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曲江、南雄附近驻有国民党军政部第廿三补充兵训练处（以下简称“补训处”）。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兵役机构，也是蒋邦训练新兵的场所。其组织编制比一个步兵师还大。官兵满员时，达万人以上。收拨新兵范围，遍及粤省内外。其所作所为，涉及面很广。兹篇所述，是我和李友庄的亲历回忆。我在该处工作六、七年，李为时较短。我们只提供该处的组织机构和贪污枉法的部份。惟事隔三十多年，旦限于认识水平，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知情者加以指正和补充。
一、沿革编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慑于全国民意，不得不勉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来“抗日”。但兵源奇缺，加以国民党军队不是真正抗日，对抗战士兵，非常虐待，高级将领，不战而逃，下级士兵，没穿没吃，饿死冻死，病死的很多，抛尸于野，惨不忍睹。故及龄壮丁不愿参军。国民党用强拉硬捉办法，弄得天怒人怨。当时掌握全国兵役工作的是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兵役署。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先后成立补充兵训练处，广东一省便有第三和第廿三补充兵训练处，直辖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但为了收兵、训练、拨补的方便，该处拨归曲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该长官部后迁广西后，改属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节制。新兵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各师，团管区司令部及其属下各兵役机构。新兵训练后（有时情况紧急，未经训练）一般拨给该战区作战部队补充。
第廿三补训处在一九三七年成立于广东清远县，由陈文担任处长。日寇南侵，广州、清远相继论陷。该处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北迁韶关（曲江），一九四○年，韶关战备紧急疏散，该处迁往南雄郊区。黄植楠从一九三八年四月继陈文担任中将处长。该处处部编制及主要负责人如下：
（1） 处本部
中将处长：黄植楠
少将（上校）付处长：张孚亨（上校）、李友庄（上校）郑金鉴（初任上校后升少将）
处以下设主任处员（相当于参谋主任）、补充科、训练科、经理科、副官室、军医室、审核室、等科室。
该处还设有政治部。各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姓名略）负责政治宣传工作。 一九四一年底，该处政治部奉命撤销。一九四二年春，呈准成立国民党廿三补训处特别党部，贯彻执行国民党“隔离”政策，所有准尉以上宫佐一律要参加国民党，由该特别党部办理集体或个别入党手续。该处特别党部的主要人员如下：
特派员：黄楂楠（兼）
书记长：郑金鉴（少将、兼）、黄农（上校）
（2）辖下团队组训概况
补训处辖下四至六个团，每团三营，每营四或五连。有时，因某团远程拨兵，为了适应收训新兵方便，成立“复×团”，即共七个团。但各团人数很不稳定，因为要补兵的部队单位多，而接收新兵又困难重重，未经严格训练，便行拨出。这样，补充兵训练处变成补充兵收拨处了。当时，该处有：第一至第六六个团另一个复第五团共七个团。
补训处设有军官队，这是训练、储备本处各团军官佐的机构。有时整团官兵全拨前线部队，该处便从新成立一团，所需官佐，便从军官队队员遴选。也有这样情况，某个团的士兵拨出后，番号取消（该处有时拥有六个团，有时又缩为四个团，均按当时作战兵源需要或其它具体情况由军政部决定），留下官佐，选送军官队储训，同时也收容战区临时编余的军官受训。故此学员最多逾一百余人，最少亦有七、八十人。队长由黄楂楠兼，中校付队长曾以徐自强、林一鸿、罗华烈等先后担任。
该处训练的重点是学兵大队。其任务是培训班长人才。从接收的新兵中，选择年富力强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送该大队训练。一般训练半年至一年，便派出各补充团担任班长。大队长由黄亲自兼任。中校大队付先后由林一鸿，易俗担任；少校中队长有许让洪、何金池等，均出身国民党军校。
