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
来源：作者： 李　平    2018-03-17 17:05:37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数日之间，辽宁、吉林沦陷，随后黑龙江沦陷，热河被围，日军铁蹄横行于白山黑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东北的优秀儿女纷纷拿起武器，不顾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禁令，同仇敌忾，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万人，活跃在辽宁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嫩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1月，在无外援、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新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坚持斗争;一部分为黑龙江抗日救国军郑润成旅、吉林自卫军、吉林救国军等，他们先后撤至中苏边境，然后由苏联绕道到了新疆。

　　我们这支由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的一部分，在饶河、密山、虎林一线被日军切断退路后，先撤到兴凯湖畔的龙王庙，而后进入苏联境内。李杜将军去莫斯科办理交涉后，部队由吉林自卫军中路总指挥杨耀钧率领，进入新疆。

　　绕道西伯利亚回国

　　苏联红军在我们进入苏联国境之后，立即缴了我们的械。虽然这是国际公法所规定的，但在我们心头总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对进入苏联国境有点后悔，但事到如今，也身不由己了。当天苏联红军用雪撬把我们送到二道河子火车站。我们被安置在一个活动室里，红军把它叫作“红角”。在这里，我们得知李杜将军曾留下话来，要入境部队集中在一地，听候交涉回国。这样，我们便在这个小站等候陆续到来的部队，以为凑够一列运兵专车，便会把我们运走。当时，苏军派了一个上尉军官带领几个助手来管理我们，其中有两名华侨和两名朝鲜人。从他们的言谈中，才知道我们将被送到西部集中。不久，我们便搭上西去的列车，先向北走，到伯力再折向西行，沿途还有一些部队上车。

　　为了补充给养，我们在伯力停留了几天，但一直不许下车。从伯力西行，途经赤塔和贝尔加湖，各停了一天。我们这趟运兵闷罐专列，一路走走停停，走了11天，才到达西伯利亚西部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住进了一个苏联红军的兵营。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我们一个人一张铁床、一条毛毯。每日三餐，早饭一块黑面包、一杯糖水;中午两块黑面包、一碗苏波汤和一小碟尕什;晚餐两块黑面包、一碗苏波汤。我们主食日定量为每人400克，而苏联红军的定量是800克，高出我们一倍。由于我们只能吃个半饱，饥饿难忍，便找到苏军的负责官员询问，他回答说你们不劳动，只能按不劳动的口粮标准算。我们也只能忍着，处在这种困境中，大家归国心切，希望苏联方面尽早把我们送回国。

　　填饱肚子已经成为当时首要的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苏军士兵看中了我的一块怀表，他爱不释手，要我把表卖给他，最后以100多卢布(纸币)成交。我就用这些钱去买一些面包充饥。伙伴们看到我卖表换钱，也都纷纷效法，有的卖手表，有的卖戒指，反正有什么卖什么。那时，苏联市场的物资相当匮乏，轻工产品很少，我们身上这些仅存的东西竟招来了不少买主。

　　在停留期间，我们也悄悄地逛逛贸易市场，看到一些小商贩那里有熟食出售，我便托一位华侨帮我买了一串白面包干。苏联在革命胜利后供应的全是黑面包，白面包干算是高档食品了。

　　1933年3月，我们接到允许回国的通知，知道这是马占山、李杜将军在莫斯科交涉的结果。同时得知马、李两位将军已从莫斯科去欧洲搭船回国的消息。至于我们从哪里进入我国国境，则无从知晓，因苏军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我们这批被遣送回国的官兵有千余名，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继续向西南行，到达阿牙古斯，在这里又住了四五天。负责遣返工作的苏军官员对我们说：“现在驻地距国境线还有200多里，你们要徒步回国。”长途跋涉，对我们这些忍饥挨饿、体力下降的人来说，困难确实不小。我们想请他们派车运送，但经过再三交涉，还是遭到拒绝。好在祖国已经不太遥远，我们便步行上路。这里是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境内，每到一个村庄，护送的工作人员就到各家各户去号房，让居民腾出房来。我们所到之处，看不到哈萨克人，全是俄罗斯人。几个月的折磨，使我们每天只能步行30来公里，许多人中途病倒，既找不到医生，又弄不到药品，最后病死在异国他乡。我们掩埋了战友们的尸体，默默地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

