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杨辉：第51后方医院担任看护兵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1-09-12 09:43:02

　　随着岁月的流逝，健在的抗战老兵(亲历者)人数在急剧减少，抗日战争纪念网(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在龙越慈善的支持下，与时间赛跑，抢救性的进行抗战老兵(亲历者)口述采集。此次抗战老兵口述采集将走访80位抗战老兵，广泛收集抗战资料，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档案，再现他们的峥嵘岁月。

　　老兵档案：

　　卢杨辉出生于浙江东阳陈家里村，1937年至1938年在湖北武昌军区第51后方医院担任看护兵。1938年至1945年，先后在湖南、福建、徐州等残疾军人教养院担任司药兵(负责按处方配药、发药的士兵)，期间，从司药下士升至司药上士、二等佐司药、二等佐军医等(佐意为“辅佐、辅助”)。抗战胜利后在江苏徐州军区总医院担任佐司药。1959年来到新疆，在新疆生产兵团第五师医院担任医生，后在吐鲁番地区七泉湖化工厂岩木石盐厂担任医生直到离休。2017年来到乌鲁木齐和子女生活在一起。

　　“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我可能不会跟医务打交道，我也没想到，医生这一行，一干，就是一辈子。” 9月10日，面对来访者，今年97岁的抗战老兵卢杨辉说。

　　因为1937年那场把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侵华战争，被迫离乡的卢杨辉参军到部队医院，逐渐从一名看护兵成长为一名医生，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从医，如今，尽管已经年近百岁，乡邻们依然习惯称呼他“卢大夫”。

　　那些刻骨铭心的从军经历，已经深深刻入到卢杨辉的生命中，比如，对待工作以及生活的严谨态度，绝对不能“差不多”，那个关于“士兵发错药被处死”的警示，时刻在提醒他，从未离去。

　　难忘的警示：发错药致伤兵死亡 司药兵被处死

　　1937年底，大量在淞沪、南京会战受伤的伤残军人随同部队撤至湖北、湖南等地，由于伤员激增，医护人员太少，造成很多伤病官兵无人扶持照料，面对这一状况，国民政府紧急招募大批医护人员救治部队伤员。

　　此时，还是少年的卢杨辉原本在家乡浙江东阳读书，但浙江的省会杭州被日寇攻陷，战火逼向家乡，学校被迫关门，虽然父母不舍，但还是同意儿子参军救国，当时，卢杨辉的小舅在湖北武昌国民革命军第51后方医院任看护长，卢杨辉一路跋涉投奔到小舅所在的医院，就这样，15岁的卢杨辉从此踏上了他的从医之路，在后方医院，他成了一名看护兵，按照医生的指示，看护从前线撤下的伤病。

　　年少的卢杨辉每天看到血肉模糊的伤兵，内心无比愤慨，他天天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想回家见爹娘，然而，坏消息还是来了，1938年2月，日军开始派飞机轰炸东阳县城，卢杨辉的家乡生灵涂炭。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后方医院伤兵人满为患。

　　随着大量因伤致残的军人持续涌现，政府开办了残疾军人教养院，所谓教养院是专门收容出院后，依然需要康复治疗的伤员，如肢体残缺以及身体功能有障碍的伤兵，并对他们进行一些工作技能培训，以此谋生。

　　1938年，卢杨辉随军来到湖南桃源残疾军人第一教养院，此时，他已从一名看护兵成长为司药兵，司药兵是军队医院药房里负责按处方配药、发药的士兵。

　　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最为紧缺的就是药品，当时，日寇对中国的物资输入全面封锁，大中城市陷落，药厂屈指可数，工作人员、设备损失惨重，中国的医疗体系几近瘫痪，伤口感染带走了许多士兵的生命，受伤患病士兵境遇之惨，不忍言之。

　　“那时候，上头对司药要求特别严格，就拿包药粉来说，包好以后把药包在桌子上一丢，药粉是不可以撒出来一点点的，药品那么精贵，浪费要受重罚，出大错了还会丢命。”卢杨辉说，他至今都记得，当时有一个司药兵因为发错药，导致一位长官死亡，结果，这个司药兵被处死，这些经历深深烙在卢杨辉的心里，以至于工作中，处处小心，不敢出半点差错，一年后，卢杨辉升至司药下士。

