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图云关：抗战大后方的全国战地“救护中心”
来源：非遗云村寨   2024-12-17 09:54:50

　　图云关，老贵阳城“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位于现今贵阳森林公园北门入口处。

　　这座公园的深处，静静地耸立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

　　1939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由湖南祁阳迁至贵阳。当时，由波兰、奥地利、美国、捷克等国家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也加盟进来。图云关，成为当时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医疗救护中心、战地救护的“心脏”。

　　从1939年至1945年10月的6年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共进行手术近20万次，住院治疗200余万人，接诊军人248万余人，接诊平民200万余人，预防接种460余万人，进行特别营养近百万余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伤者颇多，主要依赖中国红十字会在平津、淞沪等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在此背景下，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筹建，由医学博士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随着战局形势的严峻，救护总队转迁到长沙正式成立，之后到湖南祁阳，1939年2月来到了贵阳图云关。

　　全国战地救护从图云关出发

　　“图云关不但是全国战地救护的指挥中心，还是战地医务人员的培训中心。”贵州省历史学家史继忠说。当时这里不仅是救护总队的中枢所在，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陆军后方医院等也来到图云关。救护总队和训练署紧密配合，林可胜一人担任总队队长和所长。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除正面战场的各个战区以外，同时也派出医疗队赴延安、太行、皖南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病员和群众服务。之后，日本进攻东南亚，应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请求，救护总队部分医务人员还远赴印度进行战地救护。

　　与此同时，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图云关奔赴抗日前线。

　　建立医疗“小城镇”

　　在图云关峰峦起伏、浓荫满坡的树林里，几十间茅草房、满山遍野的帐篷，形成了战时卫生医疗“小城镇”。

　　在这些茅草房里，有救护总队部、直属大队、诊疗所、后方医院、训练所教室等。由于条件艰苦，队员们自己着手改进医疗条件，因地制宜地用竹子搭起了工作台，用竹子编成担架，以竹夹、竹碗来代替一些手术器械，还研制出木板夹板、竹板夹板。

　　据档案记载，在1940至1942年期间，救护总队设有9个大队分驻各战区，大队之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区队、医疗队和手术队，共有68个中队、手术队和96个区队，医务人员及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了3420人，有医师、药师、工程师、机械师、护士、助产士、技工、司机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因此得到了良好的医治和护理;世界各地援华的成千吨医药物资及自制的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由此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200多辆救护车及运输车辆，保障了伤病员及药品物资的输送。

　　当时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还曾说服林可胜为八路军输送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林可胜和他的精英同事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是一位新加坡华侨，祖籍福建，父亲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可胜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生理学博士，1925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1933年日军进犯喜峰口，他便带领学生志愿医疗服务队进行战地服务。“七七事变”后，他在汉口组织了20多个医疗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力。在贵阳，他主持了被称为中国战时最大的医学中心，创建了中国军队救护系统。

　　林可胜作为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是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家，像他一样舍弃曾经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为祖国抗战贡献自己力量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据《战地红十字》一书记载，救护总队人才荟萃，集中了全国不少优秀医学专家、学者和精通业务的医务工作者，有留学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名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也有毕业于国内协和、同济、湘雅等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期总队长由骨科专家胡兰生担任，还有荣独山、林竟成、周寿恺、汤蠡舟、屠开元、汪凯熙等一大批医学专家。

　　“作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精英，他们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来到贵阳，为减轻伤病员的痛苦而竭尽全力，献身于救死扶伤的事业，直到最后的胜利。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我国医学界的泰斗。”史继忠说。

　　提供日本细菌战铁证

　　1941年11月4日，一架敌机盘旋于湖南常德上空，投下带有病毒的棉絮块和谷麦等物，当地旋即爆发鼠疫。地方政府急电救护总队请求支援，微生物学专家陈文贵带领技术队员和设备赶到常德。经尸体解剖、细菌检查、动物实验以及调查取证，证实为败血性鼠疫，是日本侵略者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铁证。

　　专家们采取有效措施，很快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报告，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和对日本的谴责。外籍医生肯特根据防治鼠疫情况写成《鼠疫横行在常德》的报告，战后这些报告呈于国际法庭，为1953年在沈阳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提供了日寇在华中地区进行细菌战的铁证。

　　医疗惠及平民百姓

　　1942年，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和大西门开设了两个诊疗所，设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X光室、化验室等，为贵阳老百姓看病治病，收费低廉，就诊人数众多，很受大家的欢迎。