该处还有荣誉大队。它的任务是向南雄、曲江等地国民党军队后方医院接收伤病痊愈官兵进行训练，然后拨往前方部队补充。该大队士兵粮饷、医疗待迂比一般士兵稍优。该大队有四个连，相当于补充团的连，但人数也不稳定，全大队满员人数约四、五百人。
补训处各团队的训练方案，均由处部训练科针对各单位的性质、任务和目的的要求分别拟订实施，并根据当时国民党部队规定学科、术科内容进行，如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实弹射击等项；其特点特别注重精神教育，以孙中山的军人精神讲话为课本，力求练好军人五种技能。 二、兵源粮食武器服装补给情况 补训处的兵源绝大部分来自省内师，团管区和县府拨给。该处各团团部均驻在处部所在地附近。接到收兵任务后，便由团（或营）长率领所属干部，班长前往接收，再带回南雄（或曲江）进行训练，然后遵照上级指示，按址送交战区前方部队。也有因情况紧迫，新兵未及训练，即行发出的。 该处粮饷械弹由军玫部直接补给。每月向驻韶关或桂林后勤补给机构（如军需局、兵站）按实际人数具领。士兵被服装具，由处部领款招商制发，分冬夏两季。拨兵时同时拨出被服装具。
由于国民党上下贪污克扣，加上通货膨张，货币不断贬值，士兵所得饷艮甚少。在本省东江潮汕一带，米珠薪桂，按照国民党规定饷额，新兵入伍后，吃粥不饱；在北江一带，粮价较低，勉可维持一饱。但被各级克扣，士兵伙食仍极粗劣，营养不足，病兵极多。在东江接来新兵，更有不少饿病致死。该处曾电报军政部请求增加士兵饷额，但军政部却电复以“在经费积余项下开支”一句空话卸责；因当时军政部均按官兵实有人数核发薪饷，经常拖欠短发，根本就没有什么“积余”。当时国民党中央明知士兵饷少，不足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悲惨情况，而竟置若冈闻。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部队实行粮饷划分，士兵除零用钱外，一律另行发给米粮，饿死现象有所减缓。
当时提出的口号所谓“一切为了前线”。补训处是后方部队，补给上、生活上比较艰苦，但该处每年收兵、拨兵成绩仍能达到“优良”之列。据不完全估计，平均每年收拨兵额约达一、二万人以上，统计六、七年来的收拨补充兵数额达十万人以上。 三、该处的黑暗内幕 黄楂楠接任处长之初，表面上曾严禁部属营商，克扣、假公济私等弊端。但实际上该处上下无不利用职权进行各种贪污枉法克扣虐待活动，其中较为普遍显著的有如下述：
（1）浮报兵额：
该处每月薪饷，均按实有官兵人数核发。处、团、营、连、队主管都利用职权向上浮报官兵数额。有“合法”（公开）的，有不“合法”（暗中）的。所谓合法的，得到处部的默许，连长可以吃士兵空额三名，营、团长按级递增，处部则更加多，每月大概浮报一、二百名以上。同时，团、营、连各级又以种种方法变相“吃空”，如对逃亡病故士兵延迟上报，这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军政部有时以所谓“检查团”、“督察团”突击抽查点验，但官官相卫，“鸡腿打人牙关软”，在请客送礼（包括金钱）之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自粮饷划分后，除贪污饷项外，并连军粮也中饱私囊。
（2）利用制发被服进行贪污
当时该处士兵被服，除由军政部后勤机构核发实物外，也由该处招商承制，实报实销。这项数字较大，承制商每次订制，均照实价给回该处回佣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饱入主管私囊。团营以下，只有领用衣被实物，但也可以从浮报兵额，并从潜逃、死亡中多领衣被装具，变卖图利。
（3）克扣士兵饷粮
这是直接影响士兵健康生活的贪污。主要是连级人员在连下士兵膳食方面，进行克扣。在抗战中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腾，米珠薪桂，士兵饷粮极薄，有时要吃粥充饥，甚或吃粥不饱。加以新兵入伍前，在师、团管区、县府兵役单位备受折磨，连队又从中克扣，士兵更难果腹，因而饿病致死者不少。黄植楠还在南雄近郊，建立该处死亡官兵墓地。当墓地建成公祭之日，不少正直官兵，触景伤情，恨不死于战场上而死在压迫削剥之下莫不黯然泪下。 （4）利用接受新兵机会，受贿释放，接空拉顶，捆绑虐待，不一而足。