　　在经过极其艰苦的行进后，我们终于看见了祖国边境上的关卡，这时已是1933年4月初了。所谓关卡，不过是几间小土房，看不到武装执勤的哨卡官兵。回头看看苏联境内，哨卡林立，苏联红军边防巡逻队驰骋在边防国境线上，对比之下，我们这一方的边境线，竟是不设防的边卡。

　　投入祖国怀抱的霎那间，我们突然迸发出难以控制的激情，我们淌着热泪狂呼大叫，有的人竟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喃喃地说：“我们总算活着回来了!”

　　我们在关卡连一分钟也不想耽搁，立即向塔城进发。塔城离关卡只有七八公里，大家忘记了疲劳与饥饿，一口气就走到了县城。这里已经接待过多批绕道来疆的东北抗日部队，边城人民仍然热情地款待了我们。而此时新疆战乱迭起，金树仁官逼民反，到处是农民暴动，而马仲英又二次进疆，更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与不安。只过了两三天，迪化便响起了“四?一二”的枪声。

　　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漩涡

　　在塔城，我们很快接到迪化的通知，要我们急速开赴省城。一踏上国土，就被卷入新疆战乱的漩涡，这是命运给我们的安排。

　　从塔城到迪化约600余公里，我们行军的第一站是额敏。几天后到了车排子，这个小镇上十室九空，房前屋后有很多尸体。听说政变发生后，这里曾有过战斗，死了不少老百姓。经过20多天的行军，到5月中旬我们抵达迪化时，政变已经结束，金树仁已经出走。

　　到达迪化城郊后，我们才了解到政变的内幕，说是归化军巴平古特的部队杀进城来逼走了金树仁，还公推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旅长郑润成为军事委员会临时委员长，郑部驻城外，尚不知情。郑润成因客军关系起初不愿担责任，后来参加了临时维持委员会。我们还了解到，由于东北抗日军的到来，才使战事平息，盛世才被拥戴上台。

　　马仲英二次进疆，使新疆局势更为复杂。1933年3月间，金树仁尚未下台前，马仲英部的马世明、马全禄汇合各地暴动部队包围了迪化。当时马全禄一部兵力屯驻迪化南山，兵临城下。正当迪化城被破之际，另一批黑龙江抗日救国军500余人由郑润成率领抵达迪化。东北抗日军入疆之初，本不愿参加内讧，故由郑润成等将领联名致函马全禄婉劝停战，但马全禄准备以攻占迪化来迎接马仲英，致使郑润成等规劝无效，不得不卷入漩涡之中。数日后，归化军东进迪化，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时，金树仁的省军顽强抵抗，归化军逐渐不支，准备退却，郑润成旅的百名官兵得到盛世才的军火接济，由东门上了城墙，响应归化军，向西北城墙金树仁的省军进攻。东北义勇军给了金树仁以致命的打击。这是东北义勇军在新疆参战的第一仗。

　　4月15日，金树仁率领一部分亲信到达昌吉。适在此时，第二批吉林救国军由刘斌带领到达绥来。金树仁喜出望外，立即发给吉林救国军枪500支、子弹4万发以及机枪大炮等重武器，要求刘斌率部阻击前来追赶金树仁的归化军，但刘斌表示不愿陷进内战漩涡。后来，刘斌被盛世才任命为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

　　我们吉林自卫军的一部分到达迪化后，盛世才马上给我们配发了武器，并委派吉林自卫军中路总指挥杨耀钧为迪化城防司令。

　　5月底，盛世才亲自率领5000官兵开赴三台布防，后方防务指派郑润成负责。但到了6月1日，盛世才又率部撤回迪化。6月10日，我们又奉命整装出发。原来马仲英部队正向三台逼进，盛世才动员全部兵力迎战，其中有郑润成的千余官兵、吉林自卫军旅长刘万奎(外号刘快腿)带领的500余官兵、归化军巴平古特率领的千余官兵等。另外，盛世才又委派杨耀钧组成一支快速部队，从南北两翼包抄紫泥泉子。我在杨耀钧司令跟前任传令兵，亲历了这次战斗。