　　同年夏季，贵阳曾经流行霍乱。疫情区主要集中在大南门的南明河一带，说明与饮用不清洁的河水有关。救护总队及时地采取了措施，有效地控制住霍乱的扩散。

　　此外，救护总队还为躲避战乱的难民提供了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1944年冬，日寇进犯贵州的独山、都匀地区，无数难民纷纷逃难至贵阳，每天途经图云关的难民在数百人以上。救护总队设立接待站，为过路难民提供茶水及休息地方，对患有猩红热、斑疹和伤寒的百姓进行治疗。另外，救护总队在都匀、独山、桐梓、遵义等地还派驻了医疗中队，为难民诊治疾病和防治传染病。

　　实行人道主义医治

　　救护总队所属的各医疗队，根据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公约和人道主义原则，对被俘的日军伤病员给予了救治。

　　1942年5月，救护总队曾派出一支医疗队到设立在贵州省镇远县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该所收容的700多名战俘进行医疗防疫工作。医学专家汤蠡舟当时写下：“红十字会本着‘博爱恤兵’之宗旨，敌国兵民遭受战争之损害，也需一视同仁予以救济和赈济……今后对于俘虏之将护，亦当锲而不舍，求战后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

　　1944年底，该医疗队随俘虏收容所迁往重庆。此后，救护总队又派出另一支医疗队到重庆南温泉集中营，对收容在那里的200多名战俘进行医防工作。

　　艰苦环境下的乐观精神

　　当时图云关的办公室、宿舍等都很简陋，竹篱敷泥巴的墙、稻草盖顶的茅草房，点的是菜油灯。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尽管医护人员吃的糙米还经常短缺，但仍旧每天晚上加班加点工作，为伤病员做手术，或抢救病人，或出车护送药品到前线。但为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为了救死扶伤的共同目标，大家都没有叫一声“苦”。

　　救护总队部离市中心较远，队里的年轻人在休息天时会从图云关走到雨高桥，再走路或坐马车进城，看一场电影和上馆子吃饭，改善一下生活。

　　据档案记载，1939年秋，10多位年青人在一次聚会闲谈中，建议办个“书报供应社”，丰富一下文化生活。很快供应社在敲锣打鼓声中成立，收到上千本捐赠和新购图书，经整理编号登记，供大家借阅。

　　歌咏组接着也成立了，一时间，在图云关的高山峡谷间，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云霄……

　　而成立之后的话剧组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在简易的礼堂里表演《放下你的鞭子》《一个厌战的日本军官》《当汉奸的下场》等剧目，大大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联欢晚会、篝火晚会、球类比赛、爬山、游泳等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抗日救亡、救死扶伤的青年们，工作时严肃紧张，生活中心情舒畅。

　　世人将永远铭记他们

　　曾任贵阳市政协副主席的杨永楦，其父杨锡寿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一员。在她的提议和奔走下，2013年，图云关森林公园内竖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

　　2015年8月25日，贵阳市在森林公园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图云关成为“贵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天各界人士献上了鲜花，祭奠抗战英烈。

　　后人呼吁建一个纪念馆

　　“父亲于1945年元月到达图云关，进入内科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留了下来，做一些收尾的工作，解放后一直是省内很有名气的内科医生。”

　　讲起那段历史，杨永楦对记者说，从父亲那里知道的故事并不多，真正带她走进这段历史并深感震撼的，是贵州省、贵阳市档案局公开的几千卷档案。

　　“2009年，市档案局整理了900来卷史料，根据当时的会议纪要、新闻报道和林可胜签字的文件等，出版了一本《战地红十字》。同时，贵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又先后组织编撰了《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画册和《经霜的红叶——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一书。”杨永楦说。

　　在她看来，这段历史很值得大书特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对前线最好的支持。救护总队在救助战场伤兵和培训战地医务人员方面，有着卓越的成绩。”杨永楦非常赞同林可胜的理念，即“医生要跟着战地走”。

　　“图云关救护总队人数最多的时候近3420人，吃喝拉撒都在这里，现在真的很难想象。”杨永楦说。那时这里遍地都是帐篷和茅草屋，冬天时，火炭都给病人用，医生们只能尽量穿得厚些取暖。“父亲告诉我，尽管条件艰苦，这里的医疗器械却是一流的，还给伤员冲澡、对衣物进行消毒。”

