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 鹰击长空——记武汉空战中首战击落日机的抗战功臣吴鼎臣
来源：武汉市档案局法规处   2022-10-26 08:49:30

       吴鼎臣1915年出生于江苏省濂水县，1934年，日军不断进犯，他满怀报国斗志，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考入了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1937年，吴鼎臣航校毕业后，立刻随战友一同转战各地，抗击日寇。先后曾参加过杭州东郊笕桥中国抗日首次空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重庆会战等空战，在历次战斗中共击落敌机2架。

　　在七·七泸沟桥事变暴发70周年之际，我们曾拜访过吴鼎臣老人。监利县大垸管理区鄂南糖厂，在吴鼎臣女儿的家中，看到年逾九旬，身体依就魁梧硬朗的吴鼎臣老人，他谈吐自如，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丝毫看不出老人身体内还留有日本鬼子的多块弹片。采访中，老人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回望了他参加中国空军对日作战那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掀开了记忆中最清晰的一页——武汉空战。

在武汉空战中首击日机

　　1938年2月17日上午，我们接到命令，在南京失守后，武汉也必然将成为敌人空军下一个重点攻击的目标。过去，无论是用高射炮，还是战斗机，在武汉还没有击落过一架日军的飞机。我们第4大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当时就派我们大队来武汉驻防。刚在杭州东郊笕桥中国抗日首次空战中打下1架日军飞机的吴鼎臣，顾不得一场场的作战劳顿，又投入到了著名的武汉大空战之中。

　　2月18日，忽闻警报声和武汉市各工厂的汽笛声同时响起，我赶紧坐进机舱，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升高。

　　当我们刚飞到2500公尺左右高度时，大批敌机已经到达我们的上空，这对我们来说，在高度方面处于劣势。眼看一架敌机居高临下，向我们这个小队冲下来，准备攻击，其中一架战斗机已占据了我们后上方有利的位置，准备对我开枪射击，这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慌，因为日军他们不知道我们已换上了性能较好的苏式战斗机，于是，我不慌不忙地急转弯，故意做出逃避它的样子，引它入套，实际上我是在引诱敌人和我进入格斗(又名狗斗，是飞机作战中使用的语言)状态。

　　敌机果然跟在我后面也转了一个弯，想咬住我的机尾。此时，我又作了一个半径更小的急转弯，一下子反抄在他的机尾后，占据了绝对优势。至此，他知道已上当，就使尽全身的解数，又是转弯，又是翻筋斗，想赶快逃跑，我也尽力发挥新式战斗机的性能，紧追敌机的尾巴不放。不管敌机怎样折腾，就是逃出我机关枪瞄准镜的范围。当我距他约30公尺，连敌人的脑袋都看得清楚的时候，我用四挺机关枪同时发射，射出去的子弹都射中了敌机，刹时，敌机红光一闪。“打中了!”我兴奋地喊了一声。清楚地看到敌机着火了，只见日机飞行员的脑袋歪了下去，敌机像喝醉了似的，失去了控制，我怕还不保险，又向它补射了一梭子子弹，敌机开始冒烟，直落而下，这架敌机就这样被我解决了。

　　这天中国空军共打落敌机12架，但我们也有一定的损失，5位战友光荣牺牲。

　　日本空军吃亏后，再也不敢轻易地来武汉肆虐了，三镇有两个多月没有响起空袭警报。

面对三架敌机临危不惧

　　当时，苏联空军志愿队驻守在南昌，我们的空军第三大队也驻守在那里，主要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海军舰艇逆江而上进犯武汉。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决定在那天对武汉实施狂轰滥炸来向天皇祝寿。得此情报后，指挥部将中苏双方战斗机60余架调往汉口，准备痛击日寇。

　　4月29日下午，日军共54架飞机向武汉上空袭来。中国第二、第四和第五大队共起飞“E—15战斗机”19架，苏联空军志愿队共起飞战斗机45架，敌我双方又在武汉上空2000公尺的高空展开了一场大空战。武汉市人民有了“2·18”那次观看空战的经验，纷纷爬上屋顶，又一次观赏了敌我大空战的实况，经过不到半小时的战斗，日军被我中苏空军联合空战击落飞机21架(其中，重型轰炸机10架，战斗机11架)，毁伤江面船只超过百艘，俘获日军飞行员两名。苏联飞行员斯捷尔牺牲，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人机均受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撞向敌机并与之同归于尽。

　　在“4·29”这场空战中，我和同事都是副大队长刘宗武的僚机，飞在大队的最前面，敌人一向集中力量首先攻击我方领队飞机，因此，我们首先遭到敌人的围攻。

　　因为我已同敌机交过手，所以有了经验。如果敌机只有一架的话，我相信有把握将它击落，如果是两架，我也不会输给它，但现在我面临的是三架。

　　突然，敌人一排子弹把我背后的钢椅背打得丁当响，当时我沉住了气，只想先拼一架再说，不料第二架敌机从我右侧后上方向我射击，打中了我座机的汽油箱，飞机顿时起火燃烧，飞机向前飞，火向后面烧，正烧在我的脸上，危急关头，我就用左手解开安全带，右手猛推驾驶杆，飞机向前下方一栽，我就利用这个离心力，立刻将我甩出座舱，在离地面约有1000米时，我把降落伞拉开，只见满天飞机在我的上空激战。我之所以在这么危险的高度才拉开降落伞，就是为了避免敌机对我进行空中扫射。

　　尽管我采取了这种冒险的降落方式，但敌机还是在我的上空不断扫射，我发现右脚皮鞋上被子弹打了两个洞。隔一会，又觉得左肩后面有被火烧的疼痛，原来一颗燃烧弹打穿了我的飞行服，后来越烧越痛，无法可忍，只得把降落伞上的两根肩带解开，我头朝下，用两条腿倒挂在降落伞上，用手来扑火，结果火被扑灭了，但手被烧得起了泡。

　　我在空中飘荡了约10分钟，最后，我随降落伞一起摔落在武昌原南湖机场附近的水稻田里。

受到周恩来的亲切问候

　　我在稻田里动弹不得，附近干农活的农民开始还以为我是日本鬼子，准备将我捆起来，但听到我开口讲话后，才知道我是空战中负伤的中国飞行员，一个个忙伸出大母子，“英雄!英雄!”地夸我，于是，他们急忙用麻绳和门板绑了个简易担架，又急忙将我送进医院。

　　在住院治疗期间，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来医院探望和慰问。一天，周恩来到我的病床前，当时我真相坐起来，更想扒开满脸的纱布，见见这位仰慕已久的苏北老乡的面容，可周恩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不让我坐起来，更不让我揭开眼上的纱布，还用我们苏北家乡的口音对我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特来向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好好养伤，伤愈后，重返蓝天与敌机搏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