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作用影响
来源：论文网，作者： 孔令波   2018-03-17 16:58:39

　　1935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斗争持续发展的一年，是继1932年后又一个斗争高潮。东北抗日义勇军虽在1934年损失很大，但1935年春夏又有新的发展，大概有7万余人坚持斗争。这些义勇军千人以上的大股较少，多数为数百人或百人以下的反日山林队，有些仍保持原组织系统，有些则分散在各地。这些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很活跃，战斗很频繁，参战人数多。其特点是广泛攻打城镇据点、经常与伪军作战、频繁与伪警交锋。1935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进一步掀起抗日斗争新高潮产生很大影响。

　　一、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沉重了打击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

　　1.日伪当局对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惊恐不安。从伪《大同报》全年的报导中可见这种惊恐之情有增无减。如1月19日报导：滨江省14县参事官开会分析形势认为：“大小股匪，最近又蠢动之势，且现在匪贼比较上年亦形增多，若不彻底肃清，良民实难安居乐业。”同日报导义勇军两次袭击延吉县老头沟后的情况为“犹然一夕数惊，偶闻音响，即悚悚异常，大有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之势。”从报道义勇军活动所用之辞语亦可看出其惊恐状态。如1月20日报导，“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桓仁南部一带有朱司令、占东边、占边军等任意而行。”3月7日报导：“长岭大德字出没无常，深以为患”;23日又报导：“水曲杨，德林部大肆活动。”31日报导：“靠山、天德、北国、天邦等300人，在岫岩界大槽沟一带盘踞势欲思机逞凶。”4月2日在描述周太平500人时曾写到：“屡次讨伐，辗转逃遁。松花江、辉南、桦甸山深林密、易于隐蔽，且距官宪犹远，持险可守，遂据为根据地，交通机关常被袭击，宛然一匪城关卡。”4月29日报道：“清原猴石沟天合部枪弹充实，势莫敢当。”5月8日则报导：“久据朝阳、建平之大青山、张秋子、占德胜200余人，现增至400余人。虽警甲勤奋痛剿，奈匪日增其势，恐难暂灭，惟望当局速派重兵，严加铲除。”17日又报导：“德惠附近有大股匪，傻子200人，各地骚扰势甚凶悍”。6月23日报道：“嫩江地处边陲，山林近属，四境大小匪邦，屡见迭出。”26日在报导伪滨江省治安状态时，将义勇军活动描述为：“东部地区，出没无常，或聚或散;中部地区，其势力也不弱，为所欲为，用种种手段煽动人民，反满抗日”;“北部地区以木兰、东兴、巴彦、庆城四县为根据地，三五成群出扰之”;“西部地区，交的宽等时出时没”。7月9日曾报导：“吉滨线匪势猖狂，磐石县警察署被匪包围。”9月5日报导：“朝阳义军猖獗”;26日又报导：“凌南孙雨田等1000余人，声势浩大，延曼数十里进行大战。”11月20日报导：“三江好、青山好率伙甚众，均乘大马，腰挎快枪，凶焰熏天，勇不可敌。”12月3日报导：“9月以来，以建平为中心栾天林、小闫王5000余人，肆行无忌。”7日报导：海宽、天德“为斯猖獗，目无国军”。从这些报导中可见义勇军的活动，给日伪军当局造成的惊恐状态，确如谈虎色变，胆战心惊。

