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2018-08-07 10:14:16

　　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抗日救亡行动轨迹，是抗日救亡时势和爱国热情融合的结果，也是艰难时世下爱国青年的必然选择。

　　淞沪战场上的热血青年

　　上海煤业救护队是淞沪抗战前夕上海煤业界成立的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其成员主要以上海煤业界的热血青年为主，另有银行职员、纺织女工、店员、学生、教练员、医生和护士等。

　　上海煤业界很早就开始进行抗敌准备工作。1936年，煤业公会同上海市商会一致敦促市政当局组织市民开展军事训练，煤业职工大多积极参加了“公民训练”。1937年8月9日，上海煤业公会为救济难民成立了煤业界“救护委员会”，下设煤业救护队。沪战爆发前夜，煤业公会专门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战地救护训练班，训练科目包括防毒常识及担架术等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战地救护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驻军在北四川路等处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上海煤业救护队当晚就出动十几辆救护卡车，每车5人编成一个救护分队，开赴前线进行救护服务。

　　当时，救护队设有三处活动场地：第一处以天津路浙江路口的煤业公会本部为总指挥所，负责车辆人员调度;第二处设在南市福佑路煤炭公所院内，负责收容难民和医治伤兵;第三处设在辣斐德路迈尔西爱路口的华北煤栈，负责与各煤号联络，保证前线救护队员的轮替和物资供给。

　　随着战事的持久进行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救护队的足迹遍及大场、罗店、宝山、嘉定、南翔、昆山一带，数百名热血青年携带着担架、急救包、慰劳品以及几十辆救护车，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战地救护工作繁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但在前线与后方的频繁奔波中，救护队员毫无怨言，经常把伤兵送到医院后，顾不上吃饭喝水就再次奔赴前线。

　　据参加煤业救护队的驾驶员姜怀先回忆，当时自己开着“司蒂培克”卡车，装运着上海民众送给抗日军队的慰劳品，每天源源不断输送到前线。在战场上，白天不能开车，但遇紧急情况，如救重伤员、急需药品、送伤兵赶火车等，就头顶着日本飞机照样开车。敌机来了，如是侦察机，继续开车;如是轰炸机，就和它斗智。

　　上海煤业救护队得到了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大力支持。8月16日，为便于开展救护活动，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并从红十字会登记领取所需汽油和汽车修理经费。

　　9月以来，随着战事西移，前线与上海市区交通日趋困难，伤兵改送昆山伤兵转运医院，救护队亦随前方部队撤退至南翔、昆山一带，救护队指挥所则移驻昆山月城湾，随行救护队员百余人、救护汽车四五十辆，继续战斗在伤兵救护的前沿阵地。

　　为期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煤业界经登记愿意上前线担任战地救护工作的职工多达500人，救护车约50辆。在前线参与战地救护的煤业队员始终保持100余人，救护汽车二三十辆，为战时伤兵救护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辗转“孤岛”疏散伤兵

　　随着淞沪抗战的深入进行，聚集上海的伤兵和难民日渐增多，上海各救护医院不堪重负，转运伤病兵民去内地成为当务之急。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昆山前线服务的煤业救护队大队部与上海市区交通断绝，在沪休整的郭步洲、顾吉祥等10余名队员则滞留“孤岛”。此时，因战线变更，在田萼芳、罗希三、王公道、周中奎等的率领下，煤业救护队大队部100多人、救护车20余辆，随部队沿昆山、苏州、宜兴西撤。在宜兴，大队部与滞留上海的10余名队员会合，随之开赴皖南。

　　救护队分两路行进，一路由大队长田萼芳率领一个小分队，经南京抵屯溪;一路由罗希三、王公道、周中奎等率领，经长兴、广德、宣城、徽州驶抵屯溪。西撤途中，救护队与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失去联系，并损失运输车三辆。 11月21日，救护队从宣城启程去歙县，行至宣城火车站时，遭遇日机空袭，多名队员受伤，数辆救护车被毁。

　　煤业救护队开赴皖南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积极联络沪地伤兵转运事宜，并决定由红十字会负责将伤兵运至宁波。其时，中国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难民专门设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并于12月6日召开会议，决定在宁波设500床位，收容沪地伤兵，如不敷收容，则在华美医院添设部分床位。与此同时，由朱恒璧率部分职员赴宁波，办理运输伤兵及添设床位事宜。同月，宁波和温州伤兵接收站先后设立，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伤兵接运站的成员在宁波会师。

