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救助难民和伤兵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2018-01-30 14:59:14

　　淞沪抗战救护的急切呼唤

　　红十字组织的诞生，似乎注定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19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索尔弗利诺(Solferino)冲突的巨大触动，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发起成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运动由此而起。20世纪初，同样因为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中国红十字会诞生。30多年后，也是因为战争，在上海催生了一个叫“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红十字组织。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不宣而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危在旦夕。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北上增援并控制中国经济重心，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日本企图在上海挑起第二次淞沪战争。8月13日，日本拉开了淞沪战争的大幕。据《立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出动3辆装甲车，掩护五六十名士兵，由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旧厂址与横浜桥间道路，跨过淞沪铁路，向中国军队阵地进犯，双方交火一刻钟后，日军溃退。下午4时，日军又向八字桥与江湾路进犯，发动二次进攻，同时宝山路、天通庵路亦有交火，一时间枪炮声大作，淞沪之战终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从战事爆发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达3个月，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无奈在日军优势火力猛烈进攻之下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从上海撤出。淞沪会战中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余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普通平民手无寸铁，或在炮火中不幸身亡，或遭日军任意劫杀，即便逃离了火线，也身陷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境地。据有关方面粗略估计，死在淞沪战线上的平民约有10至15万人，而当时上海常住人口超过了300万，更多的人等待援救出险。

　　流离失所的平民扶老携幼，纷纷向租界方向避难。然而租界当局以维持界内侨民和华人居户商家安宁为由，特在与华界接壤处安装铁门，并加强了警戒，但仍有不少人涌入了租界，街头弄口风餐露宿者比比皆是。有鉴于此，各慈善团体、同乡会组织纷纷设立收容所，收容、遣送难民。但据《申报》报道，“在战区未逃出者，为数尚多，时有拟入租界而被阻止者，东奔西突，为状殊惨”。于是，中国红十字会走上了“前台”。

　　其实早在1936年初，中国红十字会就成立了总会救护委员会，开始准备抗战救护事宜。不久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救护事业大纲》及施行细则，又联络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在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的基础上，重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积极募集捐款、购置医药用品，并着手编练救护队员，淞沪会战前夕培训学员300余人，这还不包括帮助其他团体培训的学员。

　　淞沪会战打响后，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召集学员在中德医院集合，编队奔赴前线开展救护。基于抗战救护需要，先后组织了10支救护队、12支急救队及1支煤业救护队。另设立救护医院24所，特约公私医院16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执行救护受伤兵民任务。

　　然而，随着战事的升级，救护形势日益紧张，且救护队员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各救护队驻所常遭日机轰炸。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及护士陈秀芳、谢惠贤、刘中武不幸遇难，为抗战救护蒙上了一层阴影。又因受军部约束，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救护工作不得不保持缄默，引起各方质疑，因此难以取得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支持，救护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另外，租界当局出于预防疾病卫生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对于运送伤兵、难民入内设置了种种限制，而各慈善团体、同乡会组织收容难民往往来者不拒，日感力不从心。但是，战争在不断扩大，伤兵和难民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在此困境中，为使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这两项工作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开展，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均发出成立“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即“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呼吁，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援助。于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组建被提上了日程。

　　颜惠庆为建会积极奔走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功创建，与颜惠庆先生的积极奔走不无关系，他在筹建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缔造者。

　　颜惠庆，字骏人，1877年出生在上海虹口，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1895年前往美国求学，1900年获得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士学位，成为该校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回国后他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曾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编辑。

　　颜惠庆的外交生涯始于1908年2月，他以清朝驻美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同伍廷芳出使美国。次年冬天应召回国，担任外交部主事。1911年11月升任外务部左丞。民国建立后，先后担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驻德公使、驻丹麦公使、驻瑞典公使、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外交部总长、农商总长、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等职。1926年冬，颜惠庆移居天津从事实业活动，1931年复出政界，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驻苏大使、中国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圣约翰大学董事长等职。抗日战争前后，他曾在上海从事慈善活动，1924—1934年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淞沪会战爆发前，时在青岛的颜惠庆乘火车前往上海，在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他在自传中写道：“这是我平生中第一次看到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战争”。日机狂轰滥炸之下，上海的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带给他极大的感触，他在由衷向救护队员救死扶伤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的同时，对租界的态度和难民的生存环境深感忧虑，他认为，“寒冬即将来临，为难民提供住处和食物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恰在此时，中外慈善界人士纷纷向这位曾经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现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的他表达意见，“亟望有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之组成。”颜惠庆对此深表赞同，他说：“为了继续进行和支持救护工作，成立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以争取援助，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援助不仅是资金和技术上的，而且是政治和道义上的。”为此，他先后走访了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贝克(J. E. Baker)、上海防痨协会副会长马晓尔(R. C. Mershall)、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负责云贵事务的助理主教朱友渔等人征询意见，得到热情支持。成立“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计划迅即付诸实施。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

