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在华南登陆。国民党军政官员望风而逃，日军不及旬日即进迫广州。广州市民仓皇失措，蜂拥逃难，各条铁路线及公路线上，均是人头涌涌的徒步难民。作者当时仅系十余龄之童子，随父母渡珠江南逃至白鹤洞学校区，见培英、真光、协和（均系教会中学）三校门前，难民群聚，时铁门仅开一线，逐一审查，只准妇女及十六岁以下之男童进入。当时我父是个工人，囊无余资，且前路茫茫，因命母亲携我及弟妹随众入培英，他自己则往附近乡村暂避。于是我遂开始难民收容所中的两年生活。
事后听人说，最初学校中的英美籍牧师（学校主持人）坚决不准难民进入，后因华籍职工力争，且难民群聚门前，甚至有扳墙而入者，遂让步准许妇孺入内，迨后以造成事实，且华籍职工全体支持，才决定成立难民收容所。但因难民太多，有人满之患，故两天之后，连妇孺亦拒绝收容。
白鹤洞学校区中培英、真光、协和三校，均系英美控制的中华基督教会所办，虽由中国人任校长，但都是英美籍牧师在校掌权。广州沦陷前日机空袭时，即已停课疏散，华籍职工只有少数留校，但英美籍人则全未撤退，学校屋顶涂有巨型英、美国旗，以作护符标志。校区道路及码头亦有英、美国旗绘上。广州沦陷，日军以此系英美势力范围，未敢进入，此地遂成为“世外桃源”。当夜在难民所中遥望广州市区，爆炸声接连不断，火光彻夜不熄，难民们目睹国破家亡，不禁泪涔涔下。
难民进所后，都居住在学生宿舍中。以培英计，两幢宿舍大楼，每幢三层，每层8～10房，每房居住五、六户共约廿余人（原来每房住学生4～8人）。培英总计容千余人，全所三校共计约容四千人左右。难民们均挤在一起，席地而睡，因无成年男子，故亦不必避嫌。
所中每天供应两餐，每餐糙米饭一碗（约三两米左右，不分大人小孩一样一律同等待遇），有少许盐煮黄豆佐膳（后来更有青菜或咸菜），难民有家人在外送食物进来者，亦不理会。
难民白天在学校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但天黑即须回房，并不得出校门外。有家人在外者，可以前来探视及送衣物食物，但不得进校门，只能在校门外谈话。总之，其制度与囚犯无大差别。据办事人员云，此等制度系与日军协商，日方要求如此，才许难民所存在，不是所中本意云云，此事不知真假。
难民所中培英部份的主持人，系英籍牧师谭理活夫妇，另有一美籍牧师名麦理伦，华籍人员则有牧师李启荣及原培英中学教职员伍明乐、李德辉、陈观锦、温道荣、谭金陵、叶孟谋等人，随后有一原培英毕业生梁之栋者逃难来此，亦加入为办事人员，除陈观锦在所病逝，李启荣、梁之栋二人后来回广州沦陷区（李启荣后来任光复路万善堂主理牧师，解放后去港，梁之栋入伪警官学校，后当伪警官，解放后不知下落）。其余均先后遄返大后方，其中李德辉于抗战胜利后回广州任惠爱堂主理牧师（解放后仍在广州），其他人不知下落。至于英美籍人则于日军对英美宣战后入集中营，以后情况不详。
难民入所初期，均盼中国军队迅即反攻，光复广州，得以早日返回家园，但数月后，此梦想渐趋破灭。因所中学龄儿童甚多，每日顽皮打斗，不是办法。故所中华籍人员倡办临时学校，以资教育。此临时学校于一九三九年春正式开课，定名慈幼学校，将所中儿童按其原日级别编班，由小学校一年级至六年级，原日系小学毕业以上程度者，则一律编为特别班，作者当时系在特别班学习。 慈幼学校中共七班，每班多者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特别班约四十人。后来附近乡村中的一些学龄儿童及少数在广州的教会中人子弟，亦有送入求学，故在最盛时学生约达五六百人。教师则由上述所中办事人员兼任，低年级亦有选些难民中曾当过小学教师者担任。学校课程，大致按广州沦陷前小学课程，但无课本，故均由教师回忆编写讲义。较特别者则为增加宗教课程。高年级读圣经，低年级由教师讲。担任宗教的教师系李启荣牧师，谭理活的老婆，及梁之栋等。每星期日须做主日学（即礼拜）。平时上课中，一些教师亦开口上帝，闭口耶稣，所以高年级学生中多有接受洗礼（即进教仪式）者，但不接受者亦不勉强，作者本人即为从不接受者之一。
教师中伍明乐、李德辉等二三人，是颇具爱国思想的青年。上课时少谈教义，而且含蓄地宣传抗日（但因当时在日军包围之中不敢明言）。曾记伍曾教授岳飞的满江红词，李则曾教唱一些抗战歌曲。但不久他们离所赴大后方，这些宣传即绝响了。
一九三九年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所中曾举行盛大庆祝，难民一律加菜，晚上食糖水；慈幼学校则组织歌诗班唱圣诗，演戏，开运动会，恍如正规学校一般。特别班中部份所谓优秀学生，还由谭理活牧师在家中设宴请吃圣诞餐。麦理伦牧师（他教特别班英文课）送每人英文小说一本。此为难民所中最盛时期。
一九四○年，汪精卫汉奸集团上演所谓“国府还都”丑剧，沦陷区人民颇有受其蒙骗者，难民所中人陆续返回广州（在此之前，亦有部份难民随亲属潜往大后方者），难民逐渐减少。是年秋，作者亦随父母返广州。作者离所时，所中难民已不足三百人，华籍办事人员仅余叶孟谋及梁之栋而已。
白鹤洞难民收容所开办时间二年余，收容数千人，虽是糙米咸菜，其开支亦颇为巨大，至其经费来源，据办事人员谈及，主要系向当时香港及后方中国人士募捐而来，教会方面亦有部份资助。
至于难民所的开办，据信只系偶然，并非先有计划。因初时英、美牧师只系自保其身，拒绝难民进入。后以难民过多，均要求入校暂避，群情汹涌，势难固拒，故不得不开门暂且收容。迨后帝国主义份子们以一则可借难民名义，向港澳及后方募捐，其中大有沾润余地；二则借此可博慈善美名，名利双收；三则还可乘机向难民宣扬宗教思想，以麻醉中国人民；有此三利，何乐不为，故亦乐于继续开办下去。
难民所中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其办事人员，除三校留下的教职员外，其余由难民中稍有文化及有工作能力者加以帮助，其中没有明确的分工，英、美籍人大都不管实际工作（只麦理伦兼些英文课），华籍人员中记得叶孟谋是一向担任总务工作（也兼教中国语文），其他各人工作都是没有一定的。至于杂务如煮饭，分饭菜，清洁工作等，都是由难民担任。全部人员在难民所都算义务工作，没有支薪，其中教会及三校教职员据信是有原职薪金的，但并非在难民所支领，至原系难民的工作人员则没有工资，饭菜可以任食，不限制，以示优待。
作者离开难民收容所后，即不知所中情况，但以后得见最后离开之慈幼学校同学，据云：至一九四一年日本向英，美宣战，日军即进驻三校，将难民收容所解散，难民一律驱出、英、美籍人被拘入集中营。至有少数无父母的儿童则由所中华籍人员带领转入芳村儿童教养院，至此白鹤洞难民收容所正式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