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不短发展壮大、成长起来的,它在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扶助边区发展生产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冀南银行的广大干部职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所表现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一切的精神,是我们今天开展“三观”教育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
冀南银行成立初期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环境十分恶劣。据曾经担任过冀南银行印钞厂工会主任的马梦槐同志回忆说,当年日寇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太行山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本来就是一个穷山区,人民群众以及印钞厂工人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
印钞厂是冀南银行最基层的一线部门,一线工人们的劳动负荷是非常大的。又加之印钞厂是银行的重要核心部门,为了不被敌人破坏,冀南银行的印钞厂最初是建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沟一带的大山深处的,那里山高谷峡、人迹罕至,周围全是荒山秃岭,别说是战乱灾荒,就是平常年份所打的粮食也是不够糊口的。一开始时,印钞厂工人每人每天供应13两(当时的十六两秤)谷子,五分菜金(包括五钱油、五钱盐),因为当时山里很少有碾子,谷子脱不了皮,有的同志就干脆吃谷子干饭。就是用碾子也是连谷子皮一起碾碎,配上野菜蒸成团团,每人每餐吃两个,不足者菜汤喝饱。后来减成半斤谷子和三分菜金,工人们大都是些年轻小伙子,要坚持高强度的正常生产,还要克服饥饿渡过难关,印钞厂就把食堂由大改小,口味相同的几个人合在一起,把自己的零用钱用在伙食里,下班后去挖点野菜,拿谷子换些土豆,掺些野菜,多喝稀少吃干,并把每个小伙食单位的人分两班,上白班的抓生产,上夜班的做饭,换班之后也是这样,轮替生产和做饭。印钞厂的领导与职工同样的待遇,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样是自己推磨碾谷子,与工人一起倒班做饭。虽然生活异常艰苦,但大家从未有怨言。由于黎城地区十分贫困,当时吃得粮食均是从外县运来。所以粮食筹措很困难,再加上交通不便,就需要自己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去人工背粮。没有背粮口袋就将自己的裤子扎起来当口袋。为了防止敌人袭击,就一个肩背粮,一个肩背枪。半路上没水喝,大家自带的干粮是炒面,有人吃的嘴上鼻子上都是炒面粉,活象戏台上的小丑,炒面又呛嗓子,引起咳嗽,满嘴的炒面喷出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途中有时不得不在冰冻的河水里淌过,当时就有职工范保庆、刘云汉等同志就因此将腿冻坏造成了终身残废;有时在敌人的堡垒下通过,有人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时任冀南银行政治部主任的陈希愈同志,就是在一次与职工们去河北的武安县背粮的途中遭遇敌人袭击而差点献出自己的生命。
再后来,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扫荡,印钞厂的主要口粮谷子就基本断绝了供应。总务科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搞来一批黑豆,就成了工人们吃得主粮了。有时工人们能吃上一顿谷子饭,那简直就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了。在太行山区,黑豆本来是老百姓喂牲口的饲料,能有黑豆吃,也算是很不错的了。虽然炊事班的同志们想尽办法变着花样把黑豆破开煮饭、磨成豆腐、泡成豆芽做成所谓的“三黑饭”,丰富了黑豆的做法,但它终究不是人的常用粮,更何况这黑豆饭吃多了消化不了,肚子涨的不好受。然而印钞厂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当时印票子的机器都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相当大,肚子吃不饱人真顶不住。黑豆饭有个特点,吃了肚子里胀气很多,虽然感觉肚子很胀,但是很饿。因为肚子难以吃饱,大家就去采集些野菜充饥,山里的苦苦菜、扫帚苗、柳树叶、榆树皮以及麻籽饼、棉子饼就成了当时充饥的食品。在那些年月里,大家基本上就是勒紧裤带干活的。
