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中国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不抵抗”政策很快地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张学良将军把希望寄托于“国联”的制裁,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面对“国人皆曰可杀”的谴责,张学良将军不辩一词,用他自己的行动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
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感日本人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他作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于是开始组织民间自发的救国团体。
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并亲自写了前言,《条例》规定:“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东北义勇军的名称,大概就来源于此。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辽宁省警备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在日军寻衅下,沈阳形势危急,请求对策。在命令东北军对日寇寻衅不得抵抗的同时,张学良指示黄显声:“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黄显声回到沈阳后,将所属公安部队和各县警察编为12个总队。9月初,经张学良同意,黄显声以警务处的名义,紧急通知全省58县公安部队立即到沈阳领取旧枪,并给每支枪配备相应型号子弹50发,把沈阳库存的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缴获的各种旧枪械20余万支和上千万发子弹尽数发放到各县,并全部发放到民众手中。这批枪械子弹为后来迅速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抗日民众义勇军的崛起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在黄显声命令下,部分警察奋起抵抗。1931年9月23日,黄显声下令沈阳警察撤到锦州集中待命。同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成立了辽宁抗日政权,任命黄显声为代理参谋长,实际上主持军政大计。10月,这支队伍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武装,成立了“辽宁抗日义勇军”。从此,开始了以义勇军的名义进行的抗日斗争。黄显声又委任了各县义勇军司令,使义勇军很快发展为共22路、总数不下6万余人的抗日大军。辽宁抗日义勇军在张学良支持下,首先挫败了日军的第一次西侵行动,继而又在张学良的准许和奖励下,击败了凌印青、张学成两股伪军。1932年4月,以张学良名义,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直接领导,将“辽宁抗日义勇军”更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时的义勇军共有58路、20余个独立支队,约30万人之众。
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支持
抗日义勇军成立后,在经费、枪支弹药、组织人员等方面都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对此,张学良给予了全面的支持。
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同时秘密派在北平的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秘书杨成基去齐齐哈尔和马占山联系,准备抗击日伪进犯。10月17日,“张学良电令马占山,除原驻黑龙江省军队统归其指挥外,所有驻哈尔滨之吉林省军队及洮索路各军、东北屯垦军及由邹作华统率之炮兵,均归其统一指挥。”就这样,张学良把黑龙江省3万余人的驻军大部分调到前线抵抗日军进攻。10月24日,“张学良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作整军、建军费用。”
1931年9月末,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把队伍带到官马山,打电报给张作相,并转报北平张学良:“坚决与寇逆抗战到底,克尽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张学良设法“从黑龙江省库中,拨给冯占海5万元和部分枪支弹药。”1932年10月,在冯部连续作战,处境危急之际,张学良又给冯占海拨发了一批弹药。
为了消灭辽西义勇军,颠覆锦州张学良的抗日政权,日本关东军派日本浪人仓冈繁太郞收买土匪,组织汉奸武装。黄显声将军派熊飞带两个公安骑兵纵队去围剿。熊飞策动凌印清部下项青山、张海天反正,击毙了凌印青。熊飞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后,张学良当即拨现洋5万元,以资助义勇军。其后日本人又利用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收编辽西一带土匪,并派日本人做顾问,组织起了汉奸武装。张学良命令公安骑兵纵队前去围剿,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张学良又奖励给有功人员5万元现洋。
张学良为了不让日军找出寻衅的借口,也不愿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把支援义勇军的事项,多数都交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转办”或“机密”进行。张学良通过这个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
为了能对东北各地群众武装抗日的情况有真正的了解,张学良接见了来北平的各路义勇军司令。他先后会见了赵大中、陈勃然、项青山、陈经九、郑桂林、于程九、王显庭、那景春、于百恩、李春润、张一吼、徐柏林、艾中华等几十人,在听取了他们在吃住无着、械弹匮乏的情况下英勇杀敌的汇报后,即批拨给他们现款、衣物、械弹,交由救国会办理。
1932年10月10日,张学良拨出大批军械物资,派救国会人员“即日去军委会交涉”领取,救国会很快就从北平军委会领到一大批军需物资,然后分三批从海陆两路运往辽东、热河义勇军驻地。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19日,在河北装船起运。据档案记载:“李纯华(辽南义勇军副总指挥)为张学良特派员,于本月(12月)初,从海路大孤山方面登陆,并输多数之军需品,即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架、轻机枪4架、炮弹2000个、手榴弹5000个、小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1台、被服制帽(于上海服装厂定制)二、三千件及其他。”
第二次是1932年12月11日,“救国会派高鹏等人送到热河,有迫击炮2门、炸弹50箱、重机关枪4挺、马鞍10件、子弹2万粒、迫击炮弹500发,手榴弹1000个、棉大衣、成衣1000件,丝棉背心850件、毛毯100条等。”
第三次是1933年7月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李春润,从威海把救国会秘密运来的军用物资运回辽东,计“迫击炮4门、重机枪5挺、手提式机枪8支、手枪300余支、步枪2000余支、子弹甚多”。张学良积极从外国购买武器,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战。仅据1932年9月统计:用船运送,在华北各地卸货的武器颇多,共有弹药约650吨、子弹约1100箱、手枪7000支、机关枪200架。
张学良还通过“救国会”把自己及国民党中其他爱国将领所捐送的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不断地小批量地向各路义勇军提供,如赵大中、钱宝昌、郑桂林、王显庭、于百恩等义勇军均得到相当数量的援助。
张学良委任的义勇军将领
为了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张学良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
据曾在张学良身边做过参谋的惠德安回忆说:“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多次派遣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携带张的亲笔手谕,化装秘密进入东北。车向忱远到哈尔滨、珠河、齐齐哈尔,并越过兴安岭进抵黑河,向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进行慰问并传达张学良的抗日指示。黄宇宙先后两次携张学良亲笔信件,与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活动。”
1931年11月,黄宇宙曾给唐聚五、郭景珊带去张学良的手谕,内容是:“辽吉黑军、政、民钧鉴,兹派黄宇宙秘书前往慰问,并协助成立联防部,以防胡匪。”黄宇宙对他们解释说:“信上写的联防部就是叫大家联合起来,以防胡匪(指日本侵略者)。”唐聚五见到张学良的亲笔信,格外高兴,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张副总司令的期望,一定加紧联络各方爱国志士,待时机成熟便举义抗日。
1932年8月15日,当辽东抗日斗争不断深入发展之际,张学良派石培基、康乐三、秦喜林3人,代表他本人和东北救国会来通化,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自卫军上将总司令,加委张宗周、李春润、郭景珊分别为第5路、6路、7路军少将司令。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1路军整编成5个支队的时候,5个支队司令的委任状都是由张学良将军亲笔写在白绸条上。据21路军参谋长吴经阁的儿子吴大钧回忆,张学良将军给其父吴经阁的委命状上,这样写着:
委命状
兹委吴经阁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少将参谋长。
此令!
总司令 张学良
从委命状看,张学良是自任东北民众义勇军总司令的。作为东北局部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张学良在支撑东北危局1年5个月零17天的日子里,他支持的几十万义勇军,作为抗日战争的先锋之一,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一起,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打乱了日寇企图“速战速决”、一举吞并东三省的计划,为中国的全面抗战做了准备,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斗志,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他们的浴血奋战终使全国抗战形成了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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