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来源：参谋网   2018-01-10 09:12:18

　　一、抗战的形势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937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灭亡中国的图谋，把侵占中国东部沿海政治经济中心的上海、南京等作为首要攻占的目标。同年底，上海、常熟、溧阳、丹阳、镇江、南京以及嘉兴、杭州等城市沦陷，苏南成为敌后战场。沦陷后的苏南地区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南京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和中国派遣军的总部所在地，也是汪伪政权的核心区域。日军在京沪铁路、京杭国道等交通要道设立据点、派兵把守，牢牢控制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同时，日本侵略者扶持亲日力量，组建伪政权,恢复封建保甲统治方式，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残酷奴役剥削苏南民众。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军加紧对经济上相对富裕的苏南的掠夺，以配合东南亚日军的进攻，此时“仅和平救国军、和平同盟军、反共救国军、第一方面军、和平建国军等正规伪军就有5万人分布苏南各地”[1]p113。

　　1937年11月、12月，上海、南京等沦陷后，中共成立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便领导新四军抗日斗争。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在皖南集中整编后，193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指导，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2]p24。随即，粟裕率先遣支队挺进苏南，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不久，主力部队跟进，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进入苏皖地区，开始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在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下，进行政治、经济、地方武装等方面的建设。新四军发起韦岗战斗、贺甲战斗等，积极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此时当地党组织也得以建立和完善，苏南特委、苏皖特委、苏皖区党委、江南特委等相继建立，有力地领导着苏南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艰苦奋战，到1939年底根据地控制人口超过140万人，苏南的新四军已从1000余人发展到1.4万余人，基本建成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地处日伪在华东势力的中心地带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如同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制约沪宁杭地区的日伪军。苏南抗日根据地也是新四军贯彻“向北发展，向东发展”方针的战略平台，正如陈毅在1938年9月指出“估量江南抗战的意义，不应从江南地方的观点出发，而应从配合整个中日战局的作用出发”[3]p28。虽然此后新四军主力跨过长江往江北发展，但在苏南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为尔后的解放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及历史作用

　　1.制约了大批日伪军。1938年5月，粟裕率先遣支队挺进苏南，坚决不扰民，执行抗战任务。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镇江、丹阳、金坛、溧水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敌委员会，领导民众抗战。1938年6月17日，先遣支队为打击日军，发起韦岗战斗，取得初战胜利，以安定苏南民众恐慌的情绪。进入苏南的新四军先后袭击句容、南京麒麟门、禄口、东湾、扬中县、浒墅关、上海西郊虹桥机场等日伪据点，打击日伪军。我军武器装备虽差，但在国军撤退时，敢于向敌后挺进。撞见敌军时，“用火力压倒敌人，与敌人进行火力比赛，我们真是无福消受的”[4]p139，新四军因此常发起肉搏战，与敌近距离战斗。1939年8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第一、第二支队和挺进纵队、苏皖支队。次年6月在西塔山粉碎国民党顽固派3个师的进攻。

　　皖南事变后，日伪加强了对苏南地区的“扫荡”和清乡，试图清除抗日武装。1941年1月中旬，日伪7000余兵力袭击苏南的镇江、句容等地。1941年6月初，日伪发动第一期清乡运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卖国头子亲自赶赴前线视察清乡运动。1941年7月，日军两个师团，伪军6个师，近6万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围攻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第六师①第十八旅[3]p212。不久日军在伪军的协助下对江阴、无锡、武进、丹阳等地进行政治清乡和军事清乡。同年11月底，日伪派出3000余兵力突袭第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领导机关驻地溧阳塘马村。中共领导新四军积极与日伪战斗，从组建起至1942年1月，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第六师就发动大小战斗200余次[3]p190。1944年，为促进抗战胜利的到来，新四军第六师等武装攻克新桥、漆桥、金坛社头、泗安、周城、南渡等日伪据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坚决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势，解放了溧阳、金坛、溧水、南汇、安吉、广德等县城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俘获众多日伪军，缴获大批的武器弹药。从韦岗战斗至抗日战争胜利，苏南的新四军对日伪发动大小战斗千余次，屡破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消灭大批日伪军，威胁占据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的敌人，捆住敌人的手脚。新四军和江南抗日民众“一次又一次摧毁了伪政府，伪军，大民会，新民会”[5]p196，破坏敌人统治的基础，苏南的军民牵制日伪10余万兵力，制约了日伪的侵略行动。