　　为加速伤兵外运，增强接运力量，12月间，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称。“交通股”下设两组，原接收站人员为第一组，队部迁往歙县和岩寺中间的“古关”一所大祠堂内;原煤业救护队为第二组，队部设在安徽岩寺。为便于战时救护，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徽记。

　　转运伤兵工作任重道远，颇多阻挠，尤其是上海成为“孤岛”后，日军加强了对该地的封锁控制，加大了转运伤兵的难度。据第一组组长乐时鸣回忆，从上海外运伤兵，原是以遣送难民为名义，才运出几船，就遭到日方阻碍，只得暂停从宁波转运，改道温州。但是，煤业救护队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后，不仅壮大了红十字会转运伤兵的力量，也加快了转运“孤岛”伤兵至内地的进程，截至12月份，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送往内地。

　　转运沪地伤兵告一段落，第二组组长叶进明、副组长忻元锡等返回屯溪，将全队重新整编为十队，每队二或三辆卡车。1938年1月，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人，带着20多辆救护汽车来到南昌，联络到新四军军部以后，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多数队员参加新四军

　　对于建军初期的新四军来说，煤业救护队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筹设始于1937年11月，最初设在南昌市于都路东书院街2号，1938年1月6日正式办公。同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1号张勋公馆正式办公。1937年12月底，煤业救护队完成上海伤兵转运任务后移驻南昌红十字会大院，并于1938年1月在院内开设一处诊所对外服务。叶进明和王公道找到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表达了为新四军无条件服务的意愿，并承担起对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集运工作。

　　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煤业救护队慨任战地救护，不管是服务于国民党部队，还是服务于新四军，对抗日救亡都是有力支援。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此却百般阻挠，力图操控煤业救护队的去向，阻止救护队为新四军服务。据李一氓回忆，煤业救护队抵达南昌后，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看上了救护队的几十辆车，想把他们划归江西省政府管辖。为此，新四军领导人对救护队进行了积极争取，通过叶进明等人的努力，救护队决定跟新四军合作。

　　为便于继续争取上海红十字会和煤业界的物资援助，救护队仍然保留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旗号。

　　1938年1月至4月，在新四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指挥下，救护队一方面负责南方八省游击健儿的伤病员救护工作，一方面驱车前往福建、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将分散在南方各地的新四军战士陆续接运到皖南岩寺。叶进明、忻元锡等救护队骨干经讨论，决定将救护队十个分队编为三路，一路由忻元锡带队赴江西莲花、宁都、于都、瑞金和福建龙岩等地，接运湘赣边、粤赣边、闽赣边、闽西、闽南的游击队员;一路由王公道率队赴铜鼓、修水及景德镇一带，接运湘鄂赣边、赣东北的游击队;另一路则由陈昌吉率队赴福建崇安、浙江平阳一带，接运闽北、闽东地区的游击队。

　　3月9日，部分队员回南昌休整，叶挺、项英等人特别宴请救护队成员，肯定了救护队担任接运工作取得的成绩，并鼓励救护队员到岩寺继续为新四军服务。截至4月，煤业救护队陆续把散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战士运送到目的地，集运任务如期顺利完成。

　　煤业救护队的工作得到了煤业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刘鸿生对此也极表赞赏。同年4月，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岩寺，救护队随之迁移，当时，军部暂设在岩寺上街名中医金雨时家，救护队员则被安排在咽喉路口孙公桥畔的鲍姓人家。

　　同月，金芝轩代表总会与田萼芳来到岩寺视察救护情况，受到新四军上下一致欢迎，金芝轩被聘为新四军交通运输顾问，田萼芳被聘为新四军医疗卫生顾问。在岩寺鲍家大屋，金芝轩和田萼芳听取了煤业救护队救护新四军伤病员及集运部队的报告，了解到救护队医药物资和经费支绌的现状。在新四军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金、田赞扬了救护队服务新四军取得的成绩，并宣布忻元锡为煤业救护队大队长，表示红十字会和上海煤业公会将一如既往支援新四军，并将两辆新救护车和一辆轿车捐给新四军军部。

　　集运部队任务完毕，除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因工作需要仍保留红十字及救护队名义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一、二组成员多数加入新四军，或留兵站服务，或进教导队学习，或赴前线杀敌，但救护工作并未因此终止。如1938年6月底，一组组长乐时鸣率一组大部人员和二组部分人员去南昌，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领导下，继续从事伤兵救护工作，至12月底始返抵岩寺新四军兵站所在地。直至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前，救护队成员仍在以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身份为新四军争取物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