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保卫战
来源：炎黄春秋   2022-12-09 11:00:50

　　导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直面敌人的残忍、战争的残酷、自然灾害的侵袭，在军队给养和人民生存等方面经受住了极大的考验。他们既要抗击日寇又要解决军需民用，还要抵御自然灾害。他们发展根据地经济，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打响并最终打胜了一场经济保卫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带领下，从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再到由山地向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最终创建了西起同蒲铁路，东抵津浦铁路，北起正太、石德铁路，南至陇海铁路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八年间克服了重重困难，根据地从无到有，再到逐步扩大，最终形成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区组成，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2551万，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腹地的涉县、偏城、左权、黎城等区域为中心。这里驻扎着晋冀鲁豫边区许多重要的机关单位，也是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心脏和指挥中枢。它既是敌后，也是前方。战争的残酷、自然灾害的侵袭、我军的给养、根据地2500多万人民的生存等诸多问题，是对党组织和红色政权的极大考验。既要解决军需民用，还要抗击日寇、抵御自然灾害，发展根据地经济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打响了一场经济保卫战。

　　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生产经济委员会、生产贸易总局、工商总务、税务总局、冀南银行、供销合作社等经济部门，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统领，制定对敌、对内经济政策，并根据战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出台强有力的措施，调整经济政策。我党在抗日战争中不仅能够使根据地的经济自给自足，还能应对复杂形势，把边区的战时经济锻造成一柄利剑，为根据地抗日战争的胜利保驾护航。

　　抗战初期根据地的经济格局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后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根据地的创建工作，陆续开辟了太行山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此时为根据地初创时期，根据地和敌占区犬牙交错，敌人袭扰不断。各地区商业混杂，困难重重。敌人用频繁的“扫荡”“围攻”“经济封锁”等一切阴谋办法隔绝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摧残根据地内的一切经济建设，妄图建设殖民地经济，以达到“以战养战”的阴谋。

　　我党以广大乡村为根据地，存在着各种困难。生产技术落后，熟练工人及技师缺乏，各项社会事业人才奇缺，资本缺乏，交通不便，科技含量高的必需材料和工业、生活必需品都被日军严加封锁，交流极为不易。

　　在这诸多困难和特殊环境下，根据地军民要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安定与改善民生，以此来支持战局。这在当时是极端困难的重大工作，困难、残酷程度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

　　当时根据地的货币流通也非常混乱。除国民党政府所属各银行发行的“法币”外，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各省银行、商业银行、地方银号、商号、当铺也发行了五花八门的钞票或流通券。这些庞杂货币信用极低，群众经常拒绝使用。同时在根据地边沿地带，甚至还流通有日伪发行的伪币。有些地方也还在使用银元。“上党票”“救国合作社兑换券”也一并在流通。这种混乱的货币市场不仅不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保护人民的利益，也不利于对敌进行经济斗争和货币斗争。对此，根据地迅速确定了“独立自主，发行冀钞为边区统一本位货币;严禁和打击伪币，保护法币，收兑取缔杂钞，稳定物价，保障抗日军队供给，支持边区经济建设”的工作方针。

　　1939年10月15日，设在山西小寨村的冀南银行总行(路西行，后迁驻涉县索堡)和设在冀南南宫的路东行同时宣告成立，开始发行根据地本币—冀钞。

　　抗战中期根据地的经济策略

　　进入1940年，随着根据地的逐步开辟，有了相对固定的区域，兵源相对稳定。通过抗战初期的摸索，根据地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活跃市场，支持抗战。

　　1940年4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会议上正式提出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8月1日，冀太联办在河北涉县东辽城成立。1941年7月在冀太联办基础上组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成立(1942年2月迁涉县弹音村)，总理全边区政务，对边区施政颁发命令，制定实施办法与规程及特别地区单行法规。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戎子和)。从冀太联办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逐步走向统一。

　　1940年，冀太联办通令冀钞为边区统一货币，收回原三、五专署发行的“上党票”和“救国合作社兑换券”，冀钞在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流通，“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流通冀钞”成为根据地经济战的基本原则。

　　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了施政纲领15条，对边区建设做出了指导。其中第5条规定：努力经济建设，增加边区财富，确切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第6条规定：对敌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实行自由贸易;第9条规定：逐渐确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累进税[1]。

　　当时的敌占区为围堵根据地，施行了以下这些恶毒的货币政策：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以购买军火，屠杀中国人;制造假法币，欺骗乡民，换取法币，破坏法币信用;在占领区禁用法币，排挤法币，扩大伪币市场;操纵市场，贬值法币，扰乱金融;疯狂发行伪币，攫取占领区和根据地物资。