　　2.日伪军为扑灭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费尽心机。日伪当局为消除义勇军对其殖民统治的威胁，想了许多办法和措施。如在铁路两侧500米内禁种高棵庄稼;将铁路两侧250米内的树木全部砍除，甚至用11.5万元雇工1400人，以3个月为期将北铁沿线600米内森林全部砍掉，以使义勇军无藏身之处;为防止袭击，用250万元在京图、滨绥两线安装自动报警设备;为及时了解情报还在铁路、公路沿线增配军用通信鸽;双城还构筑40里长之防匪墙，珠河、五常亦仿之。为防范和“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大量增加警备人员。如滨江省6月增加警察1400人，7月又增编游动警察，专任联络流动讨匪，每县100人;海城一县增警察500人;7月，图门国境线警备队人员由40人增至90人。为对付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军政要员频繁开会，讨论对策。如5月23日间岛、吉林两省军部首脑、两省警署科长以上并日警署长开会，讨论治安措施。9月17日，滨江省召开各县参事官、指导官会议，讨论治安问题。23日，伪吉林第二军管区召开“讨匪”会议。12月13日滨江省召开第二次参事官、指导官会议，对治安工作极为重要，讨论明春“讨伐”工作要旨。日伪当局为尽快扑灭抗日烽火，采取日伪军一体化体制，实行总动员方针。如6月以来，苇河全县各军警全面动员，全线出动;虎林县实行海陆军总动员;阿城、五常警察总动员，清乡队联合出击。10月，安东省军、警联合讨伐队，警队全部出动四乡“讨伐”。10月下旬，开始全国总动员，日伪军警全部出动“讨伐”。为配合“讨伐”，伪民政部警务司还制定了“秋季治安工作纲要，以适应军方工作的实施。其要点是：“治安工作要置于军方领导监督之下，县方对其主体之事，自觉地、有计划地加以实施，县以县长、县参事官为中心，动员各方面，组成以行政警察为主体的治安工作队”。治安工作的重点是“检举剿匪、搜索收缴武器、宣传……保甲制度、户口调查、自卫团训练等”。此时，日伪当局已开始实行保甲连坐，建立集团部落，如“安东省已建集团部落8 186户”，“间岛省已建8 209户”，滨江省“防匪的电话、道路、桥梁都完备”。为督促讨伐，日伪军政要人亲自出马，如11月9日东条英机视察滨江;军政部李次长、永见高级顾问察视东边道;前田警务厅长视察五常;热河省总务厅长原武到各地视察;11月14日，吉林省顾问三毛司令视察额穆、敦化，督导“讨伐”;20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视察北部七省。以上这些都充分表明，日伪当局为消灭抗日武装，绞尽脑汁，真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尽管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却未能达到目的，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虽一再痛讨，惟匪类众多，不易肃清绝迹”，“终未使其震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越讨越多”，真是枉费心机。

　　3.日伪在人财物方面损失很大。日伪当局为镇压抗日活动花费大量经费物资，损失大量人员。日本用于在满洲的军费达2亿多元，伪满洲国用于“讨伐”经费也很多，滨江省用于建设警备道路通信网等花费240万元，第一期治安工作花费224万元，用于阿城等六县“讨伐”634万元。东北抗日武装频繁战斗歼灭大量日伪军警。据伪满铁档案记载1935年4月至1936年3月为日军死亡人员发抚恤金为651人，受伤人员为1 137人，合计1 788人。据日军承认，“唯最遗憾的是在本期工作中(指秋冬季讨伐)，竟发生相当多的(死262人，伤572人)牺牲”。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1935年日军在东北战死、伤、冻伤、病死共54 766人。根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战斗2 545次，死、伤、被俘、冻伤共3 286人。不完全统计12 923次战斗伪军死1 271人、伤1731人、俘165人共31 67人，伪军反正26起470人，自卫团反正400人，共4 037人。据不完全统计

　　伪警战斗4401次，共死、伤、被俘3112人，其中铁路沿线741人，伪治安队514人。以上合计10435人。这是东北抗日武装共同的战果，根据义勇军参战次数和人数，义勇军至少应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使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得到新的发展

　　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及人民革命军领导人，认真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使义勇军更加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加之，敌人频繁的“大讨伐”，众多的义勇军领导人更加认识到，若坚持抗日斗争必须走与人民抗日武装联合的道路。对此，敌人也承认:“由于工作的深入(治安肃正)，纯粹的一般土匪或政治匪徒而继续存在下去已完全不可能，以至如果不同共匪合作，便是归顺或者分解潜伏，别无他求，别无他途”，“过去，匪帮在主义和主张上相同的自不待言，就连那些相反立场匪帮也都相互接近，在反满抗日的名义下，实现了大同团结，联合起来对抗警备机关”。正因为如此，使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有了新的发展。

　　1.义勇军加入人民抗日武装的序列。有些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得到共产党人的帮助，了解了抗日统一战线，愿意接受改编，加入人民抗日武装，决心跟共产党一起抗日到底。1935年春，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领导人汪雅臣，率队找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要求接受共产党领导，县委决定将其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绥宁反日同盟军，在中共吉东、宁安县党委及周保中等的艰苦工作下，几经曲折终于被改造成党直接领导的统一编制的部队。5月，反日山林队占高山，编入抗日同盟军第4军第1团;入夏后第4军又将义勇军自来好改编为第5团，海乐子编为第6团，北侠编为第8团，老来红编为独立第2旅，海龙编为独立第5旅。9月，汤原冯治刚领导的文武队加入汤原游击总队。11月，虎饶地区的九省、天君、治国、德山、庄稼人等编为抗日同盟军第4团独立营。是年秋，人民革命军第3军还将下江地区一些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编成五双游击团，珠苇游击团、延方游击团，别动第9大队、游击第1营等。

