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海军疲敝之谜:计划多投资少抗日不堪一战
来源：网易新闻   2018-03-26 11:31:37

　　中国一支近代体制的海军——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惨遭覆灭。1896年后清廷筹划重建海军，但因财力有限，只得以分散方式进行，优先向欧洲国家采购吨位较大的巡洋舰和鱼雷炮舰，并接收甲午战前在欧洲订购的一批军舰，作为重建的北洋舰队主力。其中包括英国建造的2艘海天级防护巡洋舰，德国建造的3艘海容级防护巡洋舰，飞鹰号鱼雷炮舰，及若干鱼雷艇。此外关心海军建设的地方督抚如张之洞等人则自力筹款，向日本订购用于长江防御的浅水炮舰和鱼雷艇，包括4艘“江”字号、6艘“楚”字号炮舰以及4艘“湖”字号鱼雷艇。

　　1909年，清廷将全国分散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各舰队及地方采购军舰统一改编，合组为巡洋、长江两舰队。1909-1910年又继续向英德日等国订购了3艘巡洋舰、2艘炮舰及多艘驱逐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前往汉口镇压起义的海军主力宣布附义，随后成为北京政府的常备舰队，并以原巡洋舰队为第一舰队，原长江舰队为第二舰队，总吨位45000余吨，官兵计8500人。此际的中央海军多为福建籍官兵所把持，因此也称闽系海军。

　　1913年后，晚清在海外订购的最后一批新舰陆续交款回国，飞鸿等舰则因尾款未结清而被转售。民国海军部在1913年3月向大总统提出一份购置2艘战列巡洋舰、10艘装甲巡洋舰、30艘防护巡洋舰在内，总预算超过3000万英镑(1英镑=1.2283元)的扩充计划，后获得国务会议批准。当然，批准是批准，钱是一分不给的。

　　1913年4月，民国海军部又提交了规模更为宏大的《民国三年至十年第一次造舰计划并理由书》，以日本海军为假想敌。当时日海军有战列舰22艘、装甲巡洋舰24艘、侦察巡洋舰11艘、鱼雷驱逐舰141艘、潜艇57艘。为与之抗衡，理想的状态是到1920年时拥有28000吨级战列巡洋舰30艘(搭载10门356毫米主炮，总造价8.652亿元)，3500吨级侦察巡洋舰12艘(4316万元)，1000吨级驱逐舰100艘(1510万元)，740吨级大潜水舰20艘(1.225亿元)。总造价高达12亿元，按八年分期拨付，每年需1.4亿元，远远超过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实力。因此海军部在《造舰计划》的附表中退而求其次，提出建造战列巡洋舰8艘、侦察巡洋舰8艘、驱逐舰40艘、潜水舰12艘、小潜水艇28艘，总价3.16亿元。该方案照例获得批准，但不予拨款。

　　后海军部获得外商借款，于1913年中向奥匈帝国订购400吨级驱逐舰12艘，向德国伏尔坎厂订购1000吨级驱逐舰6艘。同年因英国反对，上述购舰案取消，改为向奥匈订购3艘1800吨级防护巡洋舰和1艘4900吨级装甲巡洋舰，但这4艘新舰开工时已是1915年，在其完工之前，中国即对奥匈帝国宣战，因此这批军舰最终无一建成。

　　北洋时期国家财政濒于破产，加之军阀混战，海军受政局变动之累、多次分裂，未曾有积极发展。而且1919年英国鉴于中国内战迟迟不得消停、影响其在华权益，与美日法西葡等国联手达成了对华禁运武器协议，共约在中国成立统一政府前禁止对华出售武器。此后直至1928年底，中国除购入一艘无武装的测量舰“甘露”号外，再也未曾经公开渠道从国外购到过战舰。

　　1927年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进入“黄金十年”建设时期。当时国民革命军接收了原北洋闽系海军的第一、第二舰队，练习舰队、海岸巡防队、海道测量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全部人员和装备，舰艇共44艘、总吨位30201吨。1929年东北易帜后，列强使节团于1929年4月宣布废除对华武器禁运令，海军部乘机于1930年提出一份包括1艘航母、2艘装甲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以及100余艘小型舰艇的“六年造舰计划案”，但在当时的财政条件下，该计划并未获得政府首肯。

