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抗美援朝中的人道救护行动
来源：搜狐   2018-08-07 10:05:44

　　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期间的敌后救护行动

　　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红十字会第35救护队员做手术的情景

　　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敌后战场，中国红十字会对八路军、新四军伤员的医疗救护给予高度重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红十字旗帜猎猎飘扬。

　　奔赴延安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医疗队奔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1937年12月20日，三支医疗队由汉口乘车北上郑州，途中几经周折，月底抵达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七贤庄驻地接见了三支医疗队全体队员。随后，三队由外科医师侯道之领队，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在延安，队员受到八路军留守处首长肖劲光，中共联络员姬鹏飞，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饶正锡、孙仪之和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等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当晚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主席致欢迎词，使队员们深受鼓舞。

　　鉴于第23医疗队总体实力较强，姬鹏飞及卫生部二位部长与侯道之队长商定：第23医疗队到距离前线最近的第二后方医院(后改为兵站医院)协助工作，负责该院手术治疗任务;妇产科医师金茂岳、内科医师谢景奎及第7、第39医疗队留在边区医院协助工作。

　　“山洞医院”的日日夜夜

　　第二后方医院位于延安东80里的甘谷驿，院部原是一个旧天主堂，依山穴洞而成，灰砖铺地，石灰粉墙，倒也显得整洁、明亮。手术室、药房、消毒室、办公室、食宿地都在这“山洞医院”。医院的仓库、病区设在院部后面的山坡上，条件简陋。

　　第二后方医院除院部外，还设有四个医疗所：一所在甘谷驿东延水边上的杨家湾，距院部10余里;二所在延川县禹居镇，距院部上百里;三所在延长县交口镇，距离院部近百里;四所在院部西北数十里。

　　后方医院的医疗救护工作异常繁重，队员几乎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尽管如此，第23医疗队还先后抽调两个手术组，于1938年春、1939年春，分别由侯道之和谢景奎率领到延长县交口镇第三医疗所和延川县禹居镇第二医疗所开展手术活动。第23医疗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伤病员，其中包括周恩来、林彪、王稼祥等部队首长。

　　1940年5月，第23医疗队被抽调至第五战区的湖北老河口前线开展医疗工作。临别之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各级领导以及后勤部卫生部、边区医院、第二兵站医院等有关团体赠送锦旗，召开隆重的欢送会，表达边区军民对医疗队衷心的谢意。第23医疗队在陕北的近800天中，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例，无一死亡病例，这在红会史上是不多见的。

　　1938年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总队长派齐清心大队长率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光队到延安八路军战区服务。两个医疗队分别安排在“中国最大之山洞医院”宝塔山边区医院、甘谷驿兵站医院工作，医护队分在市内门诊部服务，两架X光机分别配备给两个医疗队。

　　翻越太行山

　　山西是中国红十字会另一救护中心。1938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组织三个医疗队(第61医疗队、第13医疗队和“驴马队”)前往山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突破日军封锁线，顶风冒雪翻越太行山，1939年1月辗转抵达山西潞城，受到朱德总司令及杨尚昆、康克清等的款待，随后派往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直到1939年返回西安大队部休整。

　　1939年，细菌学家江涛声自德国留学回国，途经香港时，与宋庆龄不期而遇。宋庆龄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向国外募集一批医药器械，托新西兰友好人士詹姆斯·贝特兰护送至西安，转运延安，江涛声及其妻希尔达护理员要求同往。

　　经过千辛万苦，一行人到达目的地。江涛声决心留在敌后战场，向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一大队部请求派其到五台山白求恩医院为八路军服务，得到嘉许。第一大队部将要求去敌后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组编为第40医疗队，江涛声任队长。

　　1939年冬天，第40医疗队离开西安赴五台山白求恩医院。途经山西新军独三旅驻地时，应邀在该军后方医院为重伤病员施行手术，还办了一个培训班为院方培训医务人员。

　　不久，第40医疗队被阎锡山军队围困，几经交涉，始准放行。当医疗队步行到东路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27军范汉杰部的围困，阻挠医疗队上五台山。在多次强烈要求下，才终于获准前行，由27军押送过黄河，返回西安大队部。

　　第40医疗队返回西安后，江涛声、郭步洲分别向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大队部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医疗队重新整编，人员扩增到19人。整编完毕，该队又被派往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为新四军服务。

