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安铺中学的革命斗争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3-23 10:48:41

　　从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起至一九四三年九月间，我们党支部领导全校师生作过几次斗争，回忆如下：

　　一、驱逐反动教员梁宝兴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学校的形势也跟着恶化了。反动汉奸教员梁宝兴这时更加猖狂活动。他频繁地往来于安铺和广州湾之间，向敌人提供情报，又利用讲课机会，继续叫嚣“不战则存、再战必亡”的汉奸论调;甚至公开提出“要向日本投降，才是中国唯一出路”。他并且更加恶毒地咒骂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提出要“拥护蒋委员长消灭‘奸党’‘奸军’”的狂妄反动的汉奸主张。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黄锦等也频繁地来校活动，并指使伪青年团区队长文挺生等监视进步学生、搜集情报;又派特务分子到镇邮局扣发安中学生订阅的《新华日报》和其它进步刊物，检查进步师生信件。日寇的飞机这时也加紧轰炸安铺镇。人心惶惶，形势危急。

　　党支部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应变的准备。我们改变了支部的组织形式。教师和学生分开过组织生活。学生党员单独成立一个党支部，由钟永月任书记，党员教师由县委直接单线联系。对党员进行坚持抗战，反击反动逆流的教育。解散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强调党员做好功课、广交朋友、团结更多的人。在组织群众斗争方面，把驱逐反动教师梁宝兴和反击反动逆流结合起来。当时有个别党员误解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不搞任何斗争的片面思想和右倾情绪，县委书记陈天佑得悉这情况后，及时明确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帮助他们端正思想，统一党员的认识。另一方面，对敌人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顽固、各个击破。在斗争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期间广州已沦陷，香港岌岌可危，校长陈政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威协。加上我们对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对日寇很是愤恨，对汉奸和亲日派也有反感。我们向他揭露梁宝兴当汉奸的可疑行动，并指出梁某不学无术，不能为人师表，聘用他做教员，不仅害了国家，也害了学生，并且影响了学校和校长的名誉。与此同时，我们党员也分头找同学谈心，宣传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歌颂新四军抗战的伟大功绩，揭露反动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为，指出“皖南事变”的真相，结合揭露梁宝兴的反动言行和当汉奸的可疑之处，提议用罢课手段来驱逐他。只短短几天，就把大部分师生团结在党支部周围。支部及时分析了校内外形势，认为条件已成熟，决定不失时机的宣布罢课。

　　四月初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共一百多人集合在第一班课室的周围，群情激昂地唱着“打杀汉奸歌”，歌声直冲云霄。梁某情知不妙，但他不知道我们的计划，仍然假装镇静夹着书本来上课。他叫道：“同学们，上课时间到啦，快上课吧”。那知回答他的却是“打倒梁宝兴”!“把汉奸赶出去”!的响亮口号。他慌了手脚，狼狈地走出教室，躲回自己卧室去了。正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汉奸梁宝兴跑啦!我们胜利啦!”

