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带给我们的启示(1) ——廉洁从政的典范
来源：抗战图书馆   2018-05-20 10:53:11

　　在冀南银行总部机关工作的同志们都知道，有一把简易的折叠躺椅是高捷成行长的“私有财产”。这把躺椅是从来“扫荡”的日寇手中缴获来的，当时高捷成同志腰部有疾患，伏案工作时间长了，他就躺在这把躺椅上继续工作。1943年5月5日，高捷成同志正在总行发行处参加理论与实践学习讨论会，电话里传来敌人出动的消息，发行处主任梁绍彭带领人员转移，材料科科长郭蕙亭带领科里齐登五等同志就近上宽嶂山材料保管点留守。高捷成同志就把这把躺椅交给齐登五并开玩笑地说：“要藏好，可别给我丢了，这可是我的‘私有财产’呀”。高捷成同志就是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组织发行处人员转移后，便带着警卫员连夜赶到冀西的一些点上去部署工作了解情况，途中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的。

　　其实，这是高捷成同志开玩笑的话语，当时在冀南银行工作的同志们都知道，高捷成同志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私有财产。当时冀南银行职工的待遇与军队一样，实行供给制，每月发几元钱津贴做零用钱。那时冀南银行的干部，除了衣服、被子、鞋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以高捷成同志为杰出代表的冀南银行的领导干部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搞特殊，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他们和银行员工保持着同样的生活水平。

　　高捷成同志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溪县的一个十分殷实富有的家庭，是一位志在民族解放的热血青年，早年曾考入厦门大学研习经济，没有毕业就回到漳州在其宗叔开设的百川银庄从事出纳。人们都知道当年他曾暗中将百川银庄的款项先后分户化名挪用了2万多元银元，但他不是将其据为私有，而是接济了他的同学领导的中共闽南地区的游击队和用于他的族弟高谓南扩充革命武装、组织农民协会之需。因此事高捷成对自己的宗叔一直愧对于心，后在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给其宗叔写信还说“我所欠挂百川银庄2万多元的债，时刻纪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3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打下漳州，红军在漳州的40多天里，高捷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参加红军的活动，为红军筹备了约40万元的物资，分文不少地全部交给了红军。高捷成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生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年他曾协助在红军中负责财经工作的毛泽民做经济计划工作，后来又在中央苏区以毛泽民为行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事革命根据地的银行事业。抗战时期，冀南银行成立，他是首任行长。在他一生与钞票打交道的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恪守着一个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侵蚀，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我们共产党人勤政清廉、为民务实的典范。他牺牲后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私有财产，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高捷成同志牺牲后，赖懃同志成为冀南银行第二位行长。作为冀南银行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与高捷成同志一样，原则性极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妻子范熙同就在出纳科工作，1944年患产褥风去世。当时根据地医院药品匮乏，很多药品是利用珍贵的外汇从敌占区购来的。范熙同患病期间，医院的领导曾多次强烈要求给她使用抗菌药，赖懃同志却始终坚持不愿为自己的妻子而耗费珍贵的外汇，他的这种无私的行为受到了其战友们的高度敬仰和敬畏。

　　李丛芳是当时根据地医院的一名医务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到山西省卫生厅妇幼保健院工作。范熙同患病后，她当时就一直在其身边。李丛芳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范熙同的去世让她深感痛心，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她对此非常的惭愧和悔恨。惭愧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挽救过来范熙同同志年轻的生命。悔的是自己竟然没有坚持到底给范熙同同志使用抗菌药。恨的是日寇的侵略、扫荡和封锁，给根据地的军民造成缺医少药的困难。同时她也“恨”赖懃同志的“不近人情”。

　　赖懃同志为党的工作一生鞠躬尽瘁，常常工作起来是废寝忘食，高强度的工作严重摧毁了他的身体，1945年6月因病去世。去世后，同志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除了有一块计时用的怀表外，就再也没有其他财物了。赖懃同志是江西泰和人，是一位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在今天江西泰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资料里，是这样评价他的：“赖懃同志为革命奋斗了20余年，忠诚坚毅。上前线，不受强敌所屈，管经济，不为金钱所动，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赖懃同志去世后，留下了自己不满两周岁的女儿蔚兰，由时任冀南银行副行长胡景沄代为抚养，不幸的是，蔚兰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因病辞世了。赖懃同志一生为了革命事业，不但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财物，而且没有留下自己的后代。他对革命的奉献是巨大的，而他得到的却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尚品德给我们留下的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他的丰碑永远树立在我们的心中，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高大的形象是任何物质和荣誉所不能取代的。

　　可以说，当年以高捷成、赖懃同志为典型代表的冀南银行领导干部是一个廉洁从政的集体，他们严于律己，为民清廉，品德高尚，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质，深受广大干部职工的爱戴和拥护。

　　发行部主任梁绍彭同志，为了筹集印钞所用的资财，他经常接待由敌占区回来的商人，藉以了解敌占区采购情况和物价以及采购关系的交通运输路线。因为梁绍彭同志体弱多病，商人们会时常给他捎带些治病的药品和补养身子的礼物，而梁绍彭同志从不接受。遇到一些简直不好拒绝的，他都是把这些药品和礼物让人登记造册全部交给根据地医院，用于救治那些急需的伤病员。不但如此，他还多次用自己原本就非常拮据的津贴悄悄地给商人们垫付这些药品和礼物的费用。

