天最危险的就是我们许多区村干部孤独地爬在窑里(群众一般已回村),空喊斗争,或不顾及群众的觉悟与实际困难,只是咒骂群众,而村子里面却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 ”。 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八路军冀中军区关于“五一”反“扫荡”初步总结》1942年7月第697页。
很快冀中军区陷入困境。地方民兵武装和民众给予的支援大幅减少,据时任冀中根据地武强县委书记严镜波回忆:“维持会有的通知送情报,有的来求情:‘鬼子知道会把全村杀光烧光,老百姓遭殃,你们心里也不忍’。婉转地把我们拒之村外”,“面对强敌,部分同志失去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有的人躲进据点或回家隐蔽,也有人带队投敌”。李秉新《血色冀中》第137-138页。
其次,日军同时在根据地腹和地外围“扫荡”,大大压缩了冀中军区部队的活动空间。冀中军区在战后总结中谈日军第二期作战结束后,向外线“进行奔袭合击,到处建立临时据点,对我转出外线之主力,则以连续奔袭与拉网式的合击,以图与其内部围剿的兵力互相呼应……阴谋使我军内无立足之地,外无喘息之机”。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八路军冀中军区关于“五一”反“扫荡”初步总结》1942年7月,第696页。
同时,冀中军区部队后勤补给出现困难。而且战前配发的弹药本就极为有限,在致第六分区部队在5月23日李家角战斗中子弹所剩不多,战士不得不用砖头作战。还有冀中的地形环境已不利八路军大规模机动作战。“自五月下旬以下,我根据地逐步被敌人碉点沟路所分割,敌人的碉点间逐步构成了步兵的火力联系。我军遂处于敌人战术包围之中”。而且,“敌人把我于1938年所挖的道沟大部平毁”。另外,冀中军区情报通信系统遭到打下,上下级间联络经常中断,严重影响作战。就连无线电通讯,也难以保证。电报时常不能按时发出和接收,造成各级指挥部对战役情况完全不了解。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八路军冀中军区关于“五一”反“扫荡”初步总结》1942年7月,第696页。《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2期第141页载《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第7分区情报工作回忆》。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载日军冀中作战部队部署图九.冀中军区全面撤退,日军停止“扫荡”
面对危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终于明确“冀中为敌北进之后方基地,敌欲确保已具决心”,日军“反复奔袭我之主力与机关,使我无立足之地,无喘息之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作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关于坚持冀中工作的指示》1942年5月31日,第650-651页。
1942年6月1日,冀中军区电告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准备转移。6月4日,冀中军区命令“各军分区部队向冀南和路西转移”,“自拟路线,自定移动时机”。但八分区司令部6月8日在肃宁薛村遭日军合击,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牺牲。6月12日,冀中军区首脑机关在冀南威县掌史被日军包围,坚持到夜晚利用夜幕成功突出日军包围,转进至太行山。其他部队也蒙受不小损失。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载《吕正操等关于坚持地区保存有生力量的指示》1942年6月4日第655-656页。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219页。
日军指挥系统此时亦发觉“敌方之颓势显著,因而研判敌军将离开根据地实施游动,现正面临全面的困境”,故将第三期第二阶段作战延长至6月21日。6月20日后,部分日军开始撤走,第41师团在冀中地区转入作战警备状态,全面分散部署,修碉,筑路和挖沟。“五一反扫荡”此次结束。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61页。
十,“五一反扫荡”战果和宋庄战斗争议
综上,华北日军“五一大扫荡”战前准备非常充分,不仅破译了密电码和获取冀中军区大量情报。还修建了规模庞大的隔断壕,碉堡据点。严重阻碍了冀东,冀西根据地对冀中军区的支援。同时为防止八路军跳到外线反击和冀西八路军反攻,布署第110师团和第27师团一部进行警备作战。造成冀西军区和冀中外线反击未能达到预期。
在战术上采取军事+政治双重攻势,打了冀中军区措手不及;以致失去了民众的支援。同时切断了八路军各部间通信联络。再加上战前,八路军内部盲目乐观的错误思想影响和战时错误情报。造成冀中军区“反扫荡”方针接连错误,致使整个作战完全处于劣势。
而日军作战兵力达1.7万余人,加上配合作战总兵力2万人左右。反观冀中军区正规部队只有1.4万人,且战前弹药匮乏,并在战前日军屡次“讨伐”中,损失不小,其作战空间也被压缩。完全处于劣势。但幸庆的是,日军为支援浙赣会战,导致投入兵力不足,且冀中军区始终坚持分散逃避,伺机袭扰,使日军始终未能捕捉到主力。这在日军110师团参谋长战后总结时就提出“第110师团,第27师团虽配属1-2个独立混成旅团,但冀中军区始终占领中间地区。而以上两部因兵力不足,且占领地区地域广阔,无力扩张‘’扫荡地域”。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64页。
