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活跃着一个“白求恩”群体
来源：人民日报   2024-08-21 10:37:40

　

　1939年，甘扬道、贝尔、杨固和富华德(从左到右)从英国利物浦启程来华时在船上合影。

　　倪慧如供图

　　杨固医生(中)在中国为伤员做手术。

　　白乐夫、严斐德、纪瑞德、傅拉都、戎格曼、甘扬道、富华德……在贵阳城外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副碑上，镌刻着48位外国医生的中外文名字，诉说着抗日战场上一个“白求恩”群体的故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十位外国医生从世界各地奔赴中国，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前线，在后方，他们见证、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像白求恩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的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了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

　　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汽车沿着盘旋曲折、新修的西南公路驶去。万山丛中，峰峦起伏，陡崖峭壁，峡谷深渊，公路边上没有护墙……一路上空袭不断，敌机沿途下蛋……所过城镇乡村均被炸毁。”

　　这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笔下1940年的中国。沿着这条路，她的目的地是贵阳图云关——战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在那里，她见到了一群“西班牙医生”，一群远道而来参与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

　　他们被媒体称为“西班牙医生”，尽管他们当中没有西班牙人

　　“我姓白，白求恩的白。”几十年后，在波罗的海边的德国小城迪尔哈根，当年的“西班牙医生”之一、罗尔夫·贝克尔的回忆从自己的中文名字“白乐夫”开始。

　　说起来，这两位“白医生”是国际纵队的战友。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来自世界各国的4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势力。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德国医生白乐夫皆在其中。

　　万里之外的中国，另一场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也已打响。回顾这段历史，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坦曾说过，中国和西班牙两个战线在地理上虽远隔万里，但他们的战士们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是在肩并肩地战斗着。

　　“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在延安的窑洞之间，写着“NoPasaran”((法西斯)不许通过)的标语，许多中国青年人唱起《保卫马德里》的歌曲。而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机关刊物《为自由的志愿者》中经常有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以左翼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然而，反法西斯的战斗并未结束。得知国际医药援华委员会准备组织医生去中国支援抗战，白乐夫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留下这样的文字：“要在远东继续进行的斗争，难道不也就是我们的斗争吗?”

　　1939年5月20日，白乐夫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踏上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前往中国的货轮。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港口，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4位医生也踏上了去中国的行程。其后，还有傅拉都、戎格曼、肯德……

　　在船上，医生们留下了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每个人的脸庞都绽开笑容，他们相信即将踏上一条正义的道路，“希望在这有战争困难的时刻，以医生能做的方式援助中国人民”。

　　“前后共有21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外国医生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多年来一直在追寻这些医生足迹的旅美科学家夫妇邹宁远、倪慧如告诉记者，这些医生大都是共产党员，来自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来中国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7岁，最大的已经64岁。

　　在香港中转时，他们被香港媒体称为“西班牙医生”。“其实他们中没有西班牙人。只是因为他们大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医生’。”邹宁远说。

　　像白求恩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出贵阳东南5里外，即是图云关。这里是贵阳的南大门。抗战期间，贵州作为后方，省会贵阳人口由10多万猛增至30余万。作为战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大量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经贵阳转运。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就设在图云关的山谷里。一条公路从两山中穿过，公路两边的山坡上，有一排排草房，这便是红十字会所在地——战时中国最大的医学中心、战场医疗救护队伍的大本营，也是外国援华医生们的目的地。

　　来中国前，富华德收到一个忠告，“到那边需要有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都能工作的勇气”。尽管已经做足了思想准备，现实的艰苦仍令他震惊。由香港到重庆再到贵阳，一路行来，城市中随处可见日军轰炸留下的痕迹，到处是残垣断壁和砖头瓦砾。

　　图云关条件艰苦，外国医生们与中国医护人员一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他们在迅速适应中国生活的同时，想尽办法履行战地医生的职责。他们提出在前线设立流动医疗队，要尽一切可能靠近战场。因为“离战场越近，越能救治更多伤员”。