　　2.成立联合司令部。3月，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率部到达方正县境，经协商与谢文东、李华堂、祁明山等几只较大的义勇军队伍，共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谢文东任军事委员长，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秋冬，第3军3团还与义勇军创江南部成立了反日联合军路南指挥部。10月5日，人民革命军第1军2师与活动在磐石、伊通等地的野猫、七侠、林好、登山好等11支义勇军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江北总指挥部，由2师参谋长丁守龙任总指挥。野猫、七侠任副总指挥，并制定了共同作战协定。参加联合司令部的部队，在统一指挥下进行了许多较大规模的战斗，如3月8日赵尚志指挥联合军450人，突然攻占方正县城，震惊了敌人，继而攻打延寿老三区、大庙、攻占兴隆镇;5月初，又攻打三道通;8月29日，联合军600余人攻克南刁翎，伪保安队100人反正，接着于19日又占领林口镇。

　　3.协同作战。有一些没加入人民抗日武装和联合司令部的义勇军和山林队，还和附近的人民抗日武装共同作战，攻袭城镇据点或进行反“讨伐”。这方面的战斗是比较多的，现将各军与义勇军共同战斗的主要战例简述如下：

　　人民革命军第1军2师于4月12日，同苏营、臣军部袭击桦甸老金厂;1师于5月5日，同青山好等攻击响水河子。1军一部于6月17日与大青林、青山等百人，在通化马当子沟与日伪军战斗1小时;1军少年团同胡大法师百人，于23日在柳河县大荒沟于伪军2个连，战3小时。1军一部同老长青等150人，于7月1日在柳河县大肚子，与伪军2个连战斗3小时;20日，杨靖宇与四海山，苏子余等350余人，在海龙县大化树与伪军1个连及县警队70人战斗3小时。8月18日，杨、苏等部又在柳河县标汤子沟与伪军2个连战斗4小时。9月4日，1军一部同绿林好、爱民军、登局好等200人，在通化小三道沟于伪军1个连战斗3小时;25日，1军一部和全九、云中飞与伪军2个连;1军6大队及马团长军150人，在松花江脖子沟与伪军2个连接连战斗3次。10月18日，1军李团长同黑山好等在清原县，桥头与伪军1个连战斗1时;1军1师师长程斌率200人与小白龙100人，在安东县境与伪警队战数时;24日，保中国、东江好同1军6团共200人，在通化大阳子沟与伪军1个连战斗1时。11月3日，1军一部同万顺、青山、海蛟、连山等百余人，在柳河县大肚子与伪军1个连战斗1时半。12月23日，1军马处长、曲处长同老长青、九江、西山等300人，在柳河县五个顶子，与伪军1个连激战4个小时。人民革命军2军1团同平日军、天良军于5月2日，在哈尔巴岭袭击军用列车;2军3、4团同救国军史忠恒部于5月间联合围攻汪清县大甸子。2军2团同附近义军，于7月进攻安图县大甸子。8月19日，2军1团同海龙部，在亮兵台袭击291次列车;23日又在黄松甸子袭击201次国际列车;29日，2军1团联合孔国军、秦卫长及两江口起义的伪警共700人，激战5日攻克安图县城。11月12日，2军1、2团各一部联合抗日忠义军董团长部200人，袭击敦化县城二道河子伪自卫团。珠河地区的义勇军爱民、占北、八合、武山等同人民革命军3军1团联合攻打大罗勒密镇。活动在虎饶地区的义勇军五洋、君子仁、马占、长兴等部同饶河游击队，于6月初联合袭击黑嘴子。义勇军与人民抗日武装联合行动，共同战斗，增强了战斗力，取得较好的战果，给日伪军很大威胁，又为后来义勇军加入人民抗日武装序列奠定了较好基础，有力的促进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深入发展。

　　三、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充分体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曾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东北义勇军于1935年在强大敌人的频繁的大规模“讨伐”中，浴血奋战，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奋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