第41师团参谋铃木重雄少佐回忆:“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敌人对我方的武力“扫荡”,以逃避为主,力求保存实力,伺机进行袭击或伏击。另一方面,派地下党员秘密潜入新民会,新政府各机关,铁路局及学校等,从中争取同志,并故意制造贪污受贿等事件,借以破坏新政府的威信,以离间民心。或者在学校教育中,一面讲授新民教科书,一面极端巧妙而顽固地宣传抗日思想和共产主义等。更有甚者,向我岗楼的日军散发传单或用扩音器进行反战工作。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66页。
因此,我方除不断进行讨伐和政治建设外,同时由对共工作班揭发检举潜入分子,和进行分离匪民的工作,并通过宣抚班的活动,开启新民运动。但是,我方要想扩大占据的‘点和线’周围的势力圈,是很不容易的”。第166-167页。
在“五一反扫荡”战果上,中日战史存在较大差距。日本战史宣称敌军“除在白洋淀,文安地区尚有稍为有力的集团匪在游动外,在三号作战区内仅有少数残匪(至多不过100人)”,“遗弃尸首9098具,俘虏5197人,另有嫌疑犯20568人”,“交战次数286次,敌方兵力58338名”。日军只“阵亡161人(其中军官9人),伤323人(其中军官14人)”。也就是八路军伤亡1.4万余人,日军伤亡近五百人。显然混入了民众伤亡数字,日本战史也刻意隐瞒了对冀中根据地民众的屠杀。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61-162页。
国内战史笔者找到两个版本,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4671名,区县游击队损失5300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击毙日伪军坂本联队长以下官兵3891人,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也就是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伤亡万余人,毙伤日伪军1.1万人。这里提到击毙日伪军坂本联队长显指宋庄战斗。《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17页载高存信《冀中军区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渡过难关,赢来胜利》。另据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6页记载:冀中军民在整个“五一反扫荡”战役中,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000余人。
要注意的是,国内公布的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是包含伪军。就我已掌握的中日史料看,八路军在整个作战中完全处于背动,除宋庄战斗外,未取得较大的歼灭性战果。故推断,八路军不可能取得1:1.1的战果,单日军伤亡数应不超过千余人。
国内宋庄战斗连环画关于宋庄战斗,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内使用了解放军战史资料。其中就有宋庄战斗史料(即伏击说),“6月9日,我军二个连在深泽东北15公里宋庄准备伏击。数天前,在宋庄东南的白庄战斗中,毙伤敌400余人,击毙菅泽大队长。9日,又在宋庄东北阵前前约30米处,全歼新任冀渤特别区司令坂本旅团长和300名警卫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7月版,人民出版社。
另外,笔者找到另一个版本(击退说):1942年6月9日,我军200余人在深泽县宋庄打退敌2500余人的3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板本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毙伤伪军200余人。宋庄战斗中幸得生还的日军中有1名中队长和7名士气,因沮丧而自杀。此战是我军平原村落战胜利之典范。军事科学院藏《光辉的游击战》载《宋庄战斗详报》第233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21页。
但与《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记载击毙日伪军坂本联队长,有冲突的。另外,我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1982年第1版第133-135页查阅1942年华北日军编制中,未找到板本或坂本少将旅团长/联队长。可以肯定八路军在宋庄击毙的不是板本或坂本少将旅团长。依据上述两个宋庄战斗的不同版本的来源,我认为军事科学院藏《光辉的游击战》载《宋庄战斗详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的宋庄战斗的经过,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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