　　经过不断地争取，医生们到前线去的要求被批准了。在贵阳时，每位外国医生都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带着新名字、助手和大批医疗器械，他们被分成不同小组，奔赴各地前线。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直接在前线地区执行任务。

　　前线工作环境极端艰苦，病房、手术室十分简陋，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也成问题。一把小刀、一个钳子和7个血管钳，往往就是一台手术的全部器械。尽管如此，援华医生们努力救治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又名柯烈然)用石灰和硫磺调制成经济涂剂，先后治愈了大量疥疮患者;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就地取材建立竹子医院，用竹子搭起简易手术室和手术台;德国化验员孟威廉在缺乏自来水和器皿的情况下，自制实验器材，取得化验工作重大进展;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在军营里推广注射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举办卫生讲习班，培训前线人员如何进行包扎，如何急救……

　　“日本敌人，不能用快枪利炮飞机大炮来如意地占领我们的常德。在失望之后，却敢冒举世所不欲为不忍为的毒菌战，加诸常德”，“意想使用毒菌来毁灭我们的民族”。奥地利医生肯德在激愤中写下《鼠疫横行在常德》，建议迅速行动，一方面杀鼠，另一方面为市民注射疫苗。整个1942年，肯德与中国同事都在与鼠疫搏斗。直到当年年底，常德鼠疫终被扑灭。前线发电报为肯德请功，称其“惠我伤患，昼夜辛劳”。

　　同年3月，广西暴发鼠疫。英国女医生高田宜报名去前线作战，却因为行前注射疫苗引起并发症去世。高田宜没有留下太多照片，一张侧面照上，能看出她是一个戴眼镜的漂亮姑娘。同事们把她葬在图云关红十字会的小墓地里，墓碑上刻有她的中英文名字，还种下一棵松树。

　　罗马尼亚护士柯芝兰因感染伤寒，牺牲在云南建水前线;奥地利医生王道因积劳成疾，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在重庆……像白求恩一样，一些外国医生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作为特殊“党费”，他们把募集到的医疗器材和药品送给八路军

　　来中国前，这些医生们本计划直奔中国西北，参加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战争。

　　1939年抵达贵阳后，白乐夫和严斐德曾去重庆找周恩来，希望能去西北参加抗战。当时，所有的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都把目光投向延安。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周恩来对两位医生说，只要是在中国，在哪里都是一样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当年年底，白求恩因手术感染而牺牲，捷克医生纪瑞德接到紧急任命去接替白求恩的工作。“他在白雪覆盖的太行山上走了60公里，两次穿越黄河，但最终仍因遇到阻挠未能抵达解放区。”邹宁远说。

　　虽然一时无法前往西北，这些共产党员却始终关心解放区的情况。波兰医生傅拉都是来华外国医生的负责人之一，他中文讲得好，经常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联系，作为特殊“党费”，把他们募集到的医疗器材和药品送给八路军。

　　到中国7年后，白乐夫终于如愿去了解放区。1946年，胶东行政公署负责人收到周恩来和董必武发来的消息，说有位外国医生要来，是自己同志。这位外国医生就是白乐夫。

　　抗战胜利后，一些外国医生陆续回国，白乐夫、严斐德、柯让道等人则受聘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中国继续“当医生”。1946年夏天，白乐夫作为救济总署华北分署卫生组组长，乘坐一艘装载粮食和医疗器材的自由轮，从上海来到山东烟台。在胶东期间，他参与扑灭黑热病，还在当地建起一所小医院，培训了许多医务人员。

　　曾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过的杨锡寿与几位外国援华医生有过接触。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参与筹备建立了贵阳市门诊部、贵阳第一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院。“我父亲受外国医生影响很深，他主持医院工作时，要求病例按正规格式写，药品名称另加英文，明确医生和护士的责任，休息时间还要举办学术讨论会、读书会，及时学习先进医学知识。”杨锡寿的女儿杨永楦回忆。

