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来源：安徽灵璧县政协网站   2018-04-18 17:11:42

　　从1937年秋抗战发动，到1938年5月徐州沦陷前，这是苏皖工作的第一阶段，是苏皖工作开始活动，并在新的条件下扩大党的影响时期。

　　抗战给我们顺利工作条件，但在工作进行中，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很迟才传达到徐海一带，虽然“七·七”抗战爆发，全国反日运动蓬勃发展，党已派人到铜山一带恢复工作，日寇的进攻，华北与上海、徐州一带民众的抗日义愤空前提高，但国民党还没有改变过去那种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公开宣布反对统一战线，谁提出统一战线，谁就是想复活共产党。反共特工还是到处镇压义愤填膺的民众，有些国民党员仍认为统战是不会长久的。但当时我党的同志，仍旧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活动，接上了一批地方失掉关系的同志，以及虽然自首但还同情党的人。当时，党的指导机关是苏鲁特委，归河南省委领导，参加特委工作的有郭子化等同志。

　　以后上海失陷，南京紧急，华北抗战部队大批后撤，苏皖一带的情况更加紧张了。李宗仁到徐州组织五战区，再加上全国的进步条件，徐州一带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有利于我们。当时一方面大批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以广西军为主，加上四川军、东北军大批到达苏鲁豫皖边境，这些部队带来了不少的进步青年，这些部队本身都与国民党嫡系部队有矛盾，不满意过去在苏皖一带之特务做法。这些部队为了应付紧张的战争局势，也想吸收大批青年，组织群众。而当地国民党当局，在环境愈益紧张的形势下，也想利用我们寻求应付新的局势的办法，开放民众运动，组织民众的口号成了合法舆论。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起来，青年军团也由此创立。我们党的同志参加了动委会及青年军团的工作。北平、天津流亡学生大批到徐州来，平津同志会以及民先部队也成立起来。

　　党先提出了保卫大徐州的口号，作为宣传动员及组织群众的纲领。党经过动委会、青年军团及平津的学生，还吸收大批地方青年和流亡学生、失掉关系的党员及自首分子，吸收了北平流动剧团，上海内地工作队及各地流亡青年参加工作。

　　党在这时期中的工作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进行了各地群众中的抗战宣传，散布了党的主张，发动了广大群众，配合军队保卫大徐州的斗争。运用动委会的系统，建立了五战区的青救总会。在丰、沛、砀及邳县一带的青救团，各县民先队亦有发展，南宿州组织了救亡社，活动于淮北的津浦铁路西。苏皖救亡总会也与此时成立，下边成立了民救会、民联会及工作团等，各地动用了服务团、学生剧团、宣传队、训练班，团结争取了一批青年人。农村过去有基础的地方， 工作也比较有成效。

　　第二，党进行了各个军队及地方政府中的统战工作，与五路军、四川军、东北军以及地方政府，都个别建立了一些统战关系。党经过这些关系，派遣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到部队去服务，当时台儿庄前线都有我们的同志活动(在前线活动的党员，不少是其他地方党部派去的)，帮助政府办训练班等，也从而取得了不少便于工作的条件。

　　第三，部分地方注意到沦陷后要有游击战争的思想准备，不仅在于游击战争的游击组织准备，如丰、萧、沛一带，还建立了初具雏型的游击队组织，并在训练中宣传游击战争。

　　第四，为了开展我们的工作，打击特工曾成为主要的前提。这里一方面经过政府限制它，另一方面经过群众打击它，就在这上下夹攻情况下，往日喧嚣的特工，一时销声匿迹起来。

　　党运用当时的公开合法环境，工作上取得了不少成效，扩大了我党影响，替以后工作开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但在全盘工作部署上看，当时没有明确在这里准备游击战争，独立发展力量的方针。党的活动偏重于城市青年，而忽视了乡村中的活动;偏重于各方面上层统战，而忽视了在下面切实组织我之力量。党的工作重心显然放在徐州及铁路西丰、沛、萧、宿一带，津浦路东的淮北地区的工作仍然是极微弱的，整个组织尚未照顾到这块地方。如果说丰沛一带还进行了部分的组织工作，因为沦陷后不久，可以组织起我之武装，那么在现时的苏皖地区内，大多只做了一般的宣传工作，党的组织极微弱，党还没有能同时注意到苏皖边区的工作，特别是沦陷后独立发展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切准备工作，这对以后苏皖区根据地开展很迟，有很大关系，这是当时工作的基本弱点。