　　北上南下救护伤员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调集几十辆汽车，载运伤兵和难民，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1938年春，由100余人、几十辆汽车组成的煤业救护队集体加入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敌后，为新四军服务。

　　1938年，美国作家、民主人士史沫特莱女士由陆路来到长沙，请求林可胜总队长拨发前线奇缺的医药，尤其是治疗“打摆子”(疟疾)的奎宁片和针剂。在她的建议下，林可胜派出两支医疗队前往新四军战区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关于医疗队工作情形，作为战地的史沫特莱，多有报道。

　　史沫特莱有“中国伤兵之母”之美誉，她穿梭于新四军各战场，及时向救护总队部报告新四军战区伤兵难民状况。随新四军经南昌时，史沫特莱亲眼目睹了一次红十字医疗队的紧急救护：“第二天，又一场可怕的空袭刚过，我就穿过仍在冒烟的街道到一○九后方医院去了。有一个红十字救护队在那里工作。甚至在炸弹落到医院四周的时刻，他们也不曾畏缩。我们穿上白罩衣，戴上白帽子，走进手术室……”

　　自全面抗战开始直至抗战胜利，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20多支医疗队，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服务，抗日根据地飘扬的红十字旗帜向世人展示了人道的力量。

　　(根据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池子华相关文章整理)

　　1951-1952：红十字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大队第一大队出发仪式

　　为朝鲜人民进行预防注射

　　为朝鲜人民军重伤员输液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也理所当然成为新生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中心工作。国际医防服务队组织起来，肩负神圣的使命开赴朝鲜战场。

　　1951年1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和大”)发出通知，号召全国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慰劳中朝人民战士及救济朝鲜难民。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响应，一面与中国救济总会联合指示各地分会协助此项募捐工作，一面发动组织救济朝鲜伤兵难民医防队，号召全体会员和工作人员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踊跃参加，担任朝鲜难民医疗救济工作。号召发出后，由城市到乡村，由内地到边疆，各地红十字会员、医务工作者踊跃参加，截至3月5日，总共有50多个分会向总会报名，人数达833人。

　　1951年3月17日下午1时，204名国际医防服务队员奔赴朝鲜。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和战场救护的需要，中国红十字会又相继组织和派出了5支医防服务队：由天津市医务工作者108人组成的第三国际医防服务大队，于1951年5月25日从天津出发赴朝;由155名医护工作者组成的第四、第五国际医防服务队于6月28日离京出发;由55人组成的第六国际医防服务大队于7月11日从北京出发;9月27日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七大队117人由天津出发。各队在前方工作时间一般在半年以上，有的长达一年多。

　　国际医防服务队队员们参加了朝鲜前后方的防疫和医疗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白天敌机不时轰炸和扫射，他们就在夜间行动;公路和桥梁被敌军破坏了，他们就趟着冰冷刺骨的河水艰难前进;城市被炸成了废墟，他们就搭起帐篷住在田地里、森林中。在接近火线的战地上，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队员们利用每天仅有的空余时间搬运石块、砍伐树木，修建手术室、升降手术台、治疗室、洗浴室以及输液架等医疗用具和设备，第七大队还建起了可容纳一千余名伤病员的病室。

　　前线护理工作也极其艰苦，护士们每天给伤病员洗澡、漱口、喂水、喂饭，在寒冷的夜间还为他们烧火取暖。女队员们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常在零下30℃的天气到河边为伤员拆洗衣服和敷料，深夜还坐在灯下为伤员缝补鞋袜。

　　医防服务队队员们随时准备着将自己的鲜血献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想尽一切办法把伤员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出来。年轻的朝鲜人民军伤员李洁洙因失血过多处于濒危状态，第七大队护士郜静霞伸出胳膊要求输血，但由于皮下脂肪过厚，血管深在皮下找不到，郜静霞毫不迟疑地要求切开，医师只得切开皮肤，两次共抽出鲜血450毫升，使伤员转危为安。第五大队的青年团员徐道安、吴德桢、王一之、黄仙华等队员也集体献血1000毫升，挽救了伤员苏元祥的生命。在手术室里，医生和护士不分昼夜地忙着做急救手术，抢救伤病员。王庆春医生从平壤徒步赶到前方，没有休息就参加抢救伤员工作，十天十夜共进行了大小手术40多次。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同样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战俘，一部分队员到战俘营为那些失去抵抗力的战俘服务。他们不仅注重营地环境卫生和传染病的防治，供给战俘丰富的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还帮助和教育战俘搞好个人卫生。