　　这天夜里，校长给了他解聘书。第二天天未亮，他就夹着尾巴跑了。　　

二、反对国民党禁锢学生思想和强迫学生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秋，安中再招收了两个班学生，编为第三、第四班，总人数已达二百人左右。学校的形势仍然恶化。陈政继续推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他上课时，常常扩散反共言论，同时禁锢学生思想，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加重学生的功课负担；强迫学生义务劳动等等，目的在于控制学生思想，认为这样可以使学生免受“赤化”。陈政和国民党县党部串通一气，由书记黄锦亲自出马，首先拉拢了约十名有反动思想的学生，叫他们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作为他们的骨干。其中有三、四名后来惰落成为特务。黄锦公开威协全体教职员学生都要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他神气十足的声言在几天内要完成他的“伟业”。可是，几天过去了，群众对此十分冷淡，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廖廖无几。原因是除国民党长期黑暗统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为人民所厌恶外，还是我党支部把工作做在前面。当我们了解黄锦来校的意图时，我们对一般学生，着重宣传人民要民主，要自由；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应自愿自觉，反对强迫拉夫。这个主张，取得多数人的拥护。对进步同学，除上述宣传外，着重揭露国民党此举，目的是要学生成为他们的驯服奴才。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学校法西斯统治更要加强，特务更加横行无忌，学生民主自由就被剥夺殆尽，进步同学将受到迫害。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觉悟提高，决心抵制国民党的做法。
　　黄锦和陈政没有料到学生对他们竟如此冷漠和抵制；先是震惊，继而愤怒。黄锦不敢出头露面，就推陈政到第一线，自己耽在幕后指挥。八月初的一天，陈政突然命令全体学生集合，他走上讲台，给学生一个下马威，说：“这次许多人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必定有人破坏，一经查出，定予严惩”。接着就来诱骗，说什么谁参加了国民党或三青团，将来升学和到社会上做事都得到优待。说毕，就把事先摆好在台上的入党入团申请表取出来，再把学生名册翻开，逐个点名叫他们上台边来领取申请表。他予计第三、第四班是新入校学生，受进步思想影响较少，就先从这两个班点名。结果仍有二十多人不肯去拿表（占两个班的三分之一弱）。轮到第二班点名时，约有一半人要了表。第一班我党的基础较好，拿表的只十名左右（占学生人数五分之一）。后经我们调查：总计一百五十多名学生，约百分之四十的人领了表。领了表的也只是应付一下而己，很多人并不填送。大部分人不卖国民党的账，基本群众还在我们这一边。这使陈政也无可奈何。这次斗争，国民党在表面上似乎也有些收获。但他们采取的卑劣手段，使他们更加威信扫地，从而提高了我们党的声望。
　　在这次胜利斗争的基础上，紧接着进行另一场胜利斗争。许多群众早就对学校强迫课余劳动的做法不满：认为营养条件不好，功课又繁重，长此下去，不仅荒废学业，也拖垮身体。党支部根据群众要求，首先组织群众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出工时没精打采，在工地上有的看书看报，有的下棋，有的谈笑，见学校监工的人来到，便懒散地干一下。如此应付了几天。我们叫党员教师陆镇华做陈政的工作，向他汇报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接纳群众意见，取消课余劳动。陈政以上级规定为理由，不肯答应。这就引起学生更大不满，要求全体同学拒绝执行学校无理的规定；党支部坚决支持群众要求，具体组织群众行动起来。四个班的同学接连几天不参加课余劳动，迫使陈政只好答应学生的要求。
　　党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了一九四一年冬，全校已有共产党员十四人了。