　　从1938年5月徐州沦陷，到1940年2月，这是苏皖工作开展第二阶段。开始经过一度大混乱，后来部分地区有我党、我军的活动，最后全面开展工作，并准备了建立根据地的力量，这是苏皖地区从无党到有党，由零散个别的活动到有组织有计划活动，从无力量到有力量，从单纯的宣传直到组织自己的力量，并公开领导群众的抗日游击战争时期。

　　(一)徐州沦陷后，苏皖地区一时呈现出极度混乱局面，日寇的凶锋到处肆虐，我国抗战大军纷纷撤退，中央军、广西军各部经过灵泗，分途向西、向南退去。五十七军退向淮海，四十军亦最后自青岛沂蒙山区向东海退去。徐州及各县已无我大军，各县旧政权迅速崩溃瓦解，县长专员纷纷逃亡。当时皖六区专员孙本义部队投韩德勤，各地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司令、队长到处都是。以郭子化同志为中心的苏鲁特委，一部分到鲁南，个别的留在铜山一带工作，也处于无方针、无路线的状态。最初一部分同志提出“联匪抗日”的口号，建立武装，但因无正确领导、无纪律而迅速垮了。只是在徐州沦陷前，稍有准备的地区，才组织起一部分力量，如宿东之陈凤阳，铜山之邵幼和等。

　　(二)这种混乱状态直到1938年冬开始结束。在中央六中全会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下，山东分局根据中央巩固鲁南、发展苏皖的指示，开始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工作。12月，派李浩然南来邳睢铜，建立苏皖特委，我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由吴文玉同志率领，亦于此时到灵宿萧铜地区活动，我鄂豫皖省委亦派了一批党员随皖六区专员盛子瑾到皖东北工作。这批党员不久与山东分局派来的皖东北特派员杨纯同志建立了联系，我党、我军在这个地区内有组织的活动从此开始。

　　这时，这个地区的敌友我三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敌寇已逐渐完成在中心城市及交通路线设立据点，及伪军、伪组织的建立，以巩固其占领之地位;苏韩在邳睢铜、宿泗一带政权;安徽廖磊经过盛子瑾恢复了皖东北的政权，并组织自己的武装。而我党我军进入这一地区，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展开了进步力量与敌伪顽之间的斗争。

　　特委建立，使苏皖党的工作开始有了重心，统一了各个区工作的领导，首先从邳北开始，后南移邳睢，开展了工作，使我们有了一个依靠地带。杨纯同志在皖东北地区的工作，开辟了以后南下的基础，此时还派人去淮海工作，建立了海属中心县委，淮属工作着手开辟。

　　党在邳睢大量发展了青救团及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南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与铜山独立营一起，最多时发展到600多人。海属于1939年2月，成立了南支第三团。淮属于同年5月，成立了第八团。皖东北的政权亦建立了六个大队的武装(第一支队盛子瑾，第二支队许志远，第三支队赵汇川，第四支队陈大瑶，第五支队杨子文，第六支队张汉新，淮河支队虞新民，特务支队徐崇富，蚌埠大队邢宜之)。这时，皖东北建立了泗县中心县委，开辟了灵璧、凤阳、五河、盱眙的工作。

　　特委工作的主要弱点表现在，在整个工作中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对环境估计、工作计划部署缺乏总的了解及配备，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清，一般偏于右倾，放松了许多建立自己力量的机会。如：打开邳北局面之后，不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为建立政权会妨碍统战，邳北武装我们自己不要，交给王化云，结果成为反我之力量。皖东北工作是秉承大别山路线，只替盛子瑾发展力量，我们自己所获甚微，替人家做苦力。对顽固分子、特工、托派、奸细分子，没有进行系统的斗争，阶级警惕性模糊。如：某县自首分子未恢复党籍，即派去当统战部长，复兴社员吸收入党不久，即派去宿迁担当县委书记，把托派奸细孟宪禹派去当东海县委组织部长等。特委当时的工作，只偏于邳睢一隅，对于整个地区，对于发展自己的力量，均缺全盘的计划和步骤。