　　至1934年，作为《国防计划》的一部分，陈绍宽复提交一份较小的海军造舰计划，以日本驻华舰队为假想敌，计划在五年内建造2400吨向导舰(轻巡洋舰)1艘、800吨驱逐舰16艘、600吨潜艇21艘、800吨布雷舰4艘、600吨扫雷舰8艘、具轰炸功能的水上飞机150架;与此同时将旧舰艇陆续退役，巡洋舰炮力优者改为海防舰，炮力较劣者及就驱逐舰改为海上警察舰，河川炮舰改为江上警察舰等等。

　　南京政府在十年建设时期最终采用的海军扩充案实际上是杨树庄在1928年草拟的一份“整顿海军办法”，即新增3艘巡洋舰、10艘内河炮舰、4艘驱逐舰、2艘潜艇、1艘水机母舰和2艘布雷舰，其中巡洋舰和潜艇向国外采购，内河炮舰则由技术设备及人员较全、运营状况良好的上海江南造船所承建。3艘巡洋舰分别是2400吨级的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以及相当于大型海防炮舰的逸仙号巡洋舰(1545吨)。炮舰方面，1929-1931年先后建成500吨左右的咸宁、永绥、民权、民生四舰，1932～1934年又造出10艘260吨级“宁”字号巡防炮艇。

　　至于潜艇采购，直至1937年，海军部长陈绍宽才与德国草签以9900万马克价格购入1艘Type VII型和4艘Type IIb型潜艇的合同，派80人赴德学习潜艇，并与德方商议自德国海军现有潜艇中先抽调一艘供中国使用。此议在抗战爆发后无果而终，而纳粹德国在1940年即与国府断交，改与汪伪建立“外交关系”，因而潜艇采购计划未完成。

　　电雷学校曾在1936年向德国罗斯托克的尼普顿船厂订购了一艘鱼雷艇母舰，用于艇员住宿、快艇维修、鱼雷弹药及油料补给等用途，并定名为“戚继光”号。该舰于1937年12月4日下水，但此时电雷学校已内撤，无法接舰，因此经与德方商议，在1938年12月12日将该舰转售给德国海军。1939年1月21日服役，定名为“坦噶”号，作为S艇(即中国的“岳”字级鱼雷艇)供应舰使用。1945年5月10日该舰在弗伦斯堡向英军投降，此后在北海执行扫雷任务，1947年被美国作为战利品没收。1948年美方将其出售给丹麦海军，改造为供应舰、指挥舰和训练舰，于1967年退役。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两年之内中国海军共计损失大小军舰四十五艘，主要的水面作战军舰几乎消耗殆尽。根据1939年统计，海军第一舰队仅余江元、楚观、楚谦、楚同四艘炮舰，运输船克安、定安，测量舰甘露，炮艇义宁、威宁;第二舰队则仅剩永绥、民权两炮舰、江鲲、江犀两浅水炮舰，及湖隼号鱼雷艇。此时的中国海军仅剩军舰14艘，总排水量仅有8666吨，为海军沿革史上最堪惨痛之历史。此后中国海军残余舰只退守于川江之内，偶尔采用漂雷战术袭击日舰，而日军也不以军舰应战，而改以陆军航空队作为主攻兵力，整个局面就完全不像是海军的作战了。

　　从清朝建设海军到抗战爆发前的七十年间，英国一直是中国海军主要的军舰来源国，而中国海军所有的观念技术也都师承自英国;同时英国也是在华列强中权益最多、发言权最大的。1941年中国驻英海军武官周应骢向英国海军提出赠送军舰的建议，希望得到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5艘潜艇和1艘潜艇供应舰。但是英国当时海军力量紧缺，故一直拖到二战末期的1944年，眼见美国即将以大批舰艇援助中国，进而可能影响到中国未来的政策，英方在想要保住战后在远东的利益、以及暗中和美国较劲的心态下，也主动提出要以舰艇来援助中国海军，甚至答应提供美国不肯援助的巡洋舰与潜艇。

　　1946年1月12日，英国在朴茨茅斯军港将“花”级护卫舰“牵牛花”号移交给中国海军，这是战后中国接收的第一艘英援军舰，更名为“伏波”号。该舰由柳鹤图舰长率领归国，12月14日抵达南京。但它在中国海军中服役仅三个月，便于1947年3月19日夜间在澎湖外海龟屿被招商局“海闽”轮撞沉，除轮机官1人获救外其余130余人全部丧生，称为轰动一时的惨剧。尽管此次海难的责任在“伏波”舰，但招商局仍被迫以海冀号商船赔偿给海军，成为昆仑号运输舰。