　　面对这种严重的经济困局，根据地因地制宜，制订了一系列的经济策略。

　　首先，将自己的货币政策作为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从1940年开始，根据地出台如下货币政策：(1)加强货币作用：保护法币，抵制伪钞，调剂金融;(2)保证货币信用：发动政治宣传动员，大力发展生产事业，制定合作社奖励制度及低利借贷，发展对外贸易，储备现金、现银，保证充足的准备金;(3)取缔以物易物的倒退交易方式;(4)适时控制冀钞的发行数量，抑制通货膨胀，平抑物价;(5)严禁法币流通，法币可兑换成冀钞在根据地流通，逐步使冀钞替代法币;向敌占区购买必需品时由冀钞兑换法币，持法币到敌占区购买;取缔根据地一切杂钞，只允许冀钞流通，下级政府及私人企业一律禁止发行钞票;(6)实行冀南、北海、晋察冀、晋西北农民、陕甘宁边区五行通汇。

　　在货币交易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很多危险。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在第四专署游击区活动的八路军四旅和四军分区后勤处的同志到银行办事处提取法币，银行办事处的同志们要到驻地十里以外临清西面的一户老乡家中去取。为了保证安全，钞票是埋在地下的，挖出时票面损伤程度不一，需要挑选，银行和部队的同志们一起一张一张地进行挑选，整整挑选了一个通宵。当挑选工作快结束时，交通站送来情报，说敌人可能出来扫荡，情况紧急，需立即停止挑选，马上埋藏。刚收拾完毕，天已拂晓，同志们很累，很想休息，随即就听到村子里响起了枪声，大家立即跑向村外。看到黑压压的人影在挪动，群众从西向东跑过来，于是判断敌人是从西面来的，同志们也一起向东面跑，刚跑了一段路，忽然看到周围全是敌人，大家立刻就意识到是被敌人包围了。同志们马上又往回跑，进村翻墙跳进老乡的院内，跑到磨坊和厕所躲避。我们的同志们还带着一包法币、钢笔和账本，见此便急中生智地顺手甩到水井的水斗里，把票子包裹好用水斗沉到水底。危险过后，老乡和同志们一起再把票子从水井中打捞出来晾干，总算安全地躲过了扫荡，没有造成损失。

　　其次，以上述货币政策为基础，根据地施行了如下财政政策：

　　(1)统筹统支，量入为出。平衡收支，防止膨胀。把政府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当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建立预决算制度，杜绝浪费、贪污。

　　(2)将关税(出入口税)、逆产(汉奸财产)、田赋(暂时)、官产、司法和行政罚款列入国税收入。

　　(3)军政费比例：根据一切为抗日胜利，一切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原则[2]，军费占全部收入的2/3，政费占1/3。

　　为此，根据地制订了相应的贸易税收政策，采取“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原则，目标是争取出入口平衡。具体措施如下：

　　在根据地内的贸易和运输，自由并免税，抗日邻区间的贸易双方协商办理;对敌占区贸易实行统制，视各种物资对根据地与对敌人的利害轻重关系，分别采取奖励、许可、限制、禁止出入口的办法。对重要军需民用的工矿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实行专项管理措施，特别是粮食(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棉花、布、食盐，采取专卖经营，保障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和对外的有利交换。在军民中教育提倡使用土货，抵制仇货运动，禁止奢侈品，限制非必需品的输入，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的输出，保护边区经济和商民的利益。

　　设立统一累进税，在边境设关税。出入口货物对根据地利大、对敌利小者，仅征轻微税或免税;对敌我均有利者，斟酌需要的轻重缓急，定税率情况;对敌利大、对根据地利小者，征重税，税率50%—100%，直至禁止入口。

　　发行公债，规范民间借贷、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农贷，支持生产等。

　　再次，加强管理，实施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

　　外汇管理也是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掌握外汇的目的是扩大冀南银行货币流通区，提高冀钞币值，出口山货换取外汇，组织进口解决军用民需的物资，支持抗战，建设根据地。

　　每年秋收后为根据地出口的兴旺时期，工商总局要出台紧缩通货调剂粮食计划，需用大批外汇。冀南银行及各地分行配合：(1)决定阳邑、任村各分行现存外汇，按接近黑市价格全部拨售给工商局转总局去支配使用;(2)各地工商局和商店所直接间接组织输出货物(粮食输出在内)所得之外汇，一律须经过银行登记，但银行也不随便动用，外汇必须使用时须经过工商局审核给证;(3)各地分行须单独建立管理外汇帐簿，以备检查，并按月定期向总行和政府作报告;(4)银行各分行可在商业重镇，设立外汇交易所，由工商管理局、冀南银行、公营商店、商会代表等协同主持进行，以本位币冀钞为计算标准;(5)在根据地内私自买卖外汇，故意登记假汇票或空额支票者均以捣乱金融罪论处[3]。

