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抗战时期的红十字运动“守护者”
来源：中国红十字会   2020-09-22 15:00:47

　　当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宋庆龄曾想尽办法争取国际人道援助，支持红十字救护总队的正常运转，以保证数百万抗战将士的医疗供给和救治。

　　“保盟”的成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非常时期。浴血抗争，艰苦决绝。艰难困苦中求生存，中国亟需国际社会的帮助。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有力推动者宋庆龄义无反顾，积极寻求国际人道援助。“保盟”应运而生。

　　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香港寓所的客厅里， “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 正式宣告成立。没有气派的成立大会，没有高朋满座的庆祝仪式，有的，只是宋庆龄拳拳爱国之心。

　　宋庆龄担任“保盟”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出任会长，香港大学高级讲师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任司库，廖仲恺女儿廖梦醒任秘书，爱泼斯坦担任宣传。另有邹韬奋、冯玉祥、孙科、许乃波、廖承志等一批社会名流加盟。

保盟部分成员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还有一位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英国人，身份特殊，她是香港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担任“保盟”的名誉秘书。而这年夏她发起成立并担任秘书的中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成了红十字救护总队的香港办事处。她的“一身二任”，意味着“保盟”与中国红十字会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

　　宋庆龄为何要创建“保盟”

　　宋庆龄发起成立“保盟”，有两大目标：一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是“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它是一个民间组织，宋庆龄以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成为该组织的“灵魂”。

　　“保盟”的创建，与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事业的需要息息相关。

　　自从淞沪抗战之后，日本的侵略步伐没有停下，中国的抗战也在继续，红十字人仍然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

　　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华北危急，长城抗战开始。

　　红十字会“华北救护队”，在王培元总队长率领下，2月3日开赴前线，并与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刘瑞恒、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校长颜福庆、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等发起的前方救护队合二为一，组成“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

　　委员会组织的救护队，分编成12组，分别前往康庄、喜峰口、通州等处救护伤员。长城抗战于5月结束。两个多月中，华北救护委员会救治伤兵7486人。

　　1936年11月12日，绥远抗战爆发。当天，日伪军向绥远红格而图发起进攻，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迎头痛击，苦战7昼夜，重创敌军。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12月9日，绥远守军乘胜追击，收复被日伪军盘踞的大庙。

　　绥远初战告捷，举国欢腾。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联手发起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募集捐款，全力支持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义举。中国红十字会还派秘书长庞京周赴绥远组织战地救护。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郊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时，公然向中国驻军挑衅，炮击宛平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史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宋哲元所部第29军奋起自卫，由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华北深陷战火之中。

　　华北硝烟未熄，华东战火又起。1937年8月13日，上海这个国际性大都会再次笼罩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日方先后增派12个师20多万兵力进攻上海，妄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迅速灭亡中国。淞沪地区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国土沦丧，激起国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上海驻军及各界民众同仇敌忾，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战。中国红十字会立即行动，先后组织救护队10个，急救队12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和“特约医院”16所，救护伤兵难民。

　　淞沪会战失利，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酿成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淞沪会战中的红十字救护队员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的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成立(1939年辗转迁到贵阳图云关)，林可胜为总队长，但救护工作困难重重。这一切，使宋庆龄焦急如焚，寝食难安。她要想办法争取国际人道援助。

　　上海沦陷前，她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战救国，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淞沪会战爆发后，她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掩护下，由中共联络员李云陪同到达香港。经过精心筹备，1938年6月14日，“保盟”诞生了。

　　人道援助的桥梁与纽带

　　宋庆龄创建“保盟”，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国际援华机构)之间的桥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包括人力、物力、财力、道义等方面。

　　物力，主要是红十字会急需的药品及医疗卫生器械;

　　财力，主要是捐款;

　　道义，是希望中国的民族自卫之战得到国际社会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声援与支持。

宋庆龄查验运往前线的医药物资

　　宋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保盟”成立刚一年，就募集捐款25万元港币。这些钱，多数用在了在抗日根据地建设国际和平医院所需的药品和器材，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八路军和新四军医疗队、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也有不少援助。

医院学堂开设时的合影

　　1939年冬，“保盟”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从图云关将10吨医疗器材、药品，运送到延安。有人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它的价值，“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医疗队在战地救治伤员

　　人力的国际援助，更值得大书特书，象白求恩、柯棣华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国际友人以及国际援华医疗队加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都与宋庆龄的“纽带”分不开。

白求恩大夫为受伤战士手术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宋庆龄来到重庆。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建，宋庆龄众望所归成为理所当然的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邱茉莉、王安娜、廖梦醒等。重建的“保盟”，一如既往为抗战服务，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使命完成，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

各国援华医生在中国

　　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以宋庆龄倡导的“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宗旨，继续前行。

　　(作者池子华，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