当时有位工人叫刘英东,是个身强力壮又能干的硬汉子,由于工作紧张又因长期多食黑豆饭病倒了,又加之身患疟疾,临终前他想喝碗谷子饭。可是厂里连一粒谷子都没有,大家都着急,马梦槐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想方设法搞来一小碗谷子饭,但就在把这碗谷子饭送到刘英东床前时,这位坚强而可爱的硬汉子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冀南银行实行的是军队建制,职工们每年供应单军衣一身,一件衬衫,一条裤衩,均是粗白布由自己用当地的槐籽或核桃皮土法染制,颜色黑不黑、灰不灰、黄不黄。但是到了冬季就困难大了,一套棉衣穿几年,反正是补了再补。黎城的太行山区不产棉花不出煤,更由于敌人的封锁,后来棉花和煤就干脆进不来了。冬季山里的气温在零下30多度,大家没有棉衣穿,就用生羊毛捻毛线、织毛衣穿。工人们晚上睡觉没有垫褥,就用谷草或废纸当垫褥,被子用羊毛垫充。每人发二斤半羊毛,用木条打成絮状填入被子。由于是山区的生羊毛,用这种羊毛做成的被子不但羊粪臭的难闻,而且扎的皮肤难受。因为被子短,大个子同志盖住了脚露出了肩,盖住了肩又露出了脚。当时工人们住的宿室是用当地的红石板就地取材累起来的,屋子里透风露气,没有煤火取暖,大家只能上山砍些干柴来烧,柴火燃尽之后,屋子里又是寒气袭人,大家晚上睡觉只好缩成一团御寒。更因为山上的干柴有些还需要留给当地的百姓用,所以,有时屋子里干脆连柴火也烧不起了,因此很多的同志身上都生了冻疮。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停止了对我八路军的经费供给,造成我军需极大困难。临入冬季,棉衣供应不上,每人只发给三斤羊毛,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同志与广大干部职工一起,自己动手亲自捻毛线,织毛衣,战胜困难。1943年的灾荒岁月,他与大家一样吃黑豆饭,有时为了让大家吃饱,自己饿肚子,共渡难关。
冀南银行印刷厂的环境十分恶劣,而印钞的要求又非常高。冬天,厂房里不能生炉子。因炉烟会污染票面。1939年冬曾经为了工人取暖生过火炉,但因粉尘落在机器上造成不少废品,所以干脆在零下30多度的冰冷天气里生产,室内室外一个温度。夏天山区里的温度高达30多度,厂房因防止山风吹来的尘土污染票面是需要封闭的,大夏天屋子的门窗都挂着山风不易吹动的厚厚的布帘,室内异常闷热,工人们就仅穿一件裤衩强忍着蚊蝇叮咬坚持生产的。因为大家吃了黑豆消化不良,所以厂房里臭屁熏人,又加之汗臭以及油墨的刺鼻味道笼罩,屋子里各种味道陈杂,那时的艰苦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但是工人们均没有因此而延误生产,坚持一天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每次都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总行所下达的印钞任务。在那异常艰苦的环境里,大家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多出产品,全心全意为革命,一切为了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支援前线,这就是当时冀行人所坚守的信念。
由于日寇的反复扫荡破坏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特别是1943年太行山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荒,给边区军民生活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冀南银行职工的生活日益受到物质生活匮乏的煎熬。总行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与当地军民一起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因为村庄附近的荒地是留给当地老百姓的,他们便只好组织起力量去到群山深处的坡地上开荒。当时胡景沄副行长就亲自率领一支开荒队伍进驻到大山里开荒种地,他组织各个班组展开热烈的挑战和竞赛,劳动的号子声和歌声响彻大山深处。大家半夜就起身了劳作了,等着太阳爬上山尖,早饭的哨音一吹响,炊事班送来了黑豆糁子混合着菜叶的糊糊,大家喝的呼呼有声。快到中午时,都就饿得饥肠辘辘、冷汗直流,盼着炊事班快些送饭来。每当看到远处山间的羊肠小道上有炊事员挑着担子的影子时,大家就情不自禁的欢呼起来。实际上,当时的饭菜只是能够充饥,大家都是些年轻的壮劳力,没办法,黎城北部山区盛产核桃和柿子,炊事班就设法从当地老乡家里弄来些榨过油的核桃渣子配上晒干的柿子叶磨成面蒸成团子以增强干活的体力。后来经根据地卫生部门化验吃核桃渣对身体有害,这样的团子就不能吃了。当时山区里充饥效果最好的有一种叫“刺儿酸”的野菜,于是,炊事班就隔三差五地会做些用“刺儿酸”野菜煮的稠粥,但是不能满足供应,饭量大的吃慢了就吃不饱。每当这个时候,胡景沄同志就悄悄地倡议领导干部主动减少饭量,让给饭量大的同志们吃。后来大家发现了这个“秘密”,坚决不让领导干部这样做,但胡景沄同志始终如此的坚持。胡景沄同志的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开荒热情。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大家没有悲观、没有失望、没有叫苦叫累。领导的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同志们处处表现出了艰苦奋斗,相互鼓励,互亲互让,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表现出了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冀行人自力更生成长,艰苦奋斗发展,与军一体,与民同处,集体生活,团结互助。