　　据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林吟等学者考证，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除了“西班牙医生”外，还有一些世界各国前来参与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数量有几十位之多”。孟威廉是其中在中国工作时间最久的医务人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留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参加新中国建设，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回到德国。

　　回到德国以后，孟威廉经常在各种场合谈及中国。他每次作关于中国的报告，都分为两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不只是他，外国医生们回到各自祖国后，自觉担负着“讲述中国故事”的义务。当时，世界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许多医生发表文章或书籍，向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富华德的《起来!》、严斐德的《中国胜利了》、白乐夫的《我在中国当医生》等相继推出，并被翻译成多语种出版。

　　严斐德的名字，如今被刻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上。1953年，他和妻子迁居北京，成为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和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驻远东记者。两年后，他随中国代表团和一些中外记者乘飞机参加万隆会议，坠机牺牲。

　　“中国使我认识到我们走过的历史和前进的方向。”在《中国胜利了》一书中，严斐德写下自己的观察，“走了一条艰苦漫长的道路，经历了无数这类小事，最终才有权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了”。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人民的友谊不是抽象的，而是强有力的振奋力量”

　　70多年后，贵阳城外。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如今是一座郁郁葱葱的森林公园。一路车行，再不用像白乐夫当年一样，“总有一只眼睛看着天空”，以躲避日本军机的轰炸。周围高高低低的山，也已被茂密的植被覆盖。

　　1985年，这里建起了折页形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体坐西朝东，其上寥寥数笔，写就当年惊心动魄的历史。不远处，就是高田宜的墓碑。

　　2013年，这里又建起了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纪念碑。“包括援华医生在内，当时图云关有3000多人在坚守。这段救护历史太宏大了，是全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相互合作与互助的典范。不该就此淹没，理应让更多人知晓。”为了让“更多人知晓”，杨永楦开始奔走呼吁、筹集资金，在图云关修建抗战救护纪念碑。2011年底，贵阳市财政拨款147万元，作为纪念碑建设专款。

　　2015年，在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德国医生孟乐克的儿子罗伯特一一念出纪念碑上父辈们的名字，由衷感慨：“看到中国人民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作为后辈，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他们未曾遗忘父辈们的作为。”

　　这段历史，从来未曾被遗忘。

　　1984年，时任中国驻德国使馆驻柏林办事处主任刘祺宝驱车数小时第一次去拜访白乐夫。此后，两人的友谊持续十余年。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年月，刘祺宝成为白医生获取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他始终关心中国，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最新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德文版到了没有，想借来看。”

　　邹宁远、倪慧如夫妻开始追寻参加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的中国人，以及参加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的足迹。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他们第一次走进甘扬道家中，听他用浓浓的湖南腔讲述在中国参加抗战的经历。他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至善尝试将“西班牙医生”的作品译成中文，因为“这一曲国际主义的高歌，唱到今天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他的姐姐张荪芬是甘扬道的太太，两人在图云关红十字会工作中相识相爱。抗战胜利后回到保加利亚，张荪芬一直在索非亚大学执教中文，亲自编纂了第一本保中、中保字典。在甘扬道夫妇的支持下，张至善翻译了富华德的《起来!》和严斐德的《中国胜利了》，将其并作一本《起来!中国胜利了》，于1994年付梓出版。

　　罗伯特开始收集父辈们在中国参与抗战的故事。2018年，《1937—1945，国际医疗队在中国》一书英文版出版。“父辈的作为，即使在当下来看也有现实意义。”罗伯特说，当年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展现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当下，我们仍应促进国际合作以克服可能遇到的种种挑战”。

　　106岁的抗战老兵宋鸿基，当年曾亲身参与图云关救护工作。在他记忆中，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死扶伤、支援中国正义事业的外国医生，“是真正的白求恩式的医生”。

　　爱泼斯坦是最了解这批国际友人的见证人之一。他与医生们的友谊始于1939年，其后经年不断。他能说出每个医生当年的相貌、特征，也了解每个人离开中国后的情况和归宿。他为他们写下文字：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人民的友谊不是抽象的，而是强有力的振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