该处接收新兵频繁，接收地点遍布全省。有时一、二个连或一个营单独前往各地区接收新兵。连、营长（付）便利用接兵机会，与拔兵（兵役）单位互相勾结，接收空额，如接收百名，实得九十，其余十名为空额，拔兵单位，既可从这十名空额中浮报拔出前的粮饷被服及其它安家费等款项，又可向属下不愿应征之十户索取顶替金，一举两得。收兵连队接收这十名空额后，亦可贪污粮饷，在一定时间后，便虚报潜逃或死亡，又可从中贪污埋葬费和被服装具。交接双方各得其所。有的连队长还在收兵途中，强拉穷人乞丐顶补兵额。有的则收受新兵或其家属贿赂后放走，在途中另行拉顶。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姚澄清以受贿释放新兵被处部发觉，经军法审判，撤职坐牢，但此风仍未稍戢。有的连队接到新兵后，在开回南雄训练途中，搜索新兵私囊，对少数藏有艮物戒指者尽行没收。在行军途中，诚恐士兵逃亡，有的还用绳紧捆，行动大小便均无自由。入夜宿营，密关斗室，有如重囚。新兵行动稍有迟慢或对惨无人道的虐待表示不满时，便遭毒打，甚而因此伤病致死。谁无兄弟，谁无子侄，目睹惨状，无不发指！
（5）借接兵拨兵之机贩运贵重商品、毒品图利：
有些营连长利用接兵拔兵机会，在当地购入价格较廉商品强迫士兵挑运至价高地方销售。尤其是贩运贵重商品（如高丽参等），更获多倍的厚利。团、营长有时有机会到云南拔兵时，贩运云土（云南鸦片烟）回粤销售，获取暴利。第三团团长何×，便曾进行此项毒害人民的罪恶勾当，事发后，官官相卫，仅以调职处理，不了了之。第六团第×营营付陈×与付官合伙贩售鸦片烟，获利不少，因分赃不匀，陈×以手枪击毙付官，自知罪发难逃，也饮弹自杀，说明国民党反动派上下交征利，陷害人民又害自己。
（6）利用职权，借名缉私，巧取豪夺
国民党反动派部队利用兵权在握，巧取豪夺，无恶不作。该处进驻南雄后，派员兼任南雄军警督察处处长。一九四四年，日寇犯境之前，改设南雄警备司令部，由黄植楠兼任司令。执勤基本队伍仍是补训处团队。该处第三团中校团付黄某，在南雄将近沦陷时，借口检查劣货（日本货），缉获商人一批卷烟纸，诬为日货，私自吞没。商人告到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下令逮捕黄某，缉令到南雄，前门抓人，后门放跑。结果明目张胆的抢劫贪赃犯还是逍遥法外，过其豪华生活。
（7）朋比为奸，签证“入伍新兵病残不能服役”。从中贪污。
“有权便有钱，便有一切”，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贪污成风的真实写照。补训处各级主官用尽心机贪污枉法外：即使一般科员、军医也有朋比为奸，进行贪赃活动。例如该处负责士兵拔补的处员苗某，便曾勾结军医主任黄某应新兵家属之托，签证“入伍新兵病残，不能服役”，给予病退回家，从中勒索新兵家属财物。后虽被发觉制止，但贪污枉法之辈，比比皆是，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下包庇，坐地分赃，各得其所。
（8）视人命如草芥，擅杀逃兵，目无军法遗弃病兵，不顾死活。 第四团团长沈某于一九三九年在曲江收兵期间，抓回逃兵两名，并未请示或解送处部军法审理，竟擅自枪毙了事。第二团×连连长刘胜于一九四○年在东江接兵，途次某地，枪杀逃兵二名，暴尸路旁，并不掩埋。后被军政部巡察团发觉，电告军政部，后来该连长仅被撤职，后又凭人事关系在其它部队，官复原职。
该处各连队在收拔兵的行军途中，迂新兵发生急症或重病难行者，便把他们遣弃路上，甚而还有个别被收取军服，辗转呻吟而死。惨不忍睹，路人为之心酸。 四、廿三补训处的撤销 一九四四年底，日寇为了打通粤汉铁路线，长驱直入曲江、南雄。廿三补训处奉命从南雄撤退和平县。原来，194 4年5月，日寇由湖北沿粤汉铁路进攻南下，是年秋间，第七战区长官部已侦知日寇势必打通粤汉线，南雄为该长官部从曲江逐步后撤江西的中途战略要点。当时即命黄植楠在南雄成立警备司令部，并兼任司令，但没有正式作战部队，仅靠该处在南雄少数团队和学兵队，总共战斗兵不过五、六百人，且多无作战经验，也没有组织民众武装自卫。日寇迫近曲江，余汉谋、李汉魂等军政要员相率逃命。南雄团队亦没有进行任何抗击，便在这年年底陷敌。该处撤到和平县城，日敌跟踪而至，继续撤至离县城百里的贝墩乡。喘息未定，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间，即接到军政部命令，全国补训处一律撤销。在日寇撤出曲江后，该处裁余官兵拔交曲江第九军官总队收容，官佐作为“学员”，八折支薪。文员（文职书记及党政人员）一律资遣在向第九军官总队报到的裁余官佐随后亦以“遣散”而失业。该处官佐属几达千人，就在一声撤销令下，均先后因失业而徬徨。其中有的凭私人关系，继续在国民党军队或军事机关找到一官半职；有的改行从商从学；有的在进步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推动下，逐渐觉醒，认识了蒋家王朝的反动面目，走上起义投向革命的道路。如黄植楠创办的植桢中学在一九四六年秋从南雄迁来广州继续开办。其中有不愿再跟蒋政权的老师，在校中起着积极作用。不少学生在地下党员陈××老师等的影响下奔向革命。负实际责任的代校长黄农亦在广州解放前夕毅然起义，参加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