　　经济上，苏南根据地破坏日伪生存的经济基础。苏南地处沪宁杭地区，水陆交通便捷，文化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环境较好。在新四军控制的区域，不少田主、债主居住在日伪控制的据点及城市，他们在农民秋收后要求收回本息，另外一些债主对因之前战时环境下未收回的本息也要一次性收回。苏南地区是沦陷较早的地区，农业经济遭到不小的破坏，农民认为应该延迟付本还息。新四军了解农民的境况后，以驻军的身份进行调解，规定：卖国求荣的汉奸等不准向农民收取租息;已归附日伪但能够觉悟反抗日伪的田主及债主，租息由双方共同商讨;在抗战的时局下考虑农民和田主的利益，实行减租减息。新四军的行动因地制宜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调动了其抗战积极性。1940年4月，中共苏皖区委明确实行民生主义的政策，为反对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破坏，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人的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救济失业工人[3]p117。1942年3月5日，苏南根据地公布《苏南行政区处理土地问题暂行条例》，规定“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并不得收取押租。其已预收地租或收取押租者，须一律亟还承租人，并照一分半计息”[3]p224。党和新四军在根据地采取一系列的政策节省民力，调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伪政权争夺税源，破坏了日伪生存的经济基础。

　　2.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平台。苏南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战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为阻滞日军进攻国民党友军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先遣支队、一支队等进入苏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时，项英就提出“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任务”[3]p21。苏南的新四军在日伪控制的核心地带镇江、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附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伪很大一部分兵力陷入苏南斗争的泥潭，减小了国民党军因日军沿着浙赣线西进的压力，也减缓日军沿着津浦线对友军的进攻，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其自身价值。

　　中共及新四军从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时，就把苏南抗日根据地视做重要的抗日阵地和缓冲地带，在与日伪顽的三方斗争中发展抗日武装，向其他地区输送抗日力量。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中商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广州、武汉沦陷后，周恩来于1939年2月向新四军军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同年3月，周恩来在军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根据游击战争的经验，“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3]p59。此后，丹阳游击纵队改称“新四军挺进纵队”，从扬中县转移至江北，继续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8月，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一、第二支队统归陈毅指挥，新四军向江北发展的步伐加快。同年11月江南指挥部直属第四团一部北渡长江，尔后前往江北的抗日武装不断增加。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基本断绝了对新四军的军费供给，苏南根据地的新四军面临困境，同时日伪军加紧“扫荡”、清乡。1940年上半年，新四军取得西塔山之战胜利后，为减缓我军的压力，执行往北发展的方针，7月8日，江南指挥部率江抗二团、第二团和新六团等部队奔赴江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10月，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中共为和平建国，在军事上主动做出让步，苏浙军区部队、地方武装和党政干部5万余人渡江北上，只留下少数机构和人员。

　　在数年艰苦的斗争形势下，苏南新四军没有被日伪顽消灭，反而在广大的乡村站稳脚跟，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因形势的需要，积极转移抗日力量，为我军在江北开辟更广阔的抗日战场准备力量，苏南抗日根据地也是保卫江北我军发展的重要防线。

　　注释：

　　①1941年1月，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2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苏南的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下辖第十六、第十八旅等，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

　　参考文献：

　　[1]苏南抗日斗争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2]马洪武等.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苏南抗日根据地[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4]陈毅元帅丰碑永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文献资料选[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6]江苏解放风云录[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