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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可吉:原防空情报六总台120分台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0-09-08 15:33:13

  编者按: 抗日战争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光辉转折点,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重温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将这段历史以鲜活的实例资料保留下来,让中华儿女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岁月的流逝,健在的抗战老兵(亲历者)人数在急剧减少,抗日战争纪念网(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在龙越慈善的支持下,与时间赛跑,抢救性的进行抗战老兵(亲历者)口述采集。此次抗战老兵口述采集将走访80位抗战老兵,广泛收集抗战资料,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档案,再现他们的峥嵘岁月。

  老兵档案:
 

  1927年,房可吉出生于湖南宁远县太平乡新白土村,祖父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读书人。“家里的藏书要一间房子才能装下,都是木刻版的线装书。”受其影响,其父早年也在长沙求学,很小的时候,房可吉就在祖父的督导下,熟读了《左传》,《幼学》,《千家诗》。因家里人丁众多,上有二个哥哥,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全家都指着父亲与大哥度日,生计困窘。

  当时的房家在当地还算得上是一方望族,其表兄李直,李资,连同李资的夫人都毕业于清华大学,这在当地也是一时佳话。1942年,从宁远县育群中学初中毕业的他,在次年正月,应表哥李直之邀,前去祁阳黎家坪“陆军第52医院”。在李直(时任该院政治处主任)的安排下,谋得一职,但李直当时只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有些文化的房可吉颇觉失望。 三个月后,“想干点大事”的他,就致书国军41师师长李资(表兄,是李直的亲哥哥),在信中表示愿意当兵抗日,报效祖国。表兄在回信中提到:投考军校是当时的上策,并根据房可吉文化程度较高的事实,建议房可吉不要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冈)分校,而应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桂林分校去,原因只有一个,武冈分校只有步科。

  怀揣着表哥以第九战区司令部名义开具的保荐信,房可吉直接免试进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桂林分校,大约一个月后,房可吉与所在的分队成员(约40人)接到军部的调令,一行人星夜赶赴贵阳,并被立即安排到贵阳的中央防空学校培训,主攻无线电通讯。时任队长胡振华(湖南宁远人),副队长蔡波。

  学校的生活非常紧张,每天12个小时的课程,在这里,房可吉开始了严格的专业训练,“主要学习电报的收发,无线电修理,还有英语简语(类似速记),比方说,飞机就用一个字母代替,一分钟要记190个字母才算及格,最快的一分钟可以记得400个字母.” 星期天晚上还要夜间演习,“教官在另外的教室发电报,我们就在另外的教室接收,不合格的也要留级,我还可以”。房可吉对学校的事,记忆深刻。

  “那个听音机,就是一个好大的喇叭,里面缠了好多的线圈,下面有四个轮子,可以推着跑,找到飞机后,探照灯就会照住飞机,交叉的照,很亮的,飞行员就看不清目标,那样就容易打些。”老人很详细的给我介绍,“还有一种就是窃听器,可以听到敌机飞行员讲话,记下来后,交给电译员,破解出来后,下次就听得懂了。”

  1944年5月,正在分组通报演练的队员们,再次接到总队的通知。要求紧急集合,命令全体队员赶到位于城郊水口山第三中学的军事委员会防空第六总台报到,因军情紧急,全体队员被分配到了防空情报六总台。随即点名分台,房可吉与一位四川同学张英分到了120分台。时任台长是葛清(湖北人)。第二天,房可吉就与另外二名战友乘车到达湘黔交界处的玉屏。任务是监视日本人的飞机和当地的天气情况,如发现敌情,立即向总台报告。

  “我们是三个人一个台,24小时轮流值班,没有休息的,玉屏主要监视的是成都和芷江航线,在那个山里,又没有米吃,每天都是吃苞谷(玉米,永州方言),好苦的。”每天都要观察日机,我们台里面有一个“防空反光镜”,上面有各种坐标和刻度,飞机一进上空,就可以从镜子上面读出它的高度和方位,日本飞机来得少,那时这边有美国人,只来过一次。”三个月后,房可吉又调至贵州习水县,直到抗战胜利。

  从没有在战场上开过一枪,也没有枪林弹雨,房可吉在黔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开始了他的抗战。比那些冲锋陷阵的老兵幸运的是,在抗战期间,因与陈纳德的14航空大队,第10航空大队,中美航空混合大队,配合密切,战绩骄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给每人颁发了一枚胜利金质奖章。

  对于这个结果,连房可吉本人都颇感意外。

  不要对我说生命中无聊的事,不要对我说失败是命运的事,那些在记忆里我只相信一次----齐秦《自已的沙场》

  1945年底,房可吉回到了故乡宁远。荣归故里的他,很快就厌倦了所谓的田园生活,1946年3月,在表兄李资的安排下,房可吉来到了湖南炎陵县工作,任“职位监印官”,兼“特种汇报科员”。1947年11月,调到新田县,任职“电讯室主任”,直到解放。期间表兄李资在镇江的江防要塞,因为牙疼,莫名死去,这让房可吉伤感莫名,“是一个阴谋”老人坚持说道。

  1950年12月21日,房可吉被通知到宁远县公安局学习,所谓的学习,就是写历史交待材料。1951年3月,到长沙第一监狱服刑。“那个时候骂我们,就跟骂崽一样。”1954年释放,让人费解的是,获得自由的他,并不愿意回到老家,反而向管教干部提出申请,要求继续留在监狱劳动。对于其中的细节,老人不愿意多说,总之老人就这样留了下来。在监狱的工厂最先从事印刷、织布等重体力劳动,直到后来获得五级电工执照后,房可吉才被调到电工班,“那里的人,都说我的水平是一流的”。房可吉说到这里,伸出大拇指指了指自已。其间反反复复的离开,反反复复的回来,直到75年才获平反,“觉得再也没有意思的”他于79年离厂。在长沙附近的洪山桥安了家。“没有一块砖,没有一块瓦,地基都是自已挖的”。

  前前后后,房可吉在监狱度过了28个春秋。“虽然在监狱里的日子也很苦,但毕竟没有受到外面那样大的冲击,也没有过多的连累家人,特别是肉体上少遭了很多罪”。对于人生的这个选择,房可吉轻声的解释道。

  因为我和你一样,要这样走过一生,我只有低头前进。

  -----------------齐秦《自已的沙场》

  早年的房可吉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他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如果说,从军抗日是他和他那个时代所有青年的使命,那他解放后的命运与人生轨迹则反映了他对现实与生活的态度。他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勇士,也不愿随波逐流。没有牢骚满腹地去抱怨命运,而是心平气和地承担苦难。

  谁也没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亲人,在世事喧嚣的俗世生涯中,房可吉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着那最朴素的善良。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房可吉在自已的沙场上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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