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庆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部报务员”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08-24 14:58:56

　　编者按 ：抗日战争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光辉转折点，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重温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将这段历史以鲜活的实例资料保留下来，让中华儿女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岁月的流逝，健在的抗战老兵(亲历者)人数在急剧减少，抗日战争纪念网(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在龙越慈善的支持下，与时间赛跑，抢救性的进行抗战老兵(亲历者)口述采集。此次抗战老兵口述采集将走访80位抗战老兵，广泛收集抗战资料，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档案，再现他们的峥嵘岁月。

　　老兵档案

　　卢庆贻，1928年农历1月19日出生，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部报务员”。衡阳会战结束后，被日军短暂关押于衡阳市区，后日军南下广西时，与战友一道将押解的两名日军打死后逃脱，后主动脱离部队。现在湘潭雨湖区建中村，以务农为生。

　　卢庆贻：是我发出了来生再见这最后一电

　　1944年的8月8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走出了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标志着这场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城市攻坚战正式落下了帷幕。

　　在此之前，衡阳久攻不克的消息传回东京，侵华日军总部遭到了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的痛斥。这对一向自视甚高的横山勇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耻辱。

　　8月3日，其手下的王牌师团116师团，于天亮后发动最后的总攻，但很快被中国军队用手榴弹炸了下来，夜里日军组织突袭，接近守军阵地时，被隐蔽于侧面的火力封锁全部消灭。8月6日夜间，西禅寺，外新街两阵地守军全体殉国。

　　8月7日，横山勇集中了所有的大炮，对城中进行轰击，日军全线出击，在守军损失殆尽之后，日95大队占领了天主教堂，日93大队占领了小西门外的青山街，双方开始巷战，这是47天来，日军第一次突入到城内。

　　7日下午5时，衡阳中央银行地下室，面对从四处传来的坏消息，方先觉在一一确认后，让报务员发出了最后一电：“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再无兵可资阻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均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发出这封电报的报务员就是湘潭人卢庆贻。

　　西谚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便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读，

　　就方先觉与日军签订的协议，向来争议很大，站在不同的立场产生的叙述和观点也是天壤之别。

　　作为这场战斗的亲历者，卢庆贻坚持，第十军没有举白旗投降，军长方先觉是为了保护伤兵才搞的假投降。

　　依据是在第十军的投降仪式上，日军记者让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抗战将领们合影，当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了一席话，“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

　　(采集人：李桦 采集时间：2017年11月5日上午于衡阳)

　　“日本人三天打下了长沙，他们认为打衡阳还用不了三天”

　　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其实我出生在长沙。那个时候，我祖父在长沙做生意，我们就跟着他，我出生的地方好像叫灯笼街，就在南门这一带。

　　上小学也是在长沙，不过没上几年，日军就来了。文夕大火之后，我祖父就带着我们回到了湘潭，生意是没法做了，货都烧光了。好像就是同一年，我的祖父就在湘潭病死了。

　　祖父死后，家里的生活就变得很差了，1941年底，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会战结束后，由于参战的各部队兵力损失都很大，急需补充，长沙城内也是四处都有征兵点。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我就报名参加了城防司令部搞的无线电速成班。按要求来说，我的条件是不够的，当时要求是初中毕业，我只是小学，不过幸亏我平时喜欢无线电，对这个东西还有些基础，也算是特长吧。

　　当时的长沙城内有一个防空司令部，里面的防空情报科有电台，我有一个亲戚在里面，我经常去玩，他就告诉我无线电的一些基础。这样我虽然学历不够，但因为我懂得一点基础，还是被顺利录取了。

　　当时一个班有六十多人，长沙市的占多数，学校就设在荷花池，主要是学无线电的收发，还有就是无线电的修理，间或还搞一下军事和防毒。时间搞得也不短，有半年多一点.。

　　毕业后，就把我们分配到了第十军，第十军当时名气好大的，老军长李玉堂升了官 ，部队也被封为了“泰山军”。当时有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就没分下去，而是直接留在了军部。