　　1937年9月18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筹备会议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会议由颜惠庆主持。经过几番商讨，议决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来研究“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筹备事宜，当时推定颜惠庆、白赛德(Major A. Bassett)、邓纳(J. Donne)、马晓尔、蔡增基、冯炳南、安献金(G. Findlay Andrew)、普兰德(W. H. Plant)、礼德(B. E. Read)、饶家驹(R. P. Jacquinot)、李劳生(Rev. R. Rees)、颜福庆、施思明、劳白生(R. C. Robertson)、钟思(J. R. Jones)、田伯烈(H. J. Timperley)十六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意味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然而此时执行委员会内部对于组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思路并不清晰，在组织合法性获得的问题上有较大分歧，颜惠庆主张直接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申请独立章程。9月24日，在冯炳南府邸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邀请了到沪考察日机轰炸红十字会救护队员一事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瓦特维尔(C. D. Watteville)出席，此举意向非常明确，于是会议议决就中国红十字会所提交章程只作原则上通过，同时决议由瓦特维尔立即向国际红十字会提交独立章程请求。

　　为了避免损害红十字主权，颜惠庆次日在同国际红十字会驻沪代表卡拉姆(L. P. Calame)的通话中，产生了成立两个组织的想法，即一个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另一个直属于日内瓦总会。瓦特维尔与卡拉姆旋于28日携备忘录造访颜府，重申了关于工作和组成两个委员会的意见，他从日内瓦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人，也没有钱”。

　　被国际红十字会拒绝当日，颜惠庆召开部门委员会会议，草拟了组织章程，于10月2日提交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并选举了工作人员，主席为颜惠庆，副主席为饶家驹、钟思、博兰德，秘书为施思明，司库为贝纳德(C. R. Bennett)，执行干事为贝铁德(C. W. Petitt)、朱友渔、史蒂夫人(Mrs. C. V. Starr)，如此形成以颜惠庆为首、以执行委员会为核心的领导体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初步建立。

　　10月6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开会，议决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申请许可证，并要求拨款法币1万元作为办公经费，两日之后就收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颁发的许可证草本。12日通过了正式章程。16日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接受中国红十字会提交之会章，同时放弃向日内瓦国际红会请求独立会章之计议。”并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分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今河南中路)505号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得到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先后有500多人被聘为办事委员，外籍委员达150余人。他们热心慈善，大多属于义务工作，仅小部分接受薪给。这些中外委员，或有一技之长，或有重要影响力，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中坚。除颜惠庆，对于各项会务进行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法籍神父饶家驹、美国人贝克和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加盟”。其中，贝克率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办事处同仁全体加入，并担任总干事一职，为会务处理作出了积极贡献，颜惠庆对此有极高的评价：“他们专心致志地进行管理，这项管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成为头等大事。”

　　推动南市难民区的建立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组建后，立即着手推进南市难民区的设立。南市难民区，在英文中称作“饶家驹区”，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公推饶家驹以该会名义特为难民分别与中日当局商洽同意后，得到许可，在南市划出的一处非战斗人员安全区域，北起民国路(今人民路)、南至方浜路(今方浜中路)、西至方浜桥、东至小东门(初以安仁街为界)，包括城隍庙、豫园等处，面积约占旧城厢的三分之一。

　　之所以要在南市开辟这样一个区域，是由当时救济难民形势所决定的。淞沪战事爆发以后，上海及周边区域先后逃难至租界者达百余万人，经各慈善团体分别收容遣送，仍有大量难民无法安置，及10月底第二波难民潮来袭，狭小的租界里早已人满为患，对于租界外不断增加的难民，实在无法再行收容，亟需在租界外寻找安全区域作收容难民用。

　　南市为上海旧城址，西、北面与法租界接壤，是通往法租界的交通要道。区内有大量可辟为难民收容所的公共场所，又便于从法租界运输补给，是较为理想的区域。而且，南市时已成为日军的进攻目标，日方在10月31日上午通知英、法、美等国驻沪领事，扬言将在当日下午轰炸南市。次日清晨，南市上空就出现敌机盘旋侦察，所幸并未投弹，但造成南市居民的极大恐慌。南市本来人口密集，加上流落在法租界外的难民，若遭敌机轰炸，平民伤亡必定惨重，成立南市难民区刻不容缓。