　　6月12日，我们在干沟与马仲英的主力部队接上火。一开始，战斗十分激烈，刘万奎弹无虚发，马仲英部损失惨重。至半夜，天气突变，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双方暂停攻击。至13日拂晓，杨耀钧又命令发起攻击。马仲英部队官兵单衣单裤，不少士兵被冻死。马仲英见战局不利，立即全线撤退，巴平古特率归化军追击，马仲英精锐主力损失过半，大伤元气，不得不撤出孚远县退回奇台。但迪化南山仍然控制在马仲英手里。

　　7月初，马仲英又派马世明率部队出达坂城进攻迪化，盛世才迅速调集东北军和归化军迎战于水西沟。7月9日，在滋泥泉子战役中被盛世才称为神枪手的刘万奎旅长在水西沟遭遇战中腹部中弹身亡。我奉杨耀钧司令的命令，骑马前往刘万奎部队的前沿阵地，传达由刘万奎部参谋长指挥战斗的命令。水西沟这一仗，由于指挥失灵，省军受挫，南山继续为马仲英控制，迪化顿时又紧张起来。

　　1933年10月初，马仲英派马黑鹰攻打塔城，同时亲自在达坂城部署防务。盛世才畏惧马仲英夹击迪化，于10月12日由迪化率师出征。这一战役由盛世才亲自指挥，动员了万余官兵，组成了新疆督办行营，委派杨耀钧为行营参谋长。盛世才主观武断，求胜心切，又不听参谋长的建议，一意孤行，部队到达达坂城的第二天，即10月13日，立即发起总攻。达坂城外千米处就是山丘，马仲英部队居高临下，火力集中，本不能硬攻，但盛世才对马仲英的实力估计不足，又不顾部队经过急行军后的疲劳饥饿，命令全线出击，攻到半山坡，马军集中轻重火力，我方阵亡甚重，几次进攻均未得手。当时，我方炮火向马仲英阵地猛烈轰击，也未奏效。直到10月14日下午，仍然没有占领高地。我们义勇军两天中牺牲了两个整连，士气非常低落，纷纷撤退下来，连盛世才派出的督战队也被火力压了下来。马仲英部队见我军后撤，便以密集的火力射向盛世才的行营指挥所。不得已，我军炮兵先行撤退，但由于一门大炮堵塞在路口，后撤部队挤在一块儿，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此时，盛世才也不顾他的尊严，在卫士的簇拥下逃出了达坂城。幸亏我是个传令兵，牵有乘马，也随杨耀钧参谋长一起撤到了柴窝堡。事后，有人传出，盛世才和杨耀钧在指挥部有着严重分歧：杨耀钧计划派兵偷袭托克逊，牵制马仲英，并阻击焉耆方面增援之敌，这样就有可能在吐鲁番盆地进行决战，盛世才的飞机、大炮、装甲车也就有了用武之地;但盛世才却坚持要捣毁南山马仲英根据地，以解迪化之危。达坂城战役失败后，盛世才把责任推给郑润成、杨耀钧，说东北义勇军不服从指挥，擅自后撤。

　　12月10日，盛世才借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郑润成、杨耀钧、应占斌等东北军将领当场逮捕杀害。后又诱捕了14名东北义勇军中很有声望的中级指挥员。从此，进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盛世才瓦解、收买，成了他巩固统治权的得力工具。

　　1934年1月中旬，马仲英又率一万之众围攻迪化，盛世才立即调集归化军和东北军迎战于芨芨槽子。这时的东北义勇军已今非昔比，原黑龙江抗日救国军十五旅的团长孙庆麟接替了郑润成，吉林自卫军某部参谋长杨炳森接替杨耀钧，又派东北救国军的哈玉良为迪化守城总指挥，这些人既无威望，又无才能，1月13日，马仲英的骑兵冲到南梁，我们拼命阻击，伤亡惨重。1月16日，马仲英集结兵力，攻占了城东飞机场和无线电台，局势十分危急。不久，盛世才搬来了苏联军队，聘来苏联军事顾问，运来一批苏式的武器装备，才扭转了战局。后来，马仲英被赶到天山以北，跑到苏联去了。