　　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在朝鲜工作半年多，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为朝鲜人民军、老百姓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医防服务，涌现出许多先进事迹，获得朝鲜人民一致热爱和赞誉。完成任务整队归国前，许多队员坚决要求继续留朝工作，但因人数限制，除30多人获准留朝外，多数队员服从安排。1952年10月24日，第一大队首批139名队员凯旋。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在朝鲜的艰苦工作，获得了朝鲜人民普遍的尊敬与爱戴。朝鲜人民军第37号病院第一病栋全体伤兵在给李德全会长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由于在中国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同志们热诚救护之下，得以快要恢复健康的朝鲜人民军伤病员。我们正以依依不舍的心情欢送着他们。他们在这里发挥了白求恩大夫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在这里我们以十二万分感激的心情，向大队……致敬。……全体工作同志们留下的模范事迹，将在我们祖国的革命史上记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我们三十七号病院第一病栋的伤病员是永远永远地刻骨不忘您们给我们的恩情的。”

　　鲜为人知的护国往事———抗战时期的中共红会支部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抗战岁月中，隐藏着一支鲜为人知的中共秘密特支，其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随救护总队几经迁徙，历经风雨，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医疗运输和救护工作，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建立联系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成立，新加坡爱国华侨、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林可胜担任红十字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

　　林可胜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早在救护总队筹办之初，他就密切关注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的医疗救援工作。1937年底，他应周恩来请求，首批派出第7、23、39三支医疗队开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底秘密成立于汉口，栖身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撤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十分重视，决定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林可胜建立联系。林本人也主动来到武汉办事处，要求中共派人到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进行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双方不谋而合，叶剑英亲自出面，介绍中共党员毛华强(又名“毛维如”)、冯骥(又名“方纪”)、黄群三人，以非党员社会流亡青年身份入班受训。训练两月毕业后正式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五十八队。这个队属于教导队，其任务是负责辅导训练班学员学习。

　　长沙：创建中共红会支部

　　1938年6月，日军越淮河南下，连下合肥、安庆、马当，进逼武汉，救护总队随即迁往湖南长沙。在长沙，救护总队与内政部卫生署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进行短期医疗救护卫生训练后，编成医护卫生队，派赴全国各战区担负救护伤兵及民众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救护总队的领导，发展壮大抗日力量，1938年夏，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简称“红会支部”)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郭绍兴任支部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支部成立后，上级组织交付的任务是在红会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壮大力量;积极动员红会的医务人员投入各大战区救护工作;组织和动员医务人员输送医药物资到抗日根据地。

　　贵阳：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救护总队次年春迁至贵阳图云关。从长沙撤退时，徐特立与中共长沙市委决定，红会支部随救护总队后撤，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

　　抵达贵阳后，支部书记郭绍兴找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请求恢复党组织关系。袁超俊迅速向南方局汇报。收到报告后，周恩来十分重视，批准恢复红会支部的组织关系，并将其交由袁直接领导。他还亲自指示袁超俊，“中共红十字会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由你直接负责联系，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

　　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1939年四五月间，袁超俊假病住进图云关红会医院，秘密主持了红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后报经南方局批准)改组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简称“红会总支”)，郭绍兴任总支书记。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红会总支继续团结、争取红会内部的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给予同情和支持。救护总队先后动员组织和派遣了20余支医疗队以及大批外籍医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其中就有人们熟知的白求恩大夫。

　　重庆：完成历史使命

　　红会总支在救护总队活动频繁，林可胜的“左倾颇甚”的密报也被呈递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的关注。1940年9月7日，林可胜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回到贵阳时，林可胜遭军统特务抓走，后经陈诚说情才保释出来。

　　1941年1月，袁超俊离开贵阳，调回南方局任周恩来秘书。根据中共中央重新登记党员的指示，袁超俊、郭绍兴二人在南方局领导下，于1942年冬至1943年初对原红会12名党员(党的关系早已转出或个别与党失去联系或自动脱党的除外)进行考察后重新登记，并将名单上报南方局组织部。

　　抗战时期，中共红会特支为党团结争取卫生医护人员，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大后方地下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后期的疏散转移工作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完成了时代赋予其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