　　这里还有一批国内有名的医学专家。“我父亲一到图云关，就跟著名医学家、内分泌专家周寿恺一起工作，周寿恺后来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杨永楦还聊到了护士长周美玉，称她为“泰斗级”护士长。在图云关时，有很多外国医生追求周美玉，都被拒绝了。她一直未婚，将一生献给了护理事业。

　　“图云关应建立纪念馆和追思园。目前，我们找到了救护总队队员的后人共36名，他们给我发邮件、通电话，表示愿意捐赠他们长辈的遗物。前不久，从四川发过来的邮件是1928年出版的有关妇科治疗的中英文对照的文章。邮件发送者称：“自己的父亲是图云关救护总队的一名妇科医生。”这些救护总队队员的后人们共同呼吁建一个纪念馆，用以展示留存下来的珍贵照片、资料以及搜集到的遗物等，让后人对这段历史有更加直观、更加深入的了解。

　　征集图云关故事引来关注

　　2015年3月，贵阳市南明区面向国内外各界人士征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在贵阳图云关的故事”，引起广泛关注。

　　家住上海的王大兴先生致电主办方，介绍自己母亲——曾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服务，已入鲐背之年的董以惠老人。全面抗战爆发时，年仅16岁的她正在上海东南医院学习。“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前夜，她不顾家人的担忧和反对，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随着上海沦陷和南京告急，董以惠随医疗队一路转战，到汉口参加了整编，并经由长沙完成集训后，于1939年2月初辗转来到贵阳图云关。时隔多年，老人非常愿意整理和提供她所经历的抗战故事，帮助主办方和人们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遵义市红花岗区的退休老干部李性刚提供了一本《家之梦》，里面有一段内容描写其父亲在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救治的经历;贵州省广播电视台退休人员彭鸿书，送来了一封名为《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一件轶事》亲笔手稿……

　　国际援华医疗队：见证一段跨越国界的战地情谊

　　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来了一支“国际援华医疗队”，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抱牺牲志愿，像白求恩医生一样在战火中救死扶伤。

　　他们是什么人?为何出现在贵阳图云关?他们与贵阳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在图云关，除了2013年4月所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不远处还有两块更老的碑，一块立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上面刻着“国际援华医疗队医务工作者名单”;另一块是英国女医生高田宜的墓碑。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援华国际友人，他们的故事引人注目。杨永楦转述父亲的话说：“这些外国医生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唱的是《国际歌》。接触下来，感到这些人十分严谨，对工作认真执着。”

　　“他们从欧洲来，加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中，在贵阳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而正是在两山夹峙、流水淙淙的贵阳图云关，贵阳人民与国际友人因共同追求正义、和平、进步，而结下了深厚的跨国友谊。”贵州历史学家史继忠说。

　　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过的他们，值得世人深深怀念。

　　炮火连天中抵达贵阳

　　1939年8月，英国利物浦港口，一艘船舷上写着“Aeneas”(安尼亚斯)的轮船在等候着。不久，保加利亚人甘扬道、德国人白尔、罗马尼亚人杨固、奥地利人富华德一行4人，登上了这艘开往中国香港的船。他们都是医生，有着深厚的医学功底。

　　轮船在法国马赛港停留，另外的多名“国际纵队”战士先后登船。他们和一批批奔赴中国的援华国际友人一样，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遭遇过法西斯的凶猛进攻。1939年3月，马德里沦陷，叛军占领了西班牙全境，佛朗哥开始了独裁统治，持续3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一些战士和医生逃到法国，被法国当局以“中立”的姿态关押在地中海边的古尔德斯拘留营和圣西普里安拘留营。

　　几个月后，经由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交涉，法国政府愿意以“离开法国”为条件，释放了约26个医务工作者。“国际医药援华会”是由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中国抗战。应募的医务人员组成了“国际援华医疗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再一次投身到革命的事业中。

　　对他们来说，到中国去，是从一个反法西斯的战场转移到了另一个反法西斯的战场。他们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不懈地战斗。

　　此时的中国，已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国度。北平、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南昌、郑州等城市相继沦陷。诚如白乐夫在《我在中国做医生》中所说，这个国家“需要救援，也迫切地需要医药救援”。

　　从利物浦港口出发6个星期后，他们到了香港。“在香港，这批国际友人受到了宋庆龄的接见和款待。他们提出要到共产党领导的战区工作。鉴于当时形势的复杂和需要，宋庆龄介绍和安排他们到在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史继忠说。

