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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屡建奇功!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土海军”
来源:传送门   2020-05-09 10:06:32

  这是一支组建于抗战时期的英雄部队,他们以陆地为依托,以大海为战场,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苏中根据地近海海域的艰巨任务,而且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培养了一批具有海上作战经验的宝贵人才。这就是以名将陶勇为团长的苏中海防团。

  提起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队伍,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兵种极少,军种单一,扛着土枪土炮转战于大地山川。其实,在烽火连天的华中敌后战场,与敌寇殊死较量的不仅有陆地上的新四军官兵,还有千里波涛上的海军将士。

  1942年成立的苏中军区海防团便是新四军第一支初具规模的海上作战力量,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起源之一。他们虽然装备简陋,武器低劣,粟裕笑称其“土海军”,但依然在浴血奋战中扬威黄海,战绩斐然。

  夹缝中建“土海军”:一年时间发展到百船千人

  皖南事变后,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1师在苏中地区屡屡发动凌厉攻势,使日寇痛感苏中抗日军民之威胁,遂集中兵力南下寻歼1师主力,苏中由此成为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1942年初,日伪军对苏中地区发动规模空前的海陆反复大“扫荡”,扬言要把新四军赶出黄淮平原,逼进黄海喝水。

  为扩大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新四军军部和第1师兼苏中军区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海防武装,抢占近海海域,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1942年10月下旬,苏中军区海防团在如东何家灶正式成立,第4分区司令员陶勇兼任海防团团长。成立之时,粟裕满怀期待地说道:“我们创建的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支土海军,你们来干,一定要干好。”

  当时从长江口到连云港近海区,还是个匪霸横行、“司令如毛”的地方。当地渔民出海,除了要有日军的“膏药旗”和伪军的“航海证”,还要挂上海匪的“白旗子”,否则寸步难行。有些海匪甚至公开投敌,与新四军争人、争枪、争地盘,严重阻碍抗日力量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因此,百十号人和数十条小渔船的“土海军”,不仅要进行海上反“扫荡”作战,还要应付海匪的袭扰,实在有些势单力薄。

  为走出这种“前边打狼,后边拒虎”的困境,海防团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在对作恶多端的海匪予以歼灭的同时,先后收编了孙二虎、陆洲舫等一些有爱国民族意识的海匪。那些当初的“海上霸王”加入新四军后,一边学政治、学文化,一边教战士们掌舵划桨、撑篙扯帆,迅速成为了海防团的中坚力量,苏中沿海历史上一直难以根治的匪患也得以彻底消除。

  随着盐、渔民的踊跃参军和几股海匪的收编改造,海防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规模已发展到百船千人,并扩编为海防纵队,成为了一支驰骋在黄海之上的抗战劲旅。

  “土海军”的“土装备”:从小舢板和“咸菜瓢儿”起家

  粟裕笑称海防团是“土海军”,并非一句简单的玩笑话,因为当时海防团的装备确实很“土”。

  既然叫海军,当然得有舰和艇,然而海防团在成立之初时,连拥有一艘机帆船都是一种奢望。他们只能向渔会和渔民租用船只,从一些小舢板和一种被当地百姓称为“咸菜瓢儿”的木渔船起家。这些没有任何防护能力的木船,几乎一枪一个窟窿,战士们海战前还要带上破旧衣物和被褥,专门用来堵漏。直到后来用铁板、装满黄沙的油篓子和渔网连接在船帮上,才能勉强抵挡敌人的机枪扫射。

  “战舰”是有了,武器状况却依然尴尬。由于海防团的船只均由渔船改造,本身不具备军事打击能力,海军将士们就把步枪、炸药包、手榴弹等陆战武器搬上木船,并在船上修筑工事。当双方相距甚远时,以轻武器隔海还击;当敌船靠近时,则投掷集束手榴弹,权当舰炮使用。后来,陶勇从陆上部队调来两门82迫击炮和两挺重机枪,并架设在几艘指挥船上,当属最为先进的“主力战舰”了。

新四军海防团的指挥船,船名“咸菜瓢儿”

  海上行动如果没有通讯联络,那么船只编队、火力组织等就无从谈起,不幸的是,海图、雷达、电报等一系列正规的海军设备,海防团还是一样没有。为解决海上指挥和联络问题,陶勇把航海经验丰富的船老大们凑在一起,美其名曰“诸葛亮小组”,倒也想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当时海防团的每条船上都有几箱五颜六色的旗子,这就是他们的联络“设备”。旗子挂船头、挂船尾或挂大桅各有不同的意思;调遣哪支部队、怎么打、何时行动也各有不同的挂法。夜间行动时,取而代之的则是手电筒、火把和各式花炮。这种“烽火戏诸侯”式的原始联络方式,日军一来无法侦听,二来看得云里雾里,反而大显神通。