　　缺医少药 清洁伤口用盐兑开水

　　七·七”事变以后，军民急需的主流西药，如盘尼西林、磺胺、奎宁等，都需要从国际市场购买，经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后期的中印公路，药物珍贵仅救命药被运送至西南大后方和抗战前线。

　　“部队医院当时设在山区，医疗物资非常紧缺，棉花球和绷带，用过以后沾满了脓水，血液，都是洗了再用，用了再洗，一直洗到不能用为止。”卢杨辉说，当时处理伤员的伤口，主要靠不同浓度的盐水，10%高渗盐水，或生理盐水冲冼。清洁伤口，用的是食用盐和开水配制的，没有消炎药。

　　二战时期，磺胺与青霉素的发现与应用抢救了许多伤员，阿司匹林是应用最广的解热镇痛抗炎药，吗啡、阿托品缓解了伤兵手术之苦，奎宁与柴胡避免了疟疾疫情的扩散，但对苦难的中华儿女来说，这些药物的获取，异常艰难。

　　“当时，伤员如果患大叶性肺炎，主要使用的是福白龙针，和百乃定针剂，但治愈率很低，病死率很高。 ” 卢杨辉说。

　　抗战时期，中国成为疟疾重灾区，抗日力量几乎被小小的疟原虫毁灭。因此，中国需要大量使用各种奎宁，甚至开发出足以替代奎宁的药。卢杨辉记得，当时，治疗痢疾用一定浓度的高锰酸钾溶液口服，以及升汞溶液灌肠治疗。治疗效果总是不理想，那个时候，伤员如果患了痢疾都有可能丧命，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缺医少药以及肆意蔓延的战火，令苦难的国土雪上加霜。

　　在卢杨辉的记忆中，最深切的一次关于战火的体验是在1938年的一个冬夜，武汉会战结束后，为了防止日军逼近长沙，国民政府决定不顾一切实施焦土政策——焚烧长沙，打不赢就烧光，哪怕亡城也绝不妥协， 那天，在后方医院的卢杨辉目睹了这一过程，“ 我们离长沙只有30里，抬眼就能看到长沙的火光，说不出的难受……”

　　据史料记载，1938年11月12日晚，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在古城长沙燃起，大火持续烧了三天三夜，长沙变为一片废墟，死亡群众三千余人，然而，这场大火，并没有阻挡日军侵略的脚步。

　　日本投降后 接管曾被日军管控的医院

　　后方医院随着战事变化，不断转移。1939年至1940年，卢杨辉在湖南残疾军人第六教养院升至司药中士。之后，军队后方医院又迁移至福建。 1940年至1942年，卢杨辉在福建浦城残疾军人第八教养院从司药中士升至司药上士。 1943年至1944年在在江苏徐州17后方医院先后担任二等佐司药、二等佐军医。

　　从一名看护兵成长为军医，卢杨辉付出了很多努力，那个令人胆寒的警示，始终在提醒他：救死扶伤，万万不可有半点疏忽大意。

　　卢杨辉记得，到抗战后期才有了一些磺胺药，如百浪多息，磺胺噻唑(ST)，磺胺脒(SG)，后来，还有磺胺嘧啶(SD)，这种药抗菌作用较好，这些药开始都是依懒进口的。抗战胜利那年，美国产的青霉素解禁后进入中国，这才进入抗生素时代。

　　日本投降后，卢杨辉他们去接管了日本在徐州管控的“十一战区医院”，这家医院很大，大约有1000张床位，医院的医药库房相当大，有大量的奎宁片，都是1000片装的，24瓶一箱，包装很好，还有大量的高锰酸钾，升汞，阿斯匹林，还有大量“硼带"三角巾，脱脂棉。

　　“战争时期，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医疗物资，和我军的医疗资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光清点登记造册都用了一个多月。”卢杨辉说， 这个医院就在现在的江苏徐州市(子房山)。

　　“我们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方军队已经控制了医院，大门左侧站着四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大门的右边也站着四个人，他们是被卸掉了武器的日本哨兵。

　　医院当吋离市区大约5华里。医院对面驻扎着一个装甲兵团。”尽管已过去75年，但卢杨辉始终记得这些，有时，还会梦见这样画面，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卢杨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