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13日 日军第2师团组成岫岩、庄河两个“讨伐”队,对辽南地区的义勇军进攻。
1933年12月13日 福建人民政府将福建划为闽海、延建、兴泉、龙璋等四省。
1935年12月13日 日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喜多诚一大佐和陆军省军事课员武藤中佐到达天津,晤多田报告来华任务后,即召开幕僚会议,传达参谋本部对华北方针。决定在华北增加1旅团日军。
1936年12月13日 中共将西安学生组成30多个宣传队自本日起上街演讲有关西安事变问题,对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日军侵占南京。日军入城后进行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奸淫掳掠,“开始了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底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被集体射杀、火烧、活埋者有单耀亭等19万人,被零星杀害者15万人,合计34万人。其间强奸妇女2万余起(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于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
日军国峙支队攻占江苏浦口,切断了津浦线。
东京《日日新闻》报导,日军两少尉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每人“砍百人,超记录,向井砍106 人,野田砍105人,两少尉还在扩大战果”。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日本军》一书中说:本日“日本军攻入了南京城后,估计由当日起有30万中国人在日本军没有理性下遭屠杀”。
中央社记者采访几位从南京逃出的难民后,报道说:“军人爱国,杀敌心切,于是13日晨曦中,城内各处枪声大作,敌我巷战开始,冲锋肉搏,我孤军均作壮烈卫士之牺牲”。记者范式之报道对萧、王二君专访称:“13日拂晓,敌我已在城内各处发生巷战”。日方特派员浮岛从南京发出急电,称中国军队“继续作垂死挣扎”。都证明我军在南京失陷后,进行了顽强抵抗。
炮兵副连长沈咸曾亲自指挥南京城陷后的巷战。他回忆说:“13日下午我们官兵19人多次绕过敌人火力网撤退到太平北路莲花桥一带,向江边靠拢,途中又牺牲了 3个兄弟。这时,来人报告:有6个敌兵在杀害近百名的老百姓。我当即命令‘向敌人袭击!’终将敌兵统统杀死,收缴了武器。我们也有两名士兵阵亡”。
南京守军第66、83军突围中,于仙鹤门“与敌遭遇,发生激战,我军奋勇冲锋,将敌击退”毙敌兵三四百人,敌骑五六十匹,毁炮2门,并将沿途电话线割断;后在空山、狮子山一带歼敌千余人。
南京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于本日上午,在下关江边指挥余部与敌拼杀,“双方展开近距离的锋肉搏战,无奈众寡悬殊……弹尽援绝,在江边的官兵,没有一个生还,萧将军为人民尽忠”。
为打通中缅交通,国民政府决定修滇缅公路。
八路军129师教导团组成的挺进队30余人在孙继光、胥光翊率领下,由山西辽县赴冀南,这是由太行山区到冀鲁豫平原的第1支武装。
冀西抗日游击队成立,杨秀峰任司令员。
英驻南京领事伯伦抗议日军炮击英轮;驻美大使林德赛访美国务卿赫尔,会商共同率舰到远东。广田访英驻日大使克莱琪道歉。
美国杜威、爱因斯坦,英国罗素、法国罗曼·罗兰联名宣言,呼吁各国人民抵制日货,援助中国。
1938年12月13日 上海南市、浦东日军3000余人进犯南江县,在浦南闸港强行登陆冲入新场、鲁家汇等处,鲁家汇、张江栅、石家楼三处已成一片焦土,民众死伤数百人。
1939年12月13日 李家钰第47军开始反扫荡太行山南、道淸路各山口日军据点,东阻新乡之敌西援,西攻博爱之敌后背。
晚,刘建绪第10集团军一部攻入浙江杭州、富阳、余杭,焚毁日军仓库,后退出。
前四川省主席王瓒绪率兵出川抗日。
顽军大举侵犯陕甘宁边区,旬邑、淳化相继为顽军占领。
八路军129师李聚奎先遣纵队、张维翰、范筑先纵队各一部在山东莘县西北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1940年12月13日 日军将缴获中国的“永翔号”等大小军舰9艘及威海卫海军营房交伪国民政府海军部,伪海军部次长姜西园前往接收。
1941年12月13日 驻汉口日军第11军阿南惟几司令官为牵制中国军以利于攻占香港作战,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提出应对江南采取攻势的意见。派遣军司令官鉴于第11军兵力减少(第4、 第33师团一部分等)决定从华北增调独立混成第9旅团并命第1飞行团协同作战,又准备攻势作战大致到湘北汨水线为止。此次作战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中国称第三次长沙会战)。
本日和17日,日军曾两次以参谋多田督知中佐为军使,派往香港劝降。香港总督杨慕琦均拒绝。
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本日,游击队沿东江向西疾进,对广九线、深圳一带日军之侧后方猛袭,又在淡水畔打击日军。
重庆市10万居民举行反侵略大会。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召开盟员大会,反对日本在太平洋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大会通过《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战争宣言》。
1942年12月13日 向滨海推进之日军扑空后,本日起将重点转向山东青(岛)烟(台)公路以西,对平度、招远、掖县、莱阳边区的山东军区第5旅合击。我主力转至敌占区打击敌人。在我内外线打击下,敌人于12月底撤回原防地。至此,打破了日军以“治安战”为主要内容的第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扭转被动局面,有重要意义。
1943年12月13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向所属单位发出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通知。
1944年12月13日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停止由军事最高顾问为当地日本方面负责人的作法,改由驻华大使及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工作”。并决定“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中央联系,以统一掌握并进行上述工作(即对重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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