　　(三)1939年5月，苏皖特委工作结束，苏皖区党委正式成立。这时各地区开始建立起党的秘密堡垒，皖东北已有党员活动，其中淮属20余，邳睢200余，海属200余，群众组织有青救团。当时参加区委的有金明、张彦、杨纯、李浩然、张克辛。

　　党的山东分局确定了当时苏皖工作方针是自力更生，扩大主力，建立党政军民，建立洪泽湖根据地，与新四军建立联系。以达到控制这一地区目的。当时苏皖区党委工作的区域是很大的，徐海淮所属各县及皖东北地区，均归其负责开辟。根据当时的可能条件，一方面首先整理邳睢工作，同时开始了解各地具体环境，分别派遣干部到铜山、海属(万众一)、淮属(张彦)进行工作，皖东北以贺如仪、孙毅组织县委，参加对各地工作的领导，并确定了此时各地工作的基本方针及统战工作的方向。

　　同年7月，敌严重扫荡邳睢，皖东北内部发生了盛子瑾与地方实力派的严重冲突，我军第一大队东来援盛，路西亦派张爱萍、刘玉柱东来工作，区委决定了向南发展的方针，于是率领大批干部来皖东北，山东分局为统一苏皖军政的领导，派江华南来组织军政委员会。

　　(四)我与盛子瑾统战关系及我所采取的政策，对皖东北以后局面的开展有决定意义。盛子瑾与地方实力派的冲突的尖锐化表面上是盛个人与他们的对抗，实质是当时皖东北抗战力量与倒退势力内争暗斗，走到公开的武装斗争。首先以皖六区专员盛子瑾为首，联合各种坚决抗日、反汉奸的力量，里面包括“五游”的部队、许志远的部队，以及我党八路军“苏支”之一部，以抗日政权及广大爱国民众为基础，后者以汉奸雷杰三、黎纯一为首，勾结敌伪土匪武装，里面包括黎纯一、雷杰三、赵贤德等匪伪军队和泗县三、四区及灵璧北部、五河马*章，地主汉奸如张海生、陈又缴、高稚如、柏宜生、高铸九、王仲廉、高*清等，以省府顽固派为基础。一方面以盛为首的抗日势力要控制皖东北，而那些顽固势力要保持自己在皖东北的地位，于是剧烈斗争开始，并进一步发展到公开的武装冲突。外部的情况对我显然是不利的，苏韩对盛不表示好感，安徽省府经过颜仁毅、秦庆霖，加强对盛之压迫，并加强策动皖东北内部反盛之力量，在黎、雷举兵之处，盛子瑾企图缓和黎、雷，但在黎、雷策动及勾结之下，发生了小湾事变。盛子瑾在泗北小湾地方，被反动分子袭击幸免，接着黎雷战争开始。

　　盛之开始来皖东北，本来想独创局面的，盛本人是自首分子、特工，与戴笠有很深的关系，对我有成见，但由于处境日益困难(江苏盱眙的反功，省府的不支持，落后土绅的反对)，本身力量不足(部队不足，经济困难)，加上本人英雄思想，他懂得要撑局面，不得不要求我党我军之支持，采取联我抗日之方针，利用我们发展他本身力量。党为了顺利开展皖东北抗日局面，为了取得友党友军的配合，建立与盛子瑾合作，并适当的帮助他，这是正确的一面。但过去一时期，皖东北同志根据大别山党的精神，单纯的为盛服务，显然对我之力量的发展是不利的。区党委确定了利用盛与我之合作，以及盛与地方落后力量之冲突，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因此，我们当时一面继续进一步与盛建立了亲密关系，在皖东北建立了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作为我们与盛公开的联络机关。我们答应给盛以支持，同时确定了共同建立洪泽湖根据地方针，签订了合作协定：①每月津贴我一万元;②公开开放民运;③允许我发展地方武装，有专人帮助。我军协助盛打了黎、雷，并调停了盛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冲突，皖东北黎雷事件与小湾事变所引起严重局势，一时又重趋稳定，为了巩固与盛之合作，举行了全边区的拥盛反马灭雷的运动。