　　银行的同志们经常在游击区和敌占区的武工队、区政府的配合下开展宣传工作，打开冀钞流通市场。由于根据地工作的深入，在敌占区有些炮楼的伪军都用冀钞买东西。同时，在银行驻地和附近村庄的山货栈，无论公营的、私营的或公私合营的，其中大多数都由银行贷款支持。它们在山区收购土特产，如核桃、花椒、板栗、油料，出口到敌占区，换回外汇。外汇须交银行按牌价兑成冀钞，或组织进口根据地必需的物资。有时候为了弄清敌占区物价，便于制订外汇牌价，银行的同志们还会乔装成脚伕牵着驮满山货的骡马跟着商人到敌占区去交易，回来时换回食盐等必需品。

　　此外，根据地还施行了粮食专卖、纸烟专卖政策。

　　日军为了保障军需供应，粮食是其主要掠夺对象。敌占区的粮食政策，一方面是严格阻止群众必要的消费，以欺骗强迫的方法收归;另一方面是定出“官价”，用极低廉的价格收买粮食，残酷剥削农民。

　　粮食在根据地内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一种商品。粮食价格的升降，往往成为各种商品物价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货币的巩固上，也起着巨大的杠杆作用。所以粮食必须掌握在抗日政府的手中。

　　根据地规定粮食禁止出口，指定粮食专卖。如亟需出口，则由政府组织有计划地出口，换取根据地必需品。为了防止敌人掠夺物资，保证抗日军民的粮食供给，根据地出台粮食统管与调剂相结合的粮食专卖制度。

　　1942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发布通令，本区纸烟实行专卖，由工商管理总局办理，所有私人经营的纸烟工厂作坊，即于2月底前一律停工，原料、工具、制成品及半制成品，可由工商管理总局收买。除涉县索堡、河南店，林州任村三地指定私营纸烟厂数家特许造烟外，其他一律停工，三地产纸烟必须由工商总局定价全部收买，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不得自由销售。

　　通过施行上述一系列措施，根据地在经济战斗中总结了许多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的积极的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4]。

　　1943年后根据地最困难时期的经济建设

　　1943年，华北遭受了多年罕见的旱、虫灾害，春夏两季无雨，秋天又闹蝗灾，蝗虫多得惊人，飞起来遮天蔽日，落在山坡上黑压压的一片，飞过田地，瞬间庄稼全无。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军粮征收也随之异常艰难。边区号召军民共渡灾荒，经济部门也不例外。每人每天半斤粮，工勤人员劳动强度大，特别是马伕班更不够吃，干部就每人每天节省出一两粮食给他们。还组织人员上山采摘树叶晒干磨成面，配上核桃渣蒸成窝头，吃起来又苦又香。动员大家到山上挖野菜，规定每人每天交食堂三斤野菜。地里山上能食用的野菜最多的是“刺儿酸”。每天吃两餐“刺儿酸”菜煮稀粥，米少菜多，还不能管够，即使稀粥米粒也廖廖数几，可以照得见星星月亮，但大家都呼噜呼噜喝个精光。

　　除天灾之外，敌人频繁“扫荡”，把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为了防止投机、倒卖票子坐收渔利，边区决定，太行、太岳、冀南各战略区实行货币分区管理办法，不得跨区流通，各区流通的冀钞分别加盖“太行”“太岳”和“平原”字样，以资区别，这无形中给边区的经济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在太岳区行工作的崔启仪同志曾回忆：在1943年的大扫荡中，山西洪洞县崔景山老乡是位憨厚的农民，家中还有老母亲、妻子和八九岁的儿子。孩子非常机灵，只要是根据地同志来这里隐蔽，他不管刮风下雨，每日都坚持在外边放哨，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跑来报讯，是伪军，还是日本兵，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说的一清二楚。根据孩子讲的情况，银行的同志们再决定乔装或隐蔽。在这里隐蔽的同志从未出过问题，都安全地度过了敌人的扫荡期。根据地的老乡们每逢年节还争相请八路军同志们到家中过节。在老乡家中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同志们也帮老乡纺花织布、下地干活，彼此之间亲密无间。根据地的老百姓们都非常热情、诚恳，热爱、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他们用无私奉献组成“人山”，使根据地的经济战线保持了极大的生命力，有力地对抗了日军对根据地物资的掠夺。

