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抗战救护队》第一次塑造了一群独特而又鲜明的抗日医护精英,为抗战英雄画廊增添新的形象。抗战爆发前夕,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生理学系主任、世界著名科学家林可胜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毅然回国抗战。他召集协和的师生和旧友,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这支救护总队不断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了抗战救护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此,林可胜付出了妻女被害,与父亲决裂等代价。
还有护理专家、协和医院护士长周美玉把苦难中的祖国当作自己的爱人,坚决不去美国,一生没有结婚。钱东弈放弃到国外继承财产、当银行行长的机会,带着富家千金来到救护队,甘于贫困的生活,坚持从事战场救护工作。
这些专家教授与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八路军、民兵、儿童团甚至土匪等出身的抗日英雄都不一样。他们学贯中西,技术超群,有的本身是海外华侨,有的在海外多年,一听说日寇入侵,民族蒙难,就放弃自身的事业和优越的生活环境,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救死扶伤,献出了自己青春的热情乃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其音容笑貌、性格特征、爱恨情仇,都将会深深地印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
二是《抗战救护队》第一次全景式展现了中国抗战救护的历史,也是从战场救护的角度写就的抗战史。抗战时期,林可胜组建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奔赴各个抗日战场。后来,这支队伍辗转湖南长沙、祁阳,后又迁移到贵阳图云关,不断发展壮大,救护队达到150多个,人员3400多人,遍布中国的各个抗日战场。救护总队共救护军民890多万人次,培养军医两万多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他们积极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红十字会救护队员金茂岳等人成为延安中央医院的骨干,还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红十字救护总队的酝酿、组建和发展壮大过程,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遍布中国抗战的各个战场,甚至走出国门,组织了中印缅战场的救护工作。文艺评论家唐晓渡说,这部书不仅第一次记录了抗战救护的历史,而且从一个全新而独特的角度,再现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悲壮历程,在同类作品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三是《抗战救护队》第一次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巨大支持,是一曲国际人道主义的颂歌。国际社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大力支持。
奥地利医生肯特、英国女护士高田宜等一群外国援华医生,和白求恩一样都曾是参加西班牙战争的医生,也一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奉献出自己的专业精神甚至宝贵的生命。美国医学界人士成立医药援华会,发起“一碗饭运动”,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提供资金、药品和医疗器械。
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抗战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不仅捐助资金,还派出技工,开着汽车来华参战。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得到的海外捐助达6000万美元。在贵阳图云关,救护药品和物资堆积如山,有200多辆汽车每天运送医疗物资、运送伤员,给抗日将士带来了坚定的信心。
四是《抗战救护队》用广角镜头反映了这种正义与邪恶的对比。读者可以看到日军用飞机传播鼠疫,可以看到纽约第五大道上,美国大学教授及广大民众为中国抗战募捐的感人一幕。这种全人类反法西斯的斗争艰苦卓绝。救护队员们不仅在战场上抢救了上百万的伤兵,救助了无数的难民,还到和平村去为日本战俘治病。这种超越国家和种族的大爱,是抗战胜利的一大重要原因,也是人类和平的希望。
杨义堂此前出版过《大孔府》《大运河》两部长篇小说,和那两部长篇一样,这部书没有其他的技巧,而是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写法,把救护队发展的曲折和主人翁林可胜自身跌宕起伏的命运挖掘出来,让故事说话,以人来写史,力争达到“文与史”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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