　　随着黎雷溃败，皖东北我力量愈益增长之时，安徽省政府又进行新的进攻。1939年冬，正式解除盛之军事职务，马馨亭十四游击纵队取而代之，并派岳某来皖东北。盛在我援助之下，大柏圩一役，粉碎了马馨亭部，马率部数百逃回路西，皖省政府正式撤销盛之专员职务，并命令通缉。此时，盛本人发生大动摇，安徽及江苏顽固派继续加强压迫，我力量的增强及壮大，盛本人亦感到威胁，加之戴笠劝盛服从中央命令，另找门路，加之我当时政策上的弱点，盛于最后，虽经我多次说明解释，仍于1940年3月1日率陈大瑶、邢宜之等出走淮南，于是皖东北遂进入我党我军独立负责支撑抗战局面。

　　(五)从1939年6月区党委建立到1940年3月盛出走，这一时期内，区党委所决定的政治路线、统战政策及工作部署，一般是正确的。党的工作照顾到全面，建立了皖东北、淮海的工作。7月皖东北地委建立，淮属地委随后建立(9月)，邳睢铜地委相继建立(11月)，同时又适时的确定了工作重心，全地区党与武装力量获得发展，淮属三团编入了南支，淮属八团最多时发展到500人，邳睢铜成立了200余人的二大队，皖东北改编了三支队，并在盛部中发展了党的工作。由于党在武装中的工作，使党有可能坚持淮海的工作，帮助主力扩大到4000人，党员发展到3000人，各地建立了党的初步基础，并胜利的与盛子瑾合作，坚持发展到独立控制皖东北。

　　这一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已和第一阶段不同了，党已开展它在这一地区的独立活动。这种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党不仅与友党友军进行统战，运用人家的名义进行活动，同时还打出我党我军的旗帜进行活动。在后一时期注意到有计划的发展，把各方面的力量实际组织起来，党把组织群众团体、军人、上层统战配合起来进行，党的秘密组织也已系统地建立起来。因此，为我党在苏皖地区建立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并准备了有利条件。自盛子瑾离开皖东北以后，于是开始了我党我军在苏皖地区独立建立根据地的时期。

　　这一阶段的工作，胡服同志曾做了一个恰当而又符合具体情况的总结。

　　从1940年3月到10月，这是苏皖工作的第三阶段，是我党我军以负责的地位，在苏皖建立了根据地，并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阶段。党团结抗日进步力量，掌握了政权，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决定并改变党的全部工作。在这个阶段内，从开辟到现在，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盛子瑾出走后主力东进开辟苏北，这是建立根据地时期。

　　1、盛子瑾出走，皖东北表现出新的动乱象征。盛临走时有布置，不让我控制皖东北，他以为如果让我控制了皖东北，对他将来的出路和地位是不利的。当时，安徽省政府派来泗县县长朱天修，勾结地方实力派，逐渐削弱我在政权中之力量，当时地方人心惶惶，内部反动派谣言四起，蠢蠢欲动。下级政府则由于我们党内同志的坚持，仍旧照常工作。灵璧县长王尔宜、五河县长于立东未表明态度，但各部环境更加恶劣起来，安徽省政府委派新的专员亦准备东来，泗县王光夏派汪聚三到临集、界集一带活动，准备伺机而进，摧毁我皖东北政权。

　　当时，为了应付这一新的局面，我们采取下列步骤：

　　(1)收编了盛走时未跟去的部队(这些部队原来没有党的工作)，如三支队、特务支队、淮河支队，正式编为四总队之十一团、十二团及独立团。

　　(2)根据当时情况，军事上进行新的布置，以稳定基本区之秩序。

　　(3)用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出了公告，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皖东北抗战的决心，以安定民心。

