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红十字”
来源：光明日报　责编：吴美儒　作者：池子华   2019-06-30 16:18:41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壮举和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在这场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包括总会及所属地方分会)各级会员，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战的人道救援中。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这支人道力量和他们创造的救护历史不能忽略。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争。国际红十字的诞生来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1859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力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因此，战争救护成为红十字会的天职。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以来，一直出生入死，在战火纷飞的硝烟中救护伤兵难民，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等的枪林弹雨中，都留下其闪光的足迹(池子华等：《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抗战救护，红十字会更是责无旁贷。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中国红十字会努力动员，全力以赴开展战事救护。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决死抵抗，誓与上海共存亡。从1月28日到3月2日，与敌激战数10次，战事惨烈。上海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在地。战争一打响，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组织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兵难民。在长达3个多月的救护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共组织21支救护队，设临时伤兵医院43所，难民收容所5处，共救护伤兵8600多人，收容难民53100多人(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加入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

　　淞沪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东北告急。1933年1月3日，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被日军攻陷，战火在长城脚下蔓延。中国红十字会闻讯后，除参与“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工作外，迅速组织起由50多人参加的“东北救护队”，2月3日乘火车北上，并纳入2月14日在北平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系统。长城抗战中，华北救护委员会将救护队分编成12组，分别派往康庄、喜峰口、通州等处救护伤员，同时在帅府园、冯庸大学设救护医院。长城抗战于5月结束。两个多月中，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所隶各救护队救治伤兵7486人，“工作极佳”(同上)。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18日，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发起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为绥远抗战提供后援支持。19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绥远经济委员会”，募集救护经费，并组织救护队驰赴前线，开办临时医院救治伤兵。到12月中旬，“前线一带，已布遍红十字会之旗帜。”(《红会前方电告需要救护药品》，《申报》1936年12月14日)同时，根据前线所需，中国红十字会广泛“征募救护材料”“急救药囊”。当年12月25日、1937年1月20日、2月10日分三批将募集到的大宗药品器械433件、急救包20余万只运往绥远前线，为医疗救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鉴于绥远战区附近难民綦众”，中国红十字会“特先捐助拾万元，设立难民收容所”(《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概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Q0—12—611)，给予难民以人道关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调集救护力量，驰赴华北前线(《红会救护队今日出发》，《申报》1937年8月5日)。8月13日，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再次在上海展开激烈鏖战。中国红十字会组建救护队10个，急救队12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和“特约医院”16所，进行全面救护。“综计自26年(1937年)8月14日至27年(1938年)4月30日完全结束止，由上海市各医院收容兵民19539名，由伤兵分发站运送后方各地者计7128名，由前线直接运送后方各地者17722名，合计先后救运受伤兵民凡44389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505页)。10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会同旅沪各国名流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设南市难民区，在法国神父饶家驹的主持下，收容难民。至1940年6月，30万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与救助(彭望荃：《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上海市图书馆藏，旧档信字第109号)。这一模式在南京、汉口等地得到“复制”。“南市难民区”案例与西班牙案例，共同催生《日内瓦第四公约》即《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诞生。

　　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汉口空袭救护

　　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员和员工，奋不顾身地救护伤员，并设施粥站，向妇孺难民施粥，在阴森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对战争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救助。掩埋死难者尸体，以慰亡灵，义不容辞。据统计，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底，半年中，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共掩埋尸体22371具(《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关于难民救济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3118)。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宣告成立。救护总队部是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506页)，它的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新的一页。救护总队部从成立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撤销，其间因战事关系，先迁长沙，继迁祁阳，最后迁至贵阳图云关。作为抗战救护的中枢，救护总队组织医疗、医护、医防、急救、X光等队，遍设全国各战区，全盛时有150支，医护人员多达3420人，同时保有救护汽车200辆，卫生材料库11个，“规模之盛达于极点”(同上，第520页)。各大战役，红十字会几乎无役不从。救护概况，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据统计，外科方面：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内科方面：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灭虱人数792148人次，灭虱物数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1946年内部印行，第5—6页)可谓业绩辉煌。

　　中国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救死扶伤”为宗旨，恪尽职守，他们中有不少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红会史料中，有这样一份“追思录”，登载“殉职员工”和“积劳病故”者名录，其中因公殉职的红会人员有47人，积劳病故者67人(同上第15页)。这些为人道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勇士，仅仅是抗战中无私奉献的红十字人中的一部分。

　　在全民族抗战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以抗战救护为中心，汇聚人道力量，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身保家卫国战争的救援中，谱写出一曲曲激昂乐章，彰显出人道的光辉，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盛赞，“其伟绩宏效，历八年抗日战事而益显。”(《红十字会筹集基金，蒋主席题词》，《申报》1947年7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1945年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第一次担任这一职务，“深感本会在国际间之地位，业因抗战艰苦光荣之贡献，已具增高。”(《蒋会长报告》，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事录》，1946年内部印行，不著页码)总之，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日战争中“以全力从事军民之救护，血汗交织，艰苦卓绝，救治军民达1600万人，其贡献于国家者殊大”(沈怡：《本会募集事业基金——人人有帮助红十字的义务》，《红十字月刊》总第20期，1947年8月，第1页)。历史不能忘却这支人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