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晋冀鲁豫边区大生产运动
来源：论文网   2018-01-29 14:36:23

　　中央决定，一二九师师部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直接领导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的敌后抗战工作。

　　身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也从河北涉县赤岸村移居山西左权县麻田镇，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日常工作。上任之初，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带领根据地军民克服粮食和物资缺短的严重困难，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日后的大反攻奠定坚实的基础。

　　指导推动大生产运动

　　1942年、1943年，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异常艰难的两年，除了日军频繁的“扫荡”和经济封锁，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也降临到很多地区，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就连部队，也是经常以野菜充饥。在一些地方，群众连树皮都吃光了。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要求各根据地开展“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十大政策是指“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

　　1943年10月、12月，邓小平两次组织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等机关领导，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会议决定：1944年根据地宣传和执行十大政策的重点放在生产上。邓小平指示：“在大生产运动中应密切结合减租减息，以减租推动生产运动。中央说的减租减息和拥政爱民，都是为了明年的生产运动。在灾区与灾荒严重地区，一定与救灾斗争结合，平原地方应密切结合反资敌，提出保护生产果实。机关生产也在这里提出，应提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亦不可缺少。”

　　1943年12月3日，邓小平又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华北根据地的经济情况：“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通灾荒及我们自己的生产工作很差，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最近太行区因敌人封锁，山货不能出口，导致物价飞涨。晋察冀经济亦非常困难。冀南今年旱灾之后，又遭水灾、雹灾，入秋普遍瘟疫，死人很多。今年因水灾种麦减少，特别估计到明年敌人的大破坏，灾荒的继续性，深值警惕。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究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作者按：耕种三年，节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一年，节余四个月的粮食)，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资财的积蓄。”并建议：“由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给以具体任务，最好能转送一部到延安或华北，以备不时之需。否则，将来华北万一大军云集，困难很多。”

　　12月16日，毛泽东、彭德怀复电指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

　　为推动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1944年1月8日至11日，由北方局召集，在麻田召开晋冀鲁豫边区财经会议，确定了1944年边区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增加生产，扩大根据地的财富，发展工农业，克服财经困难，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在全边区发展1000个合作社，种植5万亩棉花。

　　1944年4月2日，太岳军区副司令员谢富治、政委王鹤峰来到北方局，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因为灾荒严重，困难较多，太岳区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对此，邓小平指出，太岳区的物质条件要比太行区好，各种矿产、土特产较多，现在之所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根本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生产没抓住，一个是经济政策上有毛病，致使有些工业倒闭，冬耕没有做好，在帮助人民渡荒方面也没有做好;太行区的经济条件比太岳区差，但在去年，救灾工作成绩却很大。太行区从敌占区吸收粮食，销售到灾区，并发动灾民运粮、妇女纺织，在群众中开展借粮运动，引导农民及时种春菜、秋菜，大力发展商业、手工业、合作社，搞煤炭输出，多方面救济灾民，从而缓解了很大困难。最后，他指示谢富治和王鹤峰，太岳区应主要以发展生产，增加人民收入来解决经济问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检查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正确掌握经济政策，发展大生产。

　　1944年7月，邓小平组织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再次召开财经会议，讨论了生产、征购小麦和贷款等问题。会议决定，拿出4000万元冀南币购买小麦，提出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不再提倡开荒，号召深耕细作，大量扶植养猪，并决定贷款扶持手工业的发展。

　　就这样，邓小平多次召开会议，加强部署和检查，并亲自指导生产工作如何具体开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亲自带头自力更生

　　为深入贯彻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方针，在生产建设方面作出表率，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很多机关领导，和普通战士一样，扛镢挑担，躬身下田，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带动部队和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3年秋天，邓小平和北方局的宣传部部长张际春、委员刘锡五等人合作，征得驻地村干部的同意，承包了两亩公产水田，并向村里立下“军令状”，保证第二年按规定交田租。

　　邓小平等人都缺乏种田经验，因此，特意在当地聘请了一位老农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他们如何上粪、犁地和下种。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邓小平等人便早早起床，拿着铁锹、镢头，挑着箩筐，来到地头，一块儿担粪、施肥、锄地。他们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秋耕任务。

　　1943年10月下旬，邓小平指派北方局秘书处处长陈鹤桥，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开荒生产委员会主任，带领机关人员来到驻地附近龙王堂的大山上开荒。这支由机关人员组成的开荒队伍，白天抡镢开荒，晚上就在山上的大岩石下找个避风的地方休息或研究工作。

　　北方局的机关大院里有块空地，也分给各部、科的人员，种上了菜。麻田镇外，清漳河边有一片苇子地，邓小平带领大家，将这片苇子地的苇根挖掉，分给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的人员种上了菜。冬季空闲时间较多，北方局等机关的很多男同志还虚心向女同志学打毛衣，替工商局编织用于出口的毛衣，赚取手工费。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也涌现出了很多生产英雄和劳动模范。在北方局的直属单位中，就有一位代表，他就是北方局党校管理科长郭瑾。

　　1942―1944年，在党校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郭瑾组织人员开荒种菜，解决了150多名学员的吃菜问题。在他的带领下，到1944年，已开垦出24亩地，打了两眼土窑，砌了一眼石窑。为了方便学员们的生活，他还在党校附近开办“泰记”饭馆。随后，靠着小饭馆和5万元资金，他又创办了“泰记”商店，手下职员增加到30人，驮骡发展到16头，并办起12人的毡帽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资金也越滚越大，扩大到了100万元。有了充裕的资金，郭瑾便拿出50万元作为党校办公经费，补助学员伙食。在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他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

　　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

　　根据地通过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产量，减轻了人民负担，保证了抗日部队的物资供应。

　　据统计，1944年，太行部队开荒88172.43亩，生产和节约收获折合粮食10万石以上(每石140斤);太岳部队开荒58052亩，产粮25409石、蔬菜4031360斤。部队除完成每个人自给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任务外，食用油、盐、肉及日常办公杂支费用，大部分也靠生产解决了。太行区党政机关种地10332亩，其中新开荒7629亩，生产细粮21万斤，蔬菜150万斤，平均每个人自给2个月粮食，蔬菜全年自给。这一年，太行全区军民共开荒33万亩，增产细粮2400万斤。太行区夏秋两季共产粮12.3亿斤，是抗战以来收获最多的年份，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纪录。据24个县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150万斤，此外，大麻、果类、花椒、柿子、核桃等，都获得了丰收。

　　农业丰收带动了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养猪、养羊、养鸡户多了起来，军队和民政机关也建起许多小型工厂和作坊，涉及煤炭、造纸、铁货、皮革、纺织、肥皂、纸烟等多种行业，使边区的很多日常用品实现了自给自足。

　　太行部队还抽出人员，帮助群众耕种、锄苗、收割，共达42900亩，体现了军民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关系。

　　1944年11月20日―12月7日，在山西黎城县南委泉村组织召开的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全年的生产工作：“今年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两月或三月的食粮和全年的菜蔬，还要依靠自己生产来贴补油盐，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十万石公粮的负担，如果把办公杂支和节约统统计算起来，大约减轻了人民二十万石公粮的负担，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军队、政府等机关节衣缩食，帮助人民渡荒等等，无一不表示出军民一致的团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