　　(4)组织了皖东北军政促进委员会，以李中道为主任委员，正式宣告了我坚持皖东北抗战的主张。

　　(5)逮捕了朱天修，委派陈国栋为泗县代理县长。

　　这些步骤也只是应付局面，还没有明确合理地建立根据地方案。对于盛子瑾本人，淮南当时有同志宣布为逃跑，这种认识受到胡服同志的批评，认为不能说服其本人，也不能取信于人，不能取信于了解他为人的那些干部，使人会想到我们是设圈套打击他，这种宣传在当时的确是失策的。

　　二三月中旬瑞龙从豫皖苏东来，金明同志从淮南来，带来了胡服同志的指示，在千头万绪不定的新局面中，获得了明确的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根据胡服同志的指示规定，当时苏皖边区的党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总任务是：争取整个苏北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之苏皖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抗日反汉奸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

　　为了达到这个任务，确定了半年内的工作是：

　　(1)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之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须达3万人枪，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整训。

　　(2)我更坚决的建立政权，派最好的干部(如省委、县委的委员)去当县长、区长。

　　(3)必须组织扩大自卫军，必须建立有真正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救国会、工人、青年、妇女等救国会。

　　(4)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各级党部。

　　(5)必须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以便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的给养及完成斗争中的各种任务。

　　为了使我们能够顺利的进行工作，胡服同志指出，要我们坚决大胆的扫荡苏皖边区的一切汉奸、投降派、顽固派、反对派的势力，并指出在扫荡顽固势力斗争中应当注意的各点：要广泛的开展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统战，争取中间势力，发展扩大群众运动，坚决打击日寇、伪军，提高我党我军的威信。

　　以建立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决定建立苏皖边区的军政委员会，以刘瑞龙、江华、张爱萍、金明、田文杨为委员，以刘瑞龙为书记，成立苏皖边区，建立军区司令部及政治部，建立各分区的司令部、政治处等，对于部队财政的统一，以及山东的联系，及兵工厂等，均有具体决策，并着重指出，争取时间，迅速完成上列各项任务，要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爽快的同时又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不是鲁莽解决斗争过程中已经成熟的各种任务。

　　为了实现上述各项任务，各方面确定了两个月的工作计划。军事部署方面，决定首先集中力量，解决许志远部，扫荡边区内部的主要威胁。许部之二支盘踞于大庄、周圩子一带，逐渐乘隙思动。当时，许志远已去路西，部队内只有支队副张凯春及政治部，由徐合璧负责。由于我之部署迅速及力量集结，没有战斗，经过和平谈判，解决了二支队的武装。第二步便是四总队一团之两个营及十一团之一个营配合某队之五营(为共产党所掌握)扫荡灵北、宿东之顽固势力，以一个团之一个营配合十一团之一个营，扫荡泗县二、六区之顽固势力，以十二团扫荡灵南、五河北部及泗县一、三区之顽固势力，并与宿东独立二团陈凤阳部取得联系，苏皖纵队之孙象涵部，则担任向泗县、宿迁方面游击，巩固东北边境之任务。

　　这里，有个问题没有处理得当。当时灵璧县长王尔宜企图依靠我发展自己力量，反对土顽区长李慎五等，是动摇于我们与顽固分子之间的中间力量。王尔宜实际上在我控制之下， 坚决反我的是赵觉民、谢方堃土顽势力。我军在灵北时，对此未做分别处理，一律以顽固派对付，结果王尔宜带部逃跑，李慎五与赵、谢等贴在一起反我，而敌寇正在此时对灵北连续扫荡。我军南下，从此，灵璧完全变为伪化、顽化区域，造成我今后在灵北工作的极大困难，我灵璧县政府只得退至灵睢边的山区活动。在五河的问题上，五河县长于立东过去虽然参加过国民党右派，但对我尚同情，本拟来皖东北共商大计，于亦准备就职，而我们没有能耐心的争取他，立即派十二团西进，并出布告撤销其职务，他于是积极组织土顽、农工会，与我公开对抗，直到他离开五河为止。