　　军部的所在地，当时在衡山的南门外，我们电台的位置就在不远的火车站，这主要是方便撤离，1944年6月，奉上峰命令，第十军固守衡阳，6月1号开始，部队由衡山开始向衡阳方向转移，并开始疏散百姓，沿途开始布防。

　　当时我们第十军没有满员，如果全部满员的话，应该有二万多一点人，实际上整个守卫衡阳的兵力，大概就是一万七千多人。

　　而日本人比我们多了好几倍。而且还在不断增兵。日本人好嚣张的，因为第4军只三天就丢了长沙城，所以他们也想三天就拿下衡阳城，但是你们晓得的，我们的军长是方先觉，他是抗日名将。很能打的。

　　“为了节省弹药，我们部队还规定了三不打”

　　在日本人包围之前，我们就开始组织城内的老百姓进行了疏散，衡阳的老百姓对我们还是蛮好的，所有离开的老百姓都会把带不走的吃的东西留在家里，我们就把它们集中起来，统一放在一个仓库里。

　　城南的张家山阵地，是防线的突出部，军长就命令我们把它全部削成陡壁型，那个防线还是布置的相当的好，全部都是交叉火力，人进去哪里跑得出咯。

　　6月23日——7月10日，是日本人的第一次总攻，第一次总攻的时候，我们基本还是不担心，因为上级命令我们是守二个星期，最多是半个月，我们从衡山出来时，做的准备也就是按半个月准备的。

　　到7月中下旬，日本人发动第二次总攻时，情况就很恶化了，我们当时最缺的是弹药，子弹打一粒是少一粒，手榴弹是扔一颗少一颗，根本没有办法补充。美国人的飞机进行空投，要不是投到江里，要不就是到了日本人阵地，投到城里的真的不多。这个时候，连生活也开始出现问题了，留在仓库里的米和食物，被日本人投下的燃烧弹烧成了糊米，跟本不能吃，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了，每人每天一餐一碗糊米粥。就这样坚持打下去。

　　为了节省弹药，部队就规定了“三不打”：一、看不见人不打，二、不进阵地不打，三、打不死不打。在这个当中，日本人看搞我们军不下，还用了二三次毒气弹。我们当时每天就是盼望城外的援军尽快赶到。其实第二次总攻的时候，如果援军动手，我们里应外合，还有可能突围，但是援军迟迟不到。特别是74军，不够义气，打常德时，我们第十军连夜行军去解围他们，打衡阳时，他们就是不肯进来。到8月初时，我们知道，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

　　8月3号，日军发动了第三次总攻，从长沙调了十几门重炮，二个师团同时攻击，这个时候，我们在城里是吃也没得吃，弹药也没有了，援军更是一句假话。日本人的飞机还撒传单，要求我们投降，说援军不会来了，只有投降就不会死。但是当时方先觉下令，所有传单必须销毁，谁要是敢留下，就会被枪毙。那些撒下来的烟，我们还是留下来抽了，传单是不敢留的。

　　8月6号的早晨，日军从北门突入，城内就开始了巷战，当时军部只有一个特务营在守卫，也被派上去了，那么多日本人，一个营如何抵得住。

　　八点多的时候，四个师长，一个参谋长，都到了军部。会上面，周庆详力主突围，但大家没有统一，城里面的伤兵还有很多，留下他们，肯定都会死。军长舍不得。到下午的时候，军长提出了7个条件，日本人起先并没有同意。大概是在下午五点，军部的参谋要我赶快给重庆发一封电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的最后一电，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我们的电台功率不高，所以要先发到芷江去转。

　　8号早上，日军同意了军长的要求，从西门开始进城。我走出军部时，看见从军部到天主教堂，没有一个地方挂了白旗，我们第十军是真的没有投降。当时的心里本就不好受，没想到，美国的飞虎队一下就来了十几架飞机，一阵轰炸，不分好坏。我的心里一阵疼痛，心想，没死到日本人手里，怕是要死在自已人手里了。

　　后来，在零陵的时候，日本人让我们十几个中国人去帮他们抢粮，我们就趁机跑了，连看押我们的二个日本人，都被我们搞死了。”

　　附：抗战老兵卢庆贻采访视频（点击即可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