　　“在中国南方的崇山峻岭里，汽车蜿蜒曲折地向前行驶，一直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省城贵阳。”白乐夫描写到。1939年10月，这些人陆陆续续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驻地——贵阳图云关。

　　适应艰苦的生活

　　美国战地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道：“这些人完全与我在中国所碰到的其他外国人不同。尽管每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他们因为反法西斯的立场而团结在了一起。和我所知道的其他几位外国医生不同，他们穿的、吃的、住的都与中国人一样……”

　　在图云关，他们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穿的是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制服。住宿条件恶劣，老鼠到处乱窜，有时候甚至咬伤人的耳朵。工作环境也极为简陋，富华德这样描述：“在离路远一点的山谷地里，有一排看不到头的简陋棚子，那就是为全中国建立起来的样板医院。……每个棚里安放着60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排着，中间没有留一点地方，床是粗木板做的，放在还带着树皮的原木柱上。每个病人有一套被褥，没有床单。”

　　对于这一切，他们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甚至不断地申请到前线去。史继忠赞道：“他们本着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来到中国，并且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他说，为了消除隔阂，每个人都取了中国名字。“我仔细研究过这些中国名字，并不是原名的音译，全是地道的中国名，比如Rolf Becker，音译为罗尔夫·贝克尔，白乐夫是他到中国后取的名字。”

　　曾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理事的刘祺宝在《回忆白乐夫》中有一段描述，20世纪80年代，刘拜访了白乐夫在德国北部的家。白乐夫用中文对他说：“我姓白，白求恩的白，我是一条快乐的汉子。”足见白乐夫这个名字的含义。

　　生活上，这些吃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人改吃大米饭和中国菜并不容易。史继忠说：“最让他们为难的是拿筷子，学了许久手都不听使唤。但是很快他们就习惯了贵阳的饮食。”杨永楦在记者采访中提到：“业余时间，他们还会一起唱歌，所以我爸爸会很多的英文歌曲，一起唱歌，一起搞烛光晚会，下山去吃贵阳小吃，虽然很辣，但是他们都觉得很好吃。”

　　富华德在《起来!——一个医生于1939—1945年在中国的经历》一书中有更直接的表述：“给我们安排的伙食是无法形容的差，没有一次能和街头小摊上的饭食相比。”他还以一个观察者的姿态，对当时的贵阳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描写：在一次进城购置生活用品的返程路上，这些人突然想要散步，“宽阔的汽车路被夕阳照得发亮，引导着我们的归途。一路上路过一些有土地的村镇，街头上有许多小店铺、客店或茶馆，散发着刚做好的饭食气味，驱散了大地上升起的草香，街头小贩叫卖着花生、橙子。一会儿这儿有新蒸的米饭，一会儿那儿又有速熟的汤面，使我们忍不住想去尝一尝。”

　　在图云关，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适应期，然后迫不及待地上前线去了。

　　无惧无畏去奉献

　　据史继忠说，几乎所有的外国医生都办了一个护照，可以在皖、浙、闽、赣、桂、粤、湘、鄂、滇、黔各地“游历”。所谓“游历”，就是在救护总队负责的各个战区服务，工作流动性大，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有一次，白尔医生带领一个医疗队从广西归来，刚渡过红水河，日军便向他们投下了炸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滚起阵阵浓烟。白尔等几位外籍医生镇定自若，毫不畏惧，叫队员赶快隐匿，抢救伤员。

　　首批到来的白乐夫和严斐德先到湖南，随后到达的肯特、柯理格、孟乐克、王道、戎格曼、富华德、傅拉都等16人奔赴湘、鄂、赣，有的担任中队长、区队长，有的做医生、护士。日本侵略者在东南亚发起攻势后，滇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凸显。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与张荪芬女士结婚后不久，带领“012医务队”驻扎在安宁。白乐夫领导的“021医务队”配属远征军，驻扎在云南楚雄。肯特在湖南常德扑灭鼠疫后，又带领“022医务队”转到云南镇康……

　　在他们自己或亲朋的回忆录中，无不体现了他们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尽一份力的情怀。

　　在柯列然续弦妻子赵婧璞所写的《怀念我的丈夫柯列然》一文中说：“柯列然用他们所带来的药物和医疗器材装备了部队里的一些军医院，整顿了原有的卫生所和医疗队。部队的房间不够使用时，伤员被送到寺庙和居民家里，但仍不能应付逐日增加的伤员的需要。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便动员士兵，亲自带头，就地取材，用中国南方廉价易得的竹子架起了棚子病室，制作了竹床篾桌。这样，很快地解决了病房内床位拥挤，新到伤员无法安排的问题。此后，便出现了一间间和一排排的病房，直到发展成了包括有手术室、药房和大灶的部队棚子医院。”

