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四烟袋锅胡同3号,现在是赵登禹路,西四北大街四条西口,路西死胡同。胡同里3号。上个世纪30年代初,这里没有人住,房主想找一户人家给看房。房主在西四北五条西口“老妈店”旁边,见到一个“缝穷”的针线摊。房主见摆摊的这个妇女做事挺实在,一打听,妇女的家是西山田庄乡淤泥坑(现在是门头沟区田庄淤白村)人,这一年年景不好,家里没得吃了,一家4口(丈夫和两个儿子)一路上要饭来到北京,就想在城里找口饭吃。现在串房沿儿,没个儿准地方住。这房主打听出这家子人的来历,心说:正好。就把烟袋锅胡同这处院子委托给她家看管。这样一来,烟袋锅胡同就来了一户人家,两口子带着俩儿子。
这位妇女的老爷儿们姓曹,这家子人帮助房主看房,也帮助出租,谁租房就帮着房主收房租。俗话说,委窝就是爷,这老曹一家一来二去成了二房东。这处院子成了他们家可以支配的天地,他们在院子里搭了个鸡窝,养了一群小鸡,就在这里“安居乐业”了。
乡下人不管到了哪儿总忘不了老家。在城里安顿下来,自然要给乡亲们捎个信儿。乡亲们进城也就有了一个落脚的地儿。这时的宛平县已经有了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的负责人青白口村的魏国元与曹家拐着弯儿也沾点亲戚。魏国元在青白口开了一个“一元春”药铺,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在城里也需要一个落脚点。魏国元看中了烟袋锅胡同这个地方。他对曹家婶子讲:“咱们老家成立了‘穷人会’,就是为穷人办事的组织。‘穷人会’在北京要有一个落脚点。”曹家婶子一口应允。曹家就是要饭来到北京的,这烟袋锅胡同的家当穷人会的落脚点哪能含糊呢!
从此,魏国元往来西山与京城,这烟袋锅胡同就是他经常落脚的一个地方。不久,魏国元在西山秘密建立一个枪支的修造厂,为武装起义做准备。不想被国民党宛平县政府察觉,将魏国元抓进了铁狮子胡同的卫戍司令部,以后被判刑,押进了德胜门外河北省第二模范监狱。经过组织营救,提前出狱,曹家婶子给在烟袋锅胡同4号,找了一间东南犄角的小南屋暂时栖身。以后,北平地下党组织恢复了魏国元的组织关系,任命魏国元为中共宛平县委书记。魏国元回到平西的家乡青白口村,开始了平西抗日斗争的筹备工作。
魏国元的弟弟魏国臣也是地下党员,被组织派到南苑二十九军士官训练团学习军事。抽空,魏国臣也到“穷人会”的落脚点来过,对曹家婶子交代:“只要来人提到魏国臣,他们要到平西,你们就帮助他,送他到平西。”曹家婶子一口答应。不知道有多少北京的进步学生和组织的人通过曹家婶子送往西山。有一次,曹家婶子送人到了阳坊。打阳坊往西,过一条河,就算进了西山。送的人跑过去了,敌人发现这个老娘们不寻常,抓住盘问。
“刚才走那个人是你什么人?”
“是我儿子。”
“你儿子怎么和你岁数差不多?”说着,就是一个大逼斗(嘴巴)。抽的老太太顿时鼻子流血。
“那是我干儿子。”老太太肉烂嘴不烂,一口咬定。敌人无奈,只好放了老太太。经老太太的手,送过的“乡亲”有名字可查的有高万章、崔兆春、高桂林、霍万城……
曹家的儿子曹桂山,十七岁了,在天泉粉房当学徒。魏国元见了,对婶子讲:“桂山大了,最好在官面上给他找个事儿,好掩护在家儿门口。”曹家婶子听国元的话,就托了一个衙门的办事员,给曹桂山补了个第十八期学警,当上了伪警察。儿子是警察,查户口的自然要网开一面。以后曹桂山当了伪警长,送人就不用老娘亲自出马了。曹桂山出钱雇俩儿弟兄,把要送的人五花大绑,押送出城。看城门的问,就说是抓住贼了,到城外“起脏”去。晚上,城门关了也没事,曹桂山手里有“司法执照”,凭着“司法执照”就能叫开城门。
1938年,邓华支队进驻斋堂,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魏国元当了宛平县抗日民主政权的第一任县长。烟袋锅胡同的落脚点就更忙活了。通过曹桂山的关系,从北京城里采购的油墨、电池、纸张,甚至子弹,不止一次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有人问曹桂山,你干吗干这掉脑袋的事儿?曹桂山讲,要帮的人,不都是为穷人办事的人吗?咱是穷人,穷帮穷嘛!
解放后肃反,曹桂山说不清楚了。曹桂山记得,魏国臣对他说过,等革命胜利了,咱们都住高楼去。可魏国臣在冀东的战斗中牺牲了。曹桂山想找魏国杰,可一打听,魏国杰在张家口时,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至今连尸骨也没有找到。
曹桂山无奈,在西四马审桥(白塔寺)摆饭摊度日。正好,在湖南省当厅长的魏国元调回北京,担任中央水利电力部办公厅副主任,水电学院院长。魏国元坐着小轿车来看曹家婶子,还给他们带来江南的江米酒曲子。曹桂山向魏国元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魏国元表态说:“你为八路军做的工作,忘不了。我们管。你要求入党,别忙,等你把工作干好,组织上会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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