　　1.前赴后继的精神。东北义勇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驱除日寇，始终表现了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坚持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1931年10月邓铁梅在凤城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至1932年发展到1.5万人，成为辽东三角地区抗日武装的主力。从1932年12月至1934年1月，日伪军对三角地区连续进行四次“大讨伐”，义勇军遭到重大损失。5月邓铁梅在养病时被捕，9月底被日军杀害。邓铁梅就义后，部队由苗可秀领导，吸收附近抗日武装创建少年铁血军，编3个大队，共千余人，继续在三角地区战斗。1935年2月14日，苗可秀率部在猞猁沟伏击伪军两辆汽车，毙伪军15人、伤20余人。不久苗可秀又率部夜袭大营子伪军营地，毙伤伪军20余人。4月22日深夜，苗可秀令白君实、刘壮飞率部在汤沟夜袭日伪军营地，毙日军西泽中尉以下8人，毙伤伪军数十余人。此间，苗可秀所属之阎生堂、曹国仕、赵庆吉、赵吉祥等部，亦在三角地区广泛展开游击战，不断打击日伪军。5月初，敌人调集日伪军3000余人，对三角地区进行第五次“大讨伐”。铁血军为避开敌人锋锋芒，采取化整为零，以大队或中队进行分散游击。6月13日晚，苗可秀在战斗中负伤，21日在养伤时被捕，7月25日被日军杀害。苗可秀牺牲后，铁血军由参谋长赵同领导，坚持战斗。12月初，在葛藤峪召开三角地区义勇军领导人会议，决定将各支义军统一编入铁血军，设总司令部，下辖四个路，由赵同任总司令，阎生堂、赵庆吉、白君实、曹国仕分任四路指挥。这次会议为三角地区坚持斗争打下坚实基础。6月以来，三角地区义勇军先后进行了大东沟、二道沟、大岭、汤山城、梨树沟、大李家卜子等20余次战斗。这些战斗充分体现义勇军不畏强敌，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

　　2.宁死不降的精神。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东北义勇军的许多领导，无论在烽火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监牢里，他们都壮怀激烈，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在1934年5月被捕后，在敌人法庭上，表现出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魄。敌人问：“你为什么要反满抗日?”邓铁梅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犯我国土，屠我百姓，除了丧尽天良的汉奸、走狗都要和你们血战一场，别无他路可走!”问：“你的力量能够抵抗日本这样强大的国家吗?”答：“不能因为日本国力强大，我们就甘心去当亡国奴。楚有三户，可以亡秦。况且中国有同仇敌忾的四亿五千万人民。”问：“你现在能不能命令你的部队接受招抚为新国家效力呢”?答：“血可流，救国之志不可夺。我的部队所有官兵，一定本着我的精神，坚持抗战到底，我不能给部队下达接受任何条件的命令。”在狱中，敌人使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审讯，都毫无所得。他曾在狱中写下“五尺之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气势磅礴的诗句，表达了他抗日爱国的决心。最后，敌人把他秘密杀害。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在狱中，誓死不屈，敌人对他的百般诱惑，均遭失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他在狱中曾写“正气千秋”和“誓扫匈奴不顾身”诗二首，以明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之志。苗可秀入狱后，先后曾写过两封信，情殷意切，大意昭昭，感人肺腑，信中最后说：“自入狱以来，心中坦然之至”。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生观之两者皆易耳，予视其真知义与否”，“伏床自悬，尚堪安慰，慰者死得其所耳”。表现了他为中华民族正义而战，宁死不屈的伟大气魄。

　　3.英勇牺牲精神。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面临严峻的生死威胁的时候，大多数义勇军将士都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态度，英勇战斗，不怕牺牲。1935年5月中旬，日军集中“讨伐”热南地区的民众救国军，孙永勤率部拼死抵抗，激战一日，弹尽援绝。孙不顾个人负伤，却带400余名勇士掩护张富义、年唤兴等主力突围，直至全部战死，充分表现出视死如归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在1935年敌人残酷的“大讨伐”中，许多义勇军人士，不畏强敌，坚持战斗，直至最后殉国。据不完全统计，义勇军领导人共有近百人战死。如在东丰一带进行抗日斗争的，被敌人称为“异常狡猾，出没无常”的海林，于1月13日，与敌人激战7小时，最后壮烈牺牲。吉林救国军之有力战将东山好、金山、李成荣、平东洋等于4、5月间战死。坚持长期斗争有数百人的长河，于7月9日在大甸子与伪军11团激战时战死。久在辉南、海龙一带活动的海龙率70人，于10月5日在于日军“讨伐队”战斗数小时，最后阵亡。在榆树地区很有影响的亚东洋，于10月18日与日军梅钵“讨伐”队作战时牺牲。骁勇善战率部千人的李三侠，11月18日在东宁附近战死。曾在岫岩、海城、辽阳地区声势浩大的海宽，于12月17日在海城被四县军警围困在民宅中殉国。许多义勇军领导人开始抗日时都曾率部千人或数百人，经几年战斗，部队损失很大，剩几十人仍然坚持战斗，直至最后战死，充分体现为祖国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自我牺牲精神。

　　(作者单位：沈阳军事百科编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