　　饶家驹为此积极谋划，爰请英、法、美驻沪外交当局协助，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在南市划出一部作为收容难民区域的建议，市长俞鸿钧随即向国民政府请示，并遣派要员赴南市调查难民情况。因涉及领土主权，国民政府表态较为谨慎，提出“不与日方洽商”等不得损害中国主权的四项原则。11月3日，饶家驹与俞鸿钧秘密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并由饶家驹起草与俞鸿钧联合署名的信，信中声明：此区域仅系暂时性质，日军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此发动进攻，区内治安交由中国警察负责等。饶家驹将此“协议”报告给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旋得日本军政府和海军当局同意，同时要求完全杜绝任何军事行动或武装敌对行为。为此，饶家驹劝说俞鸿钧放弃使用区内两处军事设施，但他隐瞒了冈本季正给他的另外一封信上的内容，那就是一旦中国军队撤出毗邻区域，日方将接管这一地区。

　　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公告，南市难民区将于9日中午12时开放，然而中日双方却并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仅仅是分别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达成了“谅解”。可以说，饶家驹是用“善意的谎言”换得南市难民区的事实存在。

　　南市难民区由饶家驹等7名外籍人士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管理，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等国内外慈善团体和个人的捐赠。至1940年6月30日撤销时，南市难民区为超过30万难民提供了庇护，蒋介石曾为此亲笔书信感谢。

　　随着这一安全区模式在上海取得成功，南京、汉口等地纷纷仿效，虽未尽获日方同意，但也确实为当地难民提供了短暂保护，国际红十字会因此将其选作交战国在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而写入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对国际人道法的订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色的人道主义救济业绩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以人道主义为怀，救助伤兵、难民可谓不遗余力。同时，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积极联络各慈善团体，整合人道力量，筹款募捐，共同推动各项救助事业进一步开展。

　　1937年10月21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会讨论并规划了宣传与募捐事宜，提出募集1千万元的目标。首由颜惠庆偕同施肇基成功说服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拨款100万元(包括现币20万元、救国公债80万元)予以倡导，国民政府前后共计拨赠135万元。12月1日至8日在上海举办募捐活动周，除组织街头募捐队分赴两租界闹市区募捐外，还聘请中外歌剧名家在大上海戏院举办中西慈善音乐大会。又创立三元救命会，广征会员，凡月纳三元者即可入会。1938年5月2日，应美国红十字会邀请，饶家驹由施思明陪同启程赴美募捐，并得以晋谒罗斯福总统。6月17日，在中国难民救济会会长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Theodore Roosevelt Jr.)的鼎力相助下，饶家驹在纽约唐人街组织了一场“旧中国之夜”的大型募捐晚会，由此在美国全国发起“一碗饭”运动。经国内外各慈善团体、个人和华侨的慷慨捐赠，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共募集善款3129926.74元，同时支出2908088.70元，主要用于难民救济费用。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共设立伤兵医院5所、残废伤兵医院1所、难民医院2所、难民收容所诊疗所6处、流动诊疗所8处，为伤兵和难民提供医疗服务。各处伤兵医院收治伤兵共计44271人，其中施行急救手术者17722人。残废伤兵医院共收容残废伤兵403人，手术并装置假肢计140例，并对这些残废伤兵施以针线、缝纫、园艺等职业训练，为他们出院后自立谋生创造条件。两处难民医院共收治病人2861人，住院日数计69651天。各处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前后共施诊486316号，总计为70余所收容所近42000名难民提供了医药服务，并每月拨赠现金及药用品于其他团体开办的25所难民医院和20处难民诊疗所，还为难民及贫穷病人免费防疫注射，预防伤寒、虎列拉注射182214次，施种牛痘6188次。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还制定收容所设备甲、乙两种标准供各善团改善收容所设施及环境卫生参照，涉及居住、饭食、衣被、健康、卫生及清洁、组织及登记办法、训练等方面，且组织视察组赴各收容所指导改进。并聘请教育专家陈鹤琴、叶梁露等人在各收容所推行难民教育，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三项，颇见成效。当时全沪221所难民收容所中，成立儿童班者130所，成立成人班者97所，受教儿童42508人、受教成人29528人、受识字教育成人4552人，教师最多时共有580人。

　　1938年1月1日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先后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难民救济分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14团体所设难民收容所给养重担，给养难民人数最多时达到17万人(包括南市难民区)。仅此一项，耗费甚繁，终以无力维持而决定至10月31日起停止全部救济工作，只任筹款募捐，直到会务结束。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从成立到结束救济，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无论伤兵救护，抑或难民救济，都取得卓越成绩，有目共睹，为抗战救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