　　东北义勇军的归宿

　　苏联军队进入新疆，赶走了盛世才的心腹大患马仲英，逮捕了巴平古特，控制了新疆的全部军事力量。新疆每个部队都驻有苏联军事顾问、军事教官或军事代表，一切按苏军规范训练部队，连伙食也是苏式的“列巴”和“苏波汤”。苏军顾问团掌有指挥、调动、补充、训练、布防等权力。1934年冬季，盛世才按照苏联顾问团的部署，对新疆所有的武装力量进行整编，东北义勇军就是在这次整编中被化整为零的。东北义勇军士兵仅在新疆步兵第四团、十二团和骑兵第八团等部队中还占多数。步兵十二团团长是原吉林救国军的中校副团长张凤仪。刘斌也由督署参谋长调任喀什警备司令。其余官兵，有的被编入督办公署教导团，有的被编入伊犁屯垦使署，有的被编入奇台城防司令部。据说新编部队中的东北义勇军官兵仅有3000人左右。

　　东北义勇军从1933年初陆续进疆，原想绕道西伯利亚进入新疆后积蓄力量重整旗鼓，迅速开赴华北前线，打回东北老家去，但事与愿违，却成了盛世才登上新疆督办宝座的奠基石。

　　在1934年冬季的整编中，我们中的一些人脱下了戎装，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当时，新疆的政权刚从金树仁手中挣脱出来，盛世才急需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来改造旧衙门。在进疆的东北义勇军队伍里，来自各行各业的能人不少。盛世才在整编时，把一批适宜于行政工作的官兵抽调出来，分配适当工作。医生、税务工作者、商贸人员都重操旧业，充实了各种机构;还把一些青年人集中到新疆军官学校、警官学校、财政学校、航空学校接受训练。这样一来，东北义勇军的官兵遍布全疆，各级机关、各大行业都有。他们在振兴新疆经济、发展生产建设、保卫祖国边防、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人会问，东北义勇军为什么放弃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念头，安心留在新疆呢?这不是有违初衷吗?当然，我们绕道西伯利亚来到新疆，进疆后又经历了连年战祸，这是没有预料到的;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盛世才采取一系列手段，断了我们返回东北的道路，这恐怕也是义勇军滞留新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结束这篇回忆片断的时候，回过头来追忆东北义勇军在新疆的足迹，给后人留下一点史料，我认为这并非是多余的。

　　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不迷信武力，所以没有庞大的军事力量。金树仁上台后，虽然萧规曹随，但在扩充势力方面，与杨增新并不一致，他大肆扩充军队，重用甘肃人，并收编了巴平古特的白俄武装，组成了归化军。总的来说，新疆的部队缺乏训练，成份复杂，素质极差，战斗力相当虚弱。盛世才被拥上新疆督办宝座之后，对新疆的军事力量有足够估计，东北义勇军的大批进疆，可以说是雪中送炭。盛世才知道，进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有的原来就是东北驻军，如郑润成的黑龙江救国军十五旅就是东北军原建制，是训练有素、打过硬仗的。对于送上门来的武装力量，焉有不用之理。盛世才借乡谊之情，把东北来的抗日部队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是理所当然的。

　　盛世才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对郑润成、杨耀钧、应占斌、苏国等东北将领始终不信任。早在“四?一二”政变之初，有人拥立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给盛世才添上一块心病。1933年10月间的达坂城战败，盛世才诿罪郑润成、杨耀钧等人，并一举剪诛之。拔掉了眼中钉，这是盛世才篡夺东北义勇军领导权的第一步。

　　对东北义勇军中、下级军官的收买、分化，是盛世才采取的第二步。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不择手段的，有的用钱，有的用色，有的用官。于是有不少人投奔到他麾下，因而东北义勇军的一举一动，盛世才了如指掌，其效能远远超过当今的窃听器。

　　进疆的东北军部队，有的属于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有的属吉林省自卫军，有的属吉林省救国军，在东北时分别由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丁超等统领。盛世才通过一次次的整编、合编，打乱了原有的地域和建制，这样，他就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这些部队。

　　一些安插在政府机关和商贸、银行、邮电、卫生等部门的东北义勇军成员，随着盛世才专制统治的深化，也多被磨光了棱角。也有大批成员，在盛世才一手制造的所谓暴动案中被牵连进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长期监禁。其人数已经难以查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