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炳坤：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2-07-19 14:50:43

　　编者按： 抗日战争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光辉转折点，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重温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将这段历史以鲜活的实例资料保留下来，让中华儿女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岁月的流逝，健在的抗战老兵(亲历者)人数在急剧减少，抗日战争纪念网(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在龙越慈善的支持下，与时间赛跑，抢救性的进行抗战老兵(亲历者)口述采集。此次抗战老兵口述采集将走访80位抗战老兵，广泛收集抗战资料，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档案，再现他们的峥嵘岁月。

　　老兵档案：

　　钱炳坤，又名钱青，1917年12月出生于杭州。1937年秋进入黄埔军校炮兵专业学习，1940年初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一名炮兵。参加了长沙战役、枣宜会战等一系列对日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我的父亲钱骏是辛亥革命先驱，后在北伐战争期间牺牲。如果不是78年前爆发的那场战争，我或许会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可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命运是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从复旦到黄埔

　　1937年，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新闻专业。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日本的疯狂侵略，为了不做亡国奴，学子们响应时代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军。我也不例外，我年纪轻轻，这么躲下去算什么?一想到英勇就义的父亲，我就坐不住了。1937年秋，黄埔军校从南京迁到武汉，正面向社会大量招生，我赶到武汉，看到贴在街头的招生简章，二话没说报了名。我的名字就是那时候改的，之前一直叫钱炳坤，是家人给我取的。感觉到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我把名字改为“钱青”，意寓“朝气蓬勃的青年”。经过一系列笔试、面试和体检，我成为了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伤亡无数，前方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尽可能培养更多的军人，黄埔军校也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军校学员的年龄差距很大，有的是大学毕业生，有的是初中毕业生。我还记得，军校招生要求中曾明确提出报名者要高中毕业，但实际根本顾不上那么多。为了加快培养速度，原本三年的教学内容也被压缩成两年。

　　非生既死的残酷

　　1940年初，我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了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隶属第六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驻守湖北、湖南、四川一带，我历任炮兵参谋和炮兵连长。现在年纪大了，都已经记不清究竟参加了多少次战争，只记得在长沙战役、枣宜会战等著名的恶战中，我作为一名炮兵，曾多次幸运地避开了炸响在身边的炮弹。

　　上前线的那一瞬间就害怕了，但是当枪一响，炮一拉，也就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有一位浙江老乡在上前线时，挥手和自己告别的场景。他当时很轻松地和我告别，还约好了回来一起喝酒。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回来的却是他的尸首。牺牲绝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壮烈，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一样。

　　在当时的战场上，打死一个日本兵，大概需要三、四个中国士兵的生命。我觉得首先是两军装备差距巨大，中国军队极度缺乏重武器和空中支援。我们中央军一个正规师也只有一个炮兵营，12门火炮，大多数是苏联援助的旧炮，而且炮弹不够，用起来“斤斤计较”。而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就有5门山炮，而且还有空中的飞机轰炸，双方装备悬殊，日军的战斗力也是远胜于中国军队。

　　在湖北宜昌城外，日军修建了很多碉堡工事，日军机枪手在碉堡里疯狂射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最后我们的炮兵用德国战防炮才轰下碉堡，打扫战场时候发现，碉堡里的日军机枪手的尸体脚上居然有铁链钉在碉堡上，宁死不退，就靠着一点饭团和水打了五天。

　　战争的烙印

　　对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我至今记忆深刻，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也一定要注意日本军国主义“咸鱼翻身”。我们是靠拼命，我所在的第六师，从上海淞沪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两年不到的时间居然补充了三次，而部队补充的前提是三分之一阵亡，这也意味着在两年不到第六师有1万多名将士捐躯。(注：在钱老印象深刻的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枣宜会战，有关资料显示，此役中方54个师约38万人对阵日军约12万人，中方阵亡约3万7千人，日军阵亡约7千人。民族英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牺牲于此役。)

　　一遍遍地回忆抗战时的一幕幕场景，我就想起战争之残酷、救亡之艰辛，不自觉地眼里隐隐有了泪光。我活了下来，我很高兴，死人不会说话，我活着一天，就要替死去的战友说话，就要讲和战友一起打日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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