　　药物和医疗器械不足时，他们就自己设法制造。“在一次疥疮大流行时，柯列然用石灰与硫黄调和制成涂剂，经过多次的试验终见疗效，又采用煮沸衣物的方法以杜绝传播渠道。在他所在的部队里，最先消灭了疥疮的祸害。这样的涂剂推广后，治愈了4万多例疥疮患者。”

　　另外，大量折断手足的士兵被从前线送来，没有固定骨折的夹板，这些医生们就用木料制成一种“飞机式”夹板。没有担架，他们就用竹子扎成一种别致的担架。为了使士兵们能够身体健康，他们提倡洗澡，肯特还因陋就简地为他们设计了“太阳沐浴器”。他们在各部队建立起灭虱站，用炉灶、铁锅蒸煮衣服，防止斑疹伤寒、回归热病的传染。

　　这些外籍医生也从不畏惧到最危险的地方去。1942年3月，日军在广西灭绝人性地投掷了细菌弹，鼠疫很快流行起来。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义不容辞地申请参加扑灭鼠疫的医疗队，临行前还感冒着，在注射防疫针的时候，可能是药物过敏，不幸以身殉职。在森林茂密的图云关，高田宜的墓显得庄严肃穆，提醒着我们这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可以看到，反法西斯是世界人民同仇敌忾的事业，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他们不远万里、绕了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不是一天两天，和白求恩精神一样伟大，一直到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甚至还有几位医生待了十几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史继忠说。

　　战火考验下的爱情

　　战争年代，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血雨腥风中一起战斗，倏忽之间，便生死相隔，备受考验的爱情令人动容。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到了图云关。他写信动员结发妻子柯芝兰来中国，同他一起救死扶伤。

　　1941年，柯芝兰抵达贵阳，与柯列然并肩战斗，同甘共苦。柯列然的医术很是高明，他被聘任为“537医务队”队长，在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进行战地救护。柯芝兰不是医生，在医疗队做护士。1943年，柯列然改任“031医务队”队长，配属第一集团军，进驻云南建水，柯芝兰也一同前往云南。

　　在那里，夫妻俩感染了伤寒病后的回归热，柯芝兰久病不愈，于1944年3月14日不幸去世。她殉职后，当地军民深感悲痛，为她设置了灵堂，挽联上写着：“淋惠遽云亡，南国同声失慈母;伤残未尽起，西方何处觅美人。”

　　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与中国姑娘张荪芬的故事，带有更多的浪漫主义色彩。1940年，燕京大学护理系毕业的张荪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只身一人来到贵阳图云关，参加了甘扬道一行的战地救护工作。张荪芬担任救护队的教官，负责护士的管理和培训。她能歌善舞，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一天晚上，张荪芬带领队员们唱歌，突然听到里面夹杂着“不和谐”的男声，她上前纠正他，并说：“我还是先教你中文吧，中文说对了，歌也就唱好了。”此人便是甘扬道。两人认识后，甘扬道经常向张荪芬请教中文，见面时也说中国话。他们在密林中相会，甘扬道满怀激情地给她唱起了俄文歌曲《共青团之歌》，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时，他问张荪芬：“你有妈妈吗?”“有!她在沦陷的北京。你呢?”“我也有妈妈，她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欧洲。”说完两人都沉默了。良久，两人又几乎同时说道：“只有打败法西斯，我们才能回到母亲的怀抱。”

　　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每逢休息日就结伴到贵阳城里看电影、听京戏，共同爱好越来越多。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两人漫步在林间小道上，甘扬道突然问张荪芬：“你愿意跟我去欧洲吗?”张荪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一桩异国恋情就此开始了。

　　1942年，两人在图云关举行了婚礼，洞房花烛夜是在一间茅草屋里度过的。次年大儿子保中出生，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保加利亚和中国”。

　　2003年，参考消息报社驻索菲亚特约记者马秀英又一次去看望两位老人。当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20多名欧洲医生中，只有他一人在世。马秀英写道：“当我再次举杯为他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表示钦佩和感谢时，他思路十分清晰地回答，当年参加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算不上什么英雄壮举，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历史重演，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