　　为了能够克服灾荒，边区政府鼓励生产自救。1943年3月12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了《农业贷款办法》，在办法中规定：农贷期限：一般8个月，最长以不超过一年为原则;水利贷款额数较大可分期偿还，最长不得超过4年。当年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在河北涉县修建的漳南大渠就是从冀南银行贷款160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建的。山西榆社县桃阳村一位名叫郝二蛮的妇女，组织了一个妇女农业生产互助组，向银行贷款830元，买了耕牛和农具，连续三年生产得很好，由吃救济粮变成了向政府卖余粮。她被评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劳动模范，边区政府还奖了她一头大耕牛。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在这次会上他提出“奖勤罚懒”制度。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至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后来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对于当时极端困难的根据地来说，首长、士兵每月的津贴只有1.5元—3元，如此高额的奖励，堪称重奖!

　　党政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养猪种菜，促使根据地市场空前繁荣。党、政机关纷纷开办商店、经营商业，军队、银行也经办商业。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解决了军民生活给养问题。但也出现了一些其他情况，有些地方出现商品囤积、待价而沽的现象。战争年代本就动荡不安、物价上涨，但因冀南银行金融调控及时，每年上涨约一倍左右，这在战争情况下还是基本稳定的。几年来的物价指数1940年为100%，1941年为144%，1942年为207%，但到1943年却猛涨为705%，这种情况对根据地的经济是极为不利的。为了稳定市场、平抑物价，经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批示，经边区财政经济会议研究，决定实施紧急平抑物价办法：(1)各军政机关商店、银行及公营商店手里掌握的山货立即组织全部出口，以平抑外汇价格，稳定进口的日用工业品价格;(2)银行停止商业活动;(3)银行现有掌握的粮食全部交工商局公营商店出售，稳定粮价;(4)严禁军政机关经营的商店囤积居奇。这些措施贯彻执行后，市场出了稳定局面。紧接着对军政机关经办的商店进行了整顿，有的撤销，有的移交给工商局的公营贸易公司，军政机关只搞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不搞商业。这对根据地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起，边区政府为统一度量衡，由太行实业社监制大批新秤，每新秤二斤合一公斤，合旧十六两秤十三两四钱八。1944年11月1日起，凡过去粮食供给制度与一切法令条例上所规定的斤两，一律采用新市斤计算。

　　1943年底纸价高涨，土麻纸只合外来纸价一半或2/3，虽一再禁止，外纸进入根据地仍很多，根据地内的各抗日机关部队多数用的也是外纸。不用土纸，影响入超及工业发展非常大。边区政府决定自1944年1月1日起，除一、六两个分区外，无论机关用纸、传单、布告及干部战时教育，一概不准再用外来纸张;会计机关记账用纸，如果需要用有光纸时，须要经过各上级首长批准才可用……

　　到1944年6月，边区造纸事业经过半年的扶植改进，已经普遍发展起来，部分地区出现销路阻滞、过剩现象，这个时候边区发布通令禁止一切外来纸张入口，及时调剂市场。

　　“滕杨方案”的出台  使根据地经济空前繁荣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合并办公，八路军前方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仍保留一二九师番号)，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

　　根据地虽经历了1943年的严重天灾，但因为经济政策得力、金融调控及时，边区有效地缓解了天灾、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压力。1944年4月1日，在邓小平的倡导下，由八路军前方总部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制定并颁布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

　　《方案》中规定：“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节约的合理，你节约的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除此之外，《方案》还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30%上缴伙食单位，70%为个人所得。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自得”。

　　此《方案》的颁布，大大地刺激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社会物资得到了极大的储备，除满足本区军需民用外，还可出口换回外汇，支援兄弟单位。这促使社会积蓄大幅攀升，边区物价稳定。边区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期，为他区所不及。边区出现了空前繁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根据地传开。边区的首府涉县瞬间沸腾了，赤岸、弹音、王堡、索堡、温村、中原等重要机关驻扎地纷纷举办庆祝活动。大家自发组织了文艺演出小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呼声、口号声、歌声、笑声、交织在一起，在天空回荡，以此欢庆抗战胜利。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经济战线上的同志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后复杂的环境中依托群众，开创出独特的经济运行体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根据地物资，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支援了军队作战，为新中国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金融经验，储备了大批经济人才，为新中国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打响并最终打胜了一场经济保卫战。对此，邓小平同志总结说：“敌后的经济战线的尖锐程度，决不减于军事战线。”[5]

　　注释：

　　[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载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117页，118页。

　　[2]彭德怀：《财政经济政策》，载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3]《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目前金融货币工作的意见》，载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第183页。

　　[4][5]《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第77页。

　　(作者单位：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