　　梁绍彭同志的战友、时任发行部副主任的张子重同志一生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在发行部这个工作岗位上，是直接与钞票打交道的，他与梁绍彭同志一样，不但经受住了各种利益的诱惑，而且就是连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他都主动让出。张子重同志为人正直忠厚、从政两袖清风，凡是接触过他的和他领导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他品德高尚、清正廉洁。他自己仅有的津贴，从不舍得多用，但同志们遇到困难或有喜事结婚时，他常常慷慨解囊相助。有一次为了给印钞厂一位得了疟疾的职工改善一下饮食，他用自己的津贴到老乡家里买来一只老母鸡炖成鸡汤送去，而自己由于没钱购买食堂的粮票和菜金，就悄悄地从山坡上采来野菜充饥。

　　当时印钞厂的食堂每天早晚都是稀粥、窝头、萝卜、咸菜，午饭是谷子干饭。上级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和一般来往的客人，都在食堂吃饭，不另加菜，饭后按规定交粮票和菜金。职工因公外出，需住宿吃饭由所到村的村公所安排到老乡家里，老乡吃什么他们吃什么，并且按照规定必须交足粮票菜金。当时印钞厂有位管理排长叫王群堂，经常挑着扁担到集镇或邻近村里购买油盐供应食堂。有一次遇到下大雪封山，一时回不到驻地，就在老乡家里留宿了一宿，由于当时自己没有带粮票和菜金，就暂时用公款垫付了，回来后及时拿出自己原本就非常拮据的津贴补上了“挪用”的公款。当时的印钞厂有严格的纪律，不准将公物化为私有，不准损害农民利益。每周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遇有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还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批评会，以教育本人和大家。当时王群堂同志因此还主动地在生活检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当年的冀行人为了革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一切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记得有人写过《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书中写道当年彭德怀同志在西南三线建设期间去到三线建设重镇攀枝花附近的农村调研，恰遇一位刚从地里干活归来的当地青年农民，就想顺便要去农民家里看看。当时那位农民以及随行的当地公社干部都竭力劝阻彭德怀同志，彭德怀同志执意要去，青年农民只得将彭德怀一行让进屋里。屋檐很矮，屋内家徒四壁。彭德怀同志要低着头才能进去。到里面一看，黑咕隆咚，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停了一会儿，彭德怀才看清屋子里有一只土炕，上面有一条破被，几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上面，都用被子盖着自己的下半身。彭德怀直朝炕上走去。几个女人一见这个陌生男人要上炕，吓得连连后退。彭德怀同志朝她们点着头，要上炕去与她们唠家常。几个女人顿时吓得哇哇乱叫起来，用那条破被紧紧地裹着身子。青年农民忙过来介绍：“这年纪大的是我的母亲，这中年妇女是我的婆娘，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是我的大女儿。”

　　彭德怀同志不知道她们为何如此，还以为自己违反了当地风俗，就连连向主人道歉。这时，公社干部看看屋子里的主人，将彭德怀拉到门外，轻声地说：“首长，那炕是不能上去的。”彭德怀同志问道：“为什么?”公社干部说：“那床上的女人都没有穿裤子。”彭德怀同志不解地问：“她们为什么不穿裤子?”公社干部说：“这是当地人的一种习俗。”彭德怀同志问道：“你是不是当地人?”公社干部答：“是。”彭德怀同志又问：“你老婆是不是当地人?”答：“是。”性情耿直的彭德怀一下子火冒三丈，生气地对那个公社干部大声吼道：“刚才我们到你家里的时候，你老婆为什么要穿裤子!”

　　彭德怀立刻找那位青年农民来问，原来这家人因为太穷，全家人只有一条破衣服，平时谁外出谁穿，今天他到地里干活穿了，几个女人就只好都缩在土炕上的破被子里。

　　彭德怀同志听后十分生气，对那个公社干部厉声地说：“老百姓穷得连衣服都没有穿的了，你却在镇上住大瓦房，你能住得安心?公社里还有这样穷苦的老百姓，你这个当官的倒先富起来了，过上好日子了。这在国民党里做官可以，但在共产党里做官就不行!如果我们当官的自己先富起来了，而不去管那些穷人，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年革命的宗旨，人民就不会再拥护我们，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就是我们富足了，为官之人也要注意节俭，节俭养性，奢侈丧德，这是封建皇帝朱元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有的人还不明白。升官发财，这是过去的国民党。当官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否则就不是共产党，或者说是假共产党”!

　　是啊，彭德怀同志作为从当年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一代革命家，他深知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一心为民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老一代革命家领导下的那一支革命队伍，正如前述冀南银行以高捷成、赖懃同志为首的冀行人，他们是在自觉忠实地恪守着我们党的这一高尚的执政品德，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革命事业，成为了今天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所应该崇尚的光辉典范、所应该遵循的从政准则。

　　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中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并要求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毛泽东同志曾这样告诫过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过去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而在革命胜利后的和平年代，他们却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教训。如果退一万步说，当年那些为了革命事业曾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些领导干部被“糖弹”击倒还“有情可原”的话，而今天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仍抵挡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腐蚀，那是没有任何理由可饶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