工作和生活虽然艰苦,但苦而无怨,苦中有乐,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冀南银行存在的九年间,遭遇了日寇连年频繁的大扫荡,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又大举进攻解放区,冀南银行就是在这种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工作的。为了不被敌人破坏,冀南银行的印钞厂大都是建在深山老林或山洞中的,有时为了防止泄密,印钞厂还会随时转移到新的地方。仅在黎城小寨一带的太行山里,就有30多个印钞点。当时冀南银行的广大干部职工过得是半军事化生活,特别是印钞厂的员工,每当敌人来犯时,必须要在几个小时内,将笨重的机器设备拆卸化整为零组织转移隐藏,然后分成小股部队拿起枪来与敌周旋,保卫印钞设备和资财。他们操起设备生产、拿起刚枪对敌,是一支既能生产又能战斗的队伍。而隐藏设备和资财的地方都是些深山险谷和陡壁悬崖之处,人迹罕至。有时需要夜间进行,所以更为艰险。更何况有些设备的构件很大,并且都是生铁铸的,而那些石印机上的印钞石头,一块就有二百斤左右,这些东西全靠人员搬抬肩扛又特别怕碰,敌人走后还需要把隐藏起来的设备往回搬运恢复生产,都是些繁重而艰苦的任务。有些同志躲过了敌人的子弹,但是却在陡峭的山崖间搬运设备途中摔下峡谷中牺牲了。
印钞厂所用的油墨、纸张等是印钞所用的重要材料,其品种有一、二百种,每种材料还有规格大小及型号颜色的不同,如主材料印钞纸用的模造纸,就有60磅到100磅厚薄不同的五六个型号,油墨就更多了。这些材料是印钞厂的紧缺资财,其来源全靠着敌占区的地下组织从敌占区采购来。由于敌人对这些材料的严密封锁,在采购、运输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们的人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做这项工作的。而且,这些材料运到印钞厂后,还需要严密的保管,因为敌人常来扫荡,就是在平时也有敌人派遣的特务、汉奸对此进行侦测和破坏。因此,这些重要的印钞资财往往是存放在十分隐蔽的地方的。为了安全和使用方便,它们都分散存放在印钞厂各印刷所的保管点。抗战时期,仅在黎城小寨一带方圆一百多里的地域内,就设有五个保管点,并且这些保管点都设在十分险峻的高山岩洞里。那里山高崖深、荆芥丛生,不但人难以行走,就是有猴子都难以攀登上去。去年我们曾与黎城电视台的同志们去过小寨村南宽嶂山里的一个保管点,地名叫油篓沟。仅进山出山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途中崇山峻岭,根本就无路可走,脚下没过膝盖的野草里时有毒蛇出没。我们只是在山洞前驻足了,当时随行的电视台一位小姑娘,望着壁立万仞崖壁上的那处黑油油的洞口、感叹着来时艰险的山路曾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放在这样的地方呀,山外面那么多平地,为什么不放呢”?是啊,这不但是一个80后的疑问,就连我们这些出生在60年代的人也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无法想象当时战争年代的环境之恶劣、无法想象我们的金融老前辈们是如何在这种恶劣和险峻的环境中战斗、工作和生活的。据当年曾在冀南银行材料科从事材料及实物会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到农业银行总行工作的齐登五同志撰文回忆,当时第一任的保管员是老红军林厚德同志,由于保密的原因,仅限他一人掌握这些保管点的总体情况,所以每当存取这些资财时,都是由他分别带领相关人员进行,这位忠诚坚毅的老红军曾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跑遍了这些保管点的山山水水。有一个保管点是在河北朱温坪村对面山上的一个岩洞,叫“繇子翻身”。在高耸入云崖壁的半腰上,下面是万丈深渊,人需要从一条十分狭窄的小山缝面向外两脚分蹬缝壁攀登而上,邻近洞口时得做一个翻身再面朝里面爬进去。一不小心就会摔至崖下而粉身碎骨。当年的保管点大都是如此的险峻,并且驮运的牲畜都到不了跟前,需要人背肩扛往山上运。林厚德同志就是这样带领着材料科的人员一次次地与死神打着交道,一次次地都完成了艰巨的任务,而从未发生过一次差错。
毛泽东同志说过:“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当年的冀行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党的金融事业,就是这样勇于承担起了革命的重担。他们在那么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不怕牺牲、敢于担当、艰苦奋斗,勇挑重担,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今天,在我们深切缅怀冀行人当年为了革命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时,要切实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这种光荣的革命传统,全党同心同德,一切为了革命的事业,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只要革命的传统存在,我们的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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