　　关于扩军整训，四总队苏皖纵队一部拟定了自己的计划，规定了常年的具体数目，在原有基础上，四总要完成三个团的建制及三个独立团，苏皖纵完成*个主力团、二个普通团，七个独立营，并确定四总及苏皖纵本身均应设扩军委员会。各地派遣扩军特派员组织地方独立营、连及地方游击大队，并争取地方有武装参军，经过这些关系去壮大主力。

　　从3月到5月中旬，四总约4000人，苏皖纵队达3000余人，地方工作方面，这时，各地党的力量有较大发展，一地委党员900余，群众2000余，二地委党员、群众1000余，三地委党员300人，群众2000余人。海属、淮属用灰色名义武装，海属发展400余人，经过地方党同意，编入南支;淮属八团减少，只剩160余人;邳睢铜武装500余，皖东北党员400余。区党委为了适应建设根据地的需要，召集了苏皖地区的县联席会，确定巩固泗县基本地区，对泗县及灵宿工作，确定每个月的计划，提出发展自己的方针，确定组织工作队，突击群众运动，在两个月内发展农救会5万，自卫军5万，儿童团1万。一、二、三地委确定了三个月工作计划，继续坚持并准备开辟苏北政权的条件。

　　关于政权工作方面，召开了皖东北第一次各级代表大会，通过了施政纲领，成立了军政促进委员会，不久由促进委员会公报陈粹吾代理专员，玉柱同志任秘书。开始筹集粮食及计划财政，以供给部队的需要。各县政府除泗县外，委廖量之当灵璧县长，建立了泗五灵凤行署及盱凤嘉办事处。关于军区的建立，因谭希林同志未来，加上当时河东未弄好，未建立起来。关于训练干部，继续开办干校，原先200余人，党训班至此已办三期，《人民报》亦开始出版。

　　3、自盛子瑾走后，由于我已获得公开负责的地位，我武装占优势，政权转入我手，增加了许多对工作有利的条件，工作方式也必须进行全部的转变，因而我们的责任加重了。由于斗争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并需要我们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日子不长，个别重要的政策问题上，也发生了不少严重的偏向。

　　在扩军问题上，由于只求速效，没有正确的运用行政，部队作用及一切可能用的力量在群众中深入动员，而偏重于经过地主、流氓、兵痞去建立地方武装与扩大主力，单由四总队各团下面要的便有十几个独立营长，苏皖纵队也要了不少。根据地基本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独立营长、大队长的踪迹，违反纪律，骚扰地方的事件层出不穷，大大妨碍了政令的推行及群众工作的开展，给地方各阶层人民极不好的影响。后来，一部分解决或解编了，而拖枪投敌，坚决反对我们的也不少。

　　在财政问题上，过去款项盛已大部分带走，我们只接受了二万余元的流通券，财政系统已瓦解，部队的粮食、菜金、衣服又亟待解决，于是发生了用强借乱收弄来的钱，用吃大户办法来弄粮的现象(当时决定了某某筹粮的办法)，特别是部队及政府利用打汉奸的名义，逮捕地主罚粮罚枪，虽已暂时解决了我们的部分问题，但因此冒犯了中间阶层，而逼得他们坚决反我，如吴圩子吴玉宝，杜巷的杜伏坡便是证明。

　　在群众工作上，还没有切实提出改善民生的方案，认真改善民生，去发动群众，只是很模糊的从激发群众的报复观念，去鼓励群众，因而在下面组织提出了“抗战以后还债”的过左口号。在组织上单纯的追求数字，不改良群众组织的领导成分，因而发生某些地方农救、自卫队虽然当时组织起来，但领导机关被富农、地主把持的右倾现象。

　　在统战政策上，对争取中间势力的认识模糊不清，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解决当时部队需要时，没照顾到各阶层利益，没有明确的方针，以致过分侵犯了中间分子的利益，而引起了他们的反对，这批人后来成为敌顽向我们进攻的最好基础。

　　(1941年12月)

　　[本文全面记述了自1938年徐州沦陷至1941年底，我党面对皖东北复杂多变的局势，真实客观地分析了皖东北各方势力及其影响，全面总结了我党利用有利的条件，逐步开辟了灵北等一系列根据地，建立了政权，发动了群众，发展壮大了我党力量，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此文未作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