　　其实“伏波”号的沉没是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因其首任舰长柳鹤图毕业于马尾海校，属于闽系，因此回国不久即被迫去职，由蒋介石亲信的电雷系副舰长姜瑜取代，连带三分之二在英国受训的官兵都被撤换。一船的新手出海，终于发生了这场注定会被发生的悲剧，并导致英国对中国海军操作大型军舰的能力产生疑虑。于是英国提出希望将巡洋舰与驱逐舰改为先租再购，遭到中方反对。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向英政府提出，1941年日军侵入香港时，英国曾带走原属中国海关的六艘缉私舰，今以一艘巡洋舰抵充并不为过。经过数次谈判，终于达成以赠送巡洋舰抵偿六艘缉私舰，而护航驱逐舰则仍改租借的协议。巡洋舰即重庆号，驱逐舰为灵甫号。

　　1948年5月19日，中方人员在朴茨茅斯港接收重庆号，舰长林森，副舰长刘荣霖。5月19日重庆舰与灵甫舰组成编队启航归国，中途停靠直布罗陀、马耳他、塞得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香港等地，于当年8月14日抵达上海吴淞口，随后驶往南京下关江面，接待各国驻华武官及国民党高级官员登舰参观。

　　重庆舰于1949年2月起义之后，英方对中国海军的疑虑进一步发酵。当年3月，趁驱逐舰“灵甫”号前往海南岛、中途停泊香港加油时，英国海军将之扣留，并强行索还，接着还将原计划赠给中国海军的两艘“T”级潜艇取消，所有中国派往英国接收潜舰的受训学员都遣送回国。留在中国的英援舰就只剩下了八艘小型港口巡逻艇，有时也称为“小八舰”(与美援的“大八舰”相对)。从此中英两国海军的关系降至冰点，而英国在中国海军长达八十年的影响力也正式告终。不久之后英国承认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此情绪影响，台湾方面在公海上执行封锁大陆港口任务时，经常刻意找英国商船的麻烦，有一次“太”字号护航驱逐舰编队甚至与由四艘英国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在长江口对立僵持了三天，险些酿成海战。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会于1946年7月16日通过的第512号法案，美海军部在二战后也移交给中国护航驱逐舰2艘、扫雷舰24艘、驱潜舰28艘、登陆舰193艘、修理舰2艘、油船2艘、调查艇1艘、摩托炮艇6艘、浮筒6只与渡船6艘，总计271艘船，排水量约30万吨。

　　按照512号法案，在于1947年12月8日在南京签订的《中美海军协定》援舰名单中，中国海军接收的第一艘美舰应是战时于重庆援赠的浅水炮舰“土土伊拉”号(原为租借，此时正式赠送给中国)。但更为人熟知的第一批美援舰是1944年底派员赴美受训、1946年1月在美国迈阿密接收的太康、太平两艘护航驱逐舰，永泰、永兴两艘护航巡逻艇，永胜、永顺、永定、永宁四艘扫雷舰，此即所谓的“大八舰”。但由于接收此批军舰时中美双方尚未签订海军协定，因此美方于1947年在名义上将八舰连同“美原”号炮舰一同收回，然后再依512法案赠予中国海军。

　　不过美国战后援赠给中国海军的舰艇虽然数量庞大，却都是些小型军舰，最大的作战军舰只是护航驱逐舰。其原因除了美国对中国海军未来所扮演角色的设想(防渡海、防登陆、布扫雷战)外，还有就是当时中国海军人力严重不足。战前的中国海军本来就很微弱，抗战期间更几乎等于已不存在，现在突然要扩充舰队，一时之间根本不可能找得到这么多合格的人手。所以在青岛海军训练团中就会发生一条军舰从舰长到舱面水手都是第一次登舰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当然会导致险象环生。所以美军也不敢把太多、太大或操作太复杂的军舰移交给中国。

　　而中国海军当局看到了二战美国海军庞大的舰队威力后，也兴起了“有为者亦若是”的雄心壮志，于1946年由海军总司令部拟定了一份庞大的二十五年造舰计划，打算分五期建造包含18艘航空母舰、20艘战列舰、30艘重巡洋舰、70艘轻巡洋舰、100艘驱逐舰、120艘潜舰和350艘辅助舰船的超级大舰队。这个计划若得以实现，中国海军的规模(187.6万吨)将远超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但事实上以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如此庞大的计划就算没有内战因素也根本不可能支应得了，所以这个“二十五年计划”就像之前中国海军很多份天马行空的发展规划一样，也被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