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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万新: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二大队96分队少尉通讯员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1-09-10 09:16:56

  编者按: 抗日战争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光辉转折点,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重温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将这段历史以鲜活的实例资料保留下来,让中华儿女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岁月的流逝,健在的抗战老兵(亲历者)人数在急剧减少,抗日战争纪念网(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在龙越慈善的支持下,与时间赛跑,抢救性的进行抗战老兵(亲历者)口述采集。此次抗战老兵口述采集将走访80位抗战老兵,广泛收集抗战资料,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档案,再现他们的峥嵘岁月。

  老兵档案:

  1939年秋在陕西榆林入伍,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电台任上士通信兵,1940年调至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二大队96分队任少尉通讯员。1941年随电台转战西安、河南、湖北等地,负责华北地区作战部队的联络和宣传教育任务。1942年参加政治部在重庆歌乐山的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仍在电讯二大队工作,提升为中尉通讯员。后随113台到云南,一直到抗战胜利。

  摩尔斯电码

  摩尔斯电码(又译为摩斯密码,Morse code)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它由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于1837年发明。 摩尔斯电码是一种早期的数字化通信形式,但是它不同于现代只使用零和一两种状态的二进制代码,它的代码包括五种: 点、划、点和划之间的停顿、每个字符间短的停顿(在点和划之间)、每个词之间中等的停顿以及句子之间长的停顿。这种古老的、交错的电码是为了配合电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不像现在可以从扬声器或者耳机中听到电码的音调,你只能从这些最早期的电报机的一个机械发生装置听到嗒嗒的声音,甚至是从发送电键接听:这种电键在不发送信号时被设置为被动模式,负责发声。

  嘀嗒嘀嗒、滴滴嗒嗒……

  这是二战时期,通讯兵操作无线电台时,敲击摩尔斯电码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声音七十年来,像耳鸣一样,一直没完没了的在高万新的耳朵里回响,一刻也没有消失过。

  高万新老人的老伴袁怡说,“老高一辈子都是这个‘职业病’,表达情绪的时候,不怎么说话,就在那‘发电报’,滴滴答答的用右手食指在桌子上敲,只有他自己明白在说啥。”电码,对于高万新老人来说,是他一生中永不磨灭的抗战记忆。

  2020年9月11日,记者和志愿者去拜访高万新老人时,一见面,老人随口把记者的名字翻译成通讯语言,“李是2621、萍是2627。”高老还强调说,“平”是1627,每个字都有对应的数字。

  记者惊叹于高老的记忆,70年前学过的摩尔斯电码至今他还会运用,高老笑着说,现在都用电话了,可以语音、可以视频多方便啊,摩尔斯电码多费劲,早就没人学了。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革命前辈们使用的就是这种古老的摩尔斯电码,它有两种“符号”用来表示字符:点(.)和划(-),或叫“滴”(Dit)和“嗒”(Dah)。

  在著名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大侦探波洛的房间里出现了一条眼镜蛇,情急之下,他用手指敲敲墙壁,隔壁的雷斯上校听到声音,知道波洛面临险境,立即杖剑过来,刺死了眼镜蛇,波洛死里逃生。使波洛免于一死的正是摩尔斯电码,他通过墙壁传送给雷斯的声音“嘀嘀嘀,嗒嗒嗒,嘀嘀嘀”是电码中SOS的求救信号。

  16岁参军学习发电报

  在高万新的印象中,知道鬼子打中国的时候,他还在上小学,当时,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我那时候大概上一、二年级,当时,学校组织我们拿着小旗子上街游行,喊打倒日本的口号。”高万新说,老百姓的反日情绪很高涨,好多都加入到游行队伍里。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1937年,抗战爆发,此时,高万新的父母开始帮人代卖报纸,《新华日报》、《大公报》等等,高万新在帮家人卖报纸的过程中,一些文章令高万新印象深刻,如“抗日不分男女老少,守土不分东西南北”、“好男儿壮志凌云,大丈夫舍身为国”当时,这些报纸的内容都是在宣传抗日的。

  受抗战思潮的影响,1939年秋,时年16岁的高万新在陕西榆林入伍,因为有文化,会英语,高万新被部队送进无线电通讯学习班。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摩尔斯电码,战争时期,通讯工作非常重要,相当于指挥官的耳朵和眼睛,几乎所有的命令下达,让哪个部队出击,都要通过我们的电台发出去。”高万新说,通讯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深感责任重大,他特别努力的学。

  电台到哪 我到哪

  高万新说,学了几个月后,他已经掌握的基本的发报技术,之后,他被分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电台任上士通信兵,电报分为急报、平报、火急、急速到等多种形式,高万新牢牢地记住要收发报的每一个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快速发出电报。那时候上班不论时间,一个电台要指挥前线好几个部队。战事紧张的时候,经常一连三四个白天夜晚不能睡觉,工作起来没有时间点。那时候长官们也跟士兵一样守在电台旁,一连好几天不休息。

  高万新记得,当时的司令长官是阎锡山,朱德是副长官(国共合作时期),社长叫段福生,编辑叫孙成培(此人解放后曾任九三学社的主席),记者叫高鲁。

  1940年,高万新调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二大队96分队,任少尉通讯员。1941年,高万新随电台辗转西安、河南、湖北老河口、到达29军政治部,配合他们工作。

  1942年,高万新他们的电台转移到了西安西北城郊的防空洞内。“其实,我们就是跟着电台走,电台到哪,我到哪,我们二大队有四个电台,机器都是美国生产的国际牌,发报机200瓦的功率,效果非常好,负责华北地区作战部队的联络和宣传教育任务。”高万新说,在防空洞里发电报也不是很安全,经常会发现电波受到干扰,这样情况下,要么换地点,要么换频率。

  高万新记得在重庆,鬼子多次轰炸,亲自看到被鬼子炸死的老百姓很多,心如刀割。

  一个小时 发出7份电报

  随着战事变化,高万新所在部队也不断转移,1942年,高万新参加政治部在重庆歌乐山的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仍在电讯二大队工作,由于成绩突出,提升为中尉通讯员,工作于28台,台长万成英上尉(音)。

  高万新记得大概是1944年,他所在的通讯部队搬到了云南昆明的一个庙里面,一个通讯部队,也就4、5个人。

  电台刚刚落脚后,需要赶紧发电报出去,但此时,一名战友用了半个多小时,虽然和前线接通了,但一份电报也发不出去,对方生气了,发来了两个数字“99”,在电码里,99翻译过来是“滚蛋”的意思,看到这话,发报员生气不干了,此时,台长让高万新上,当高万新带上耳机开始发报的时候,听到对方还在骂人,高万新赶紧开始发报。

  “当我滴滴嗒嗒的敲起来的时候,对方不再骂人了。”高万新说,通讯兵技术就在这,你要敲出来,大家就知道是你的通讯语言,你和别人交往久了,别人就能听出来你的不同,因为有识别度了。

  高万新用一个多钟头把七份电报全部准确无误的发完了,当时,中队长和台长都在那里看着,特别佩服高万新。

  在高万新的记忆中,在昆明,他打过的最长的一份电报是280个字,一个字有4个码,一共1120个码,内容是关于在中缅边境的战争局势,这也是他在战争时期,打过的最长的一份电报。

  抗战胜利后,高万新考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之后分到北京全国供销社,1959年来到新疆,之后在棉麻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如今的高老,虽然年近百岁,但依然有读书看报的习惯,经常告诉记者一些二战往事,虽然岁月沧桑了他们的容颜,但在老人眼神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始终停留在他的心中,永不磨灭。

  (文/李萍 图/ 李春锋 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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