  很难想象,新四军海军就是驾驶着这些破旧落后的“土战舰”,使用最为简陋的武器装备,斗狂风恶浪,闯暗礁险流,杀海上日伪,平海匪渔霸。

  “土装备”有“土打法”:接舷跳帮,肉搏杀敌

  对尚处在桨船时代的海防团来说,日伪军的船艇在速度、吨位、火力上均占有绝对优势,与其打正规的海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海防团将士还是用智慧和勇气创造出许多独特的海战打法。

  日伪军的炮艇是机械动力,航行灵活,速度又快,敌进我退时,难以摆脱追击,转移上岸则成了“活靶子”;敌退我进时,木船又赶不上炮艇,难以歼敌。要改变这种“我打敌不着,敌打我难撤”的不利局面,必须让敌船失去机动优势。

  于是,海防团利用活动区域濒河临海、水网交织的特点,在滩涂上的港汊和小沙洲构筑暗坝和阻塞坝,或在水中打暗桩、布渔网。木船吃水浅、船底平,遇到障碍依旧畅行无阻。而敌船就没那么幸运,由于吨位大、吃水深,被诱入“陷阱”后,经常被暗坝、暗桩所阻,加上推进器被事先布置的渔网缠住,立马犹如“瓮中之鳖”,只剩挨打的份了。

日伪军关于海防团的文书记载

  海战从来都是艇对艇、炮对炮,极少看到肉搏拼刺,然而海防团将士将陆地上近战和歼灭战的传统战法运用到海战中,让日军见识了什么是“海陆混战”。

  当双方在海上遭遇时,体积小、速度快的小舢板首先向敌船发起奇袭,伺机使用集束手榴弹打掉敌重火力。随后,各类船只迅速迫近,直至接舷跳帮,肉搏杀敌。1943年春,陶勇带领海防团在苏北毛家湾打了一场漂亮的海上伏击战。战斗中,海防团战士在敌我船只相接后,突然端着刺刀冲上敌炮艇,从未在海上见过这种架势的日伪军急忙上刺刀迎战,乱作一团。此战,五十余名日伪军除少数跳水逃遁外,其余全部被歼,三艘炮艇也被炸沉于海底。

  海防团独创的这些海上战法,可谓屡试不爽,既坚定了以劣胜优的抗战信心,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从一开始日军炮艇毫无顾忌、横冲直撞,到后来只敢尾随在伪军的帆船之后可以看出,日军吃尽了海防团的苦头。

  “土打法”中立殊功:日军感叹新四军“海上迷踪”

  1944年,日本《朝日新闻》曾刊登过这样一段话:“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止,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日军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他们发现在苏中沿海,无论是海上战斗、后勤生产还是运输护航,无处不是海防团的身影。

  在日伪军的“扫荡”和经济封锁下,苏中军区部队自力更生,开办了军工、被服、印钞、纺织等众多工厂。当情况较为安定时,工厂就在岸上生产,遇到敌人“清剿”,则转移到海上开工。所以,当时官兵们总喜欢在这些工厂前面加上“水上”二字。由于苏中军区机关一直是日寇寻歼的重要目标,师机关、军分区机关也经常由海防团护送转移,或直接设置在海上,同时指挥陆、海军作战。

  在整个抗战期间,苏中军区机关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高效发挥着指挥中枢作用,各类工厂则源源不断向前方提供枪炮、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海防团可谓功不可没。

苏中军区海防团第一任团长陶勇

  此外,海防团在与日、伪、顽、匪的艰苦斗争中,开辟了苏中同苏北、山东、上海、浙东等地的海上秘密交通线。从上海运往苏中、苏北的各类物资近140船,约4000吨,极大支持了苏中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海防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托起光环的却是将士们的血洒海疆。1942年秋,海防大队3连1班在运输护航时,遭日本海军炮艇袭击,虽实力悬殊仍不退不降,全班战士壮烈牺牲;1944年7月,海防纵队3团一部遭遇日军,连长石孝礼带领战士冲上敌船与敌肉 搏,直至全部战死;1948年夏,海防纵队2大队队长陈定芳的战船被四条敌船围困,激战后,陈定芳不愿被俘亦不让敌人缴获任何武器,带领仅存的数人抱枪投海,英勇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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