　　三、挽留陈政，反对邱刚、方耀上台的斗争。

　　一九四二年春，日寇占领了广州湾以后，狂轰滥炸安铺镇，企图对该镇的占领，以巩固广州湾的外围，并保护其北部湾的海上通道。安铺镇是国际有名的鼠疫区。这一年霍乱和鼠疫一并袭来，疫情严重，疫区广阔，死的人极多。日机每天狂炸，瘟疫蔓延，这地方不能呆下去了。但这年的暑假期，仍招多了两个班的学生，连原有的班数合共六个班，学生总数将近三百人。经学校当局决定，迁校到本县石颈乡属的东涌村。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学校便在那里上课了。
　　当时，广东一些大、中城市的沦陷，使校长陈政的工商业损失很大，因此想辞去校长职务，专心照顾他的工商业。可是国民党县党部和中统特务组织，却企图乘机篡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收买了教员邱刚和方耀，许以任校长和教务主任职。这两个家伙急于粉墨登场，一面煽动陈政辞职，一面散播流言：“陈政要辞职了，校长和教师都要换人，学校也要迁走。”一时传说纷纷，学校里人心浮动。
　　我们党支部及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对策。认为：陈政如辞去校长职务，由反动分子上台，对于我们更加不利。陈政固然有其反动的一面，但他赞成抗战；他对陆镇华、吴世光、李梓明等老师是信任的，还是可以团结的。如换了邱刚和方耀上台，学校形势将要变得十分恶劣，安中会成为反动派的大本营，进步师生会更加受到迫害。党支部根据联席会议的精神对学生的政治思想作了分析，认为学生的思想总的是更加倾向进步，对开展斗争更为有利，党的外围组织——游击小组（这是准备搞敌后武装斗争的组织）共十余人，加上党员，将近三十人，占学生总人数十分之一强；进步学生迅速增加，中间层和后进层也多数向党靠拢。以上几种人都对邱、方的教学不满，认为他们不学无术，又爱摆架子。另外，东涌附近的烟塘党支部也建立起来了，对鼓舞学生的战斗起了一定作用。学生中的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更加孤立。
　　围绕着挽留陈校长，反对方、邱的斗争，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每天课余时间，都见学生三五成群议论着这件事。未毕业的同学，有这样的顾虑：认为第一、二班的同学今年很快毕业了，走了以后，如果国民党政府当局追查这件事的责任，将由他们未毕业的同学来负，那就会受到迫害。对这些有顾虑的人，党支部采取两条措施：一、劝告他们应从大局出发，指出如邱、方上台，他们不仅不能领导学生抗战，而且会镇压学生，且他们也无才办学，学生前途不堪设想。二、说明在这场斗争中，一、二班的同学愿站在第一线，未毕业的同学可以隐蔽些，配合行动就可以了。于是，他们的顾虑解除了，站到我们一边来。音乐课教师在教《毕业歌》时，先讲述这支歌是影片《桃李劫》中的主题歌，电影描述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故事。学生们听到这故事，联系自己毕业后可能和他们的命运一样，却不禁潜然泪下。这就批判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激发人们起来和反动分子作斗争。语文和历史教师也利用课堂教学，选择那些民族英雄抗击外敌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等等题材，用以激发学生的思想。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党支部当即决定：在斗争的步骤和策略上，首先争取陈政不辞职，暂不提反对邱、方上台，以麻痹他们。如这一步达不到目的，就坚决依靠群众，采取强硬的措施，狠狠打击邱、方。
　　安中在东涌复课以后，陈政很少在校，多在外地经营他的工商业。到了七月中旬才返校。我们组织全体师生到学校附近路上，给予隆重欢迎。陈政很高兴，认为学生懂事，有礼貌。第二天，“学生自治会”派出几位代表去见陈政，向他呈递了学生挽留校长的意见书。他当时不表态，只安慰了学生几句。一连几天，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都向他做思想工作。可是他决定要辞职。他向教务主任陈振昌交下了校务，就匆匆走了。　　陈政走了以后，学校的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方、邱之流及其爪牙喜形于色。他们一面加紧和国民党县党部、县教育局勾结，一面放出空气：“邱刚快要当校长了，”“学校要迁址了”。“某些人是异党分子嫌疑，不能在学校任教了”。党支部为了反击他们，当即决定执行第二步计划。
　　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场斗争风暴终于来临。几个同学进入方耀的房间，以查问化学课考试分数为借口，突然吹灭了他桌子上的油灯；房里一片漆黑。外面早已聚集着两百多学生，立刻鼓噪起来，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地高呼口号：“不要邱刚当校长！”“不要方耀当教务主任”！口号声此起彼伏。愤怒的群众把石块和臭泥猛向方耀房间投掷，声震屋瓦。方耀听到群众的愤怒斥责声，砖瓦泥石的掷击声吓得屁滚尿流，钻入床底。邱刚这条狗比较狡猾，不大抛头露面；他知道形势不好，赶忙躲进教务主任陈振昌的卧室里，也被吓得全身发抖。
　　党支部眼见斗争已达高潮，为了掌握好“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就劝导学生散去。第二天，方耀还想耍无赖，他在陆振华、陈震昌两老师面前，装作受了伤要求学校赔偿医药费。他还叫嚷要到县政府去告状。陆老师不软不硬地回答他：“学校当局没有叫学生打你，没有任何责任。至于你为什么挨学生打，可找学生评理去”。说得方耀哑口无言，灰溜溜的退了出去。
　　陈政辞职后，国民党当局派张孔四任安中校长，邱刚只当上教务主任，方耀老着面皮继续做个教员。因为他们被学生搞臭了，没有一点威信了，国民党当局也不愿扶植他们了。
　　安中的几次斗争，锻炼了党员，教育了群众，取得了成绩。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的优秀儿子吴世光同志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陆镇华、周锡锦、陈武、李树德等八位同志成了游击队骨干；还有二十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参加了解放战争，其中十一人被提为营级以上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