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义举—广州“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1 08:56:02

胡提春陈永阶

　　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州人民，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抗日救国的社团和宣传团结抗日的报刊纷纷出现。1938年8月13日为纪念上海抗战一周年而开展的抗日救国献金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一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义举。

　　（一）

　　广州“八·一三”献金运动是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的推动下举行的，是“保卫武汉、保卫广东”第三期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7月，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相继沦陷后，武汉成了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为了巩固这个抗日的指挥中心，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发表文章指出：“只有以保卫武汉的口号和决心来动员一切，来坚强和扩大抗战力量，才能争取不断胜利，才能使抗战持久，抗战前途争取到最后的胜利。”接着，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董必武等同志也表示：“全武汉和湖北的共产党员愿尽一切努力为保卫武汉而奋斗。”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时候，武汉人民掀起了“七·七”献金运动，共捐款100万元。广东国民党当局在我党的支持和推动下，也于1938年8月13日，在纪念上海抗战一周年的时候，提出“保卫大广东”的口号，发动了一次抗日救亡献金运动。

　　“八·一三”献金运动是有领导的一次群众性的募捐运动。广州市各界于1938年7月18日成立了广东各界纪念“八·一三”及献金运动筹备委员会，公推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为会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和广州市长曾养甫为副会长。在筹备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虽然没有共产党员，但实际的组织发动工作都是由中共做的。中共当时联合广州地区各救亡团体、民众团体和职业团体，召开专门会议和联席会议，决定把献金分为分额献、自由献和预约献三种。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参加献金运动的各种办法，组织了公务员、商人、农工、文化青年、妇女、警宪和儿童等七个献金团，并排定第一日为公务员，第二日为商界，第三日为工农，第四日为文化青年，第五日为妇女，第六日为警宪，第七日为儿童。　　

　　为了领导好这次运动，在“八·一三”纪念日到来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就作了具体指示，并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参加和领导这次运动。为了使“八·一三”献金运动家喻户晓，变成一次政治总动员，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邓健今在8月6日出版的《救亡日报》上，发表《加紧献金运动的宣传工作》一文，阐明了发动这次献金运动的重大意义，号召“广州市所有一切的救亡团体及民众组织，都应当以动员各阶层的民众踊跃献金为中心工作，集中一切的力量，组织各种的宣传队、演剧队等，深入到各工厂及人口稠密的市区，以及市区附近的乡下，作为广大的宣传鼓励的动员工作”。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根据中共省、市委的指示，利用学生放暑假，组织了32个战时工作队，队员200多人，奔赴全省90多个市、县，开展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同时，中共广东省委还推动广东国民党当局建立了青年、文化、妇女等战时服务团、战时工作协会和战时联席会议统一的领导机关，在广东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和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罗范群等，还深入榨油工会等工人团体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在中共的积极支持下，广东各界纪念“八·一三”及献金运动筹备委员会宣传部成立了100多个宣传队。这些宣传队自10日开始在广州市内各处进行讲演，还配之以歌咏、戏剧和漫画等，发动市民献金。中共广州市委也在学生中组织了25个宣传队和26个募捐队。药贩工会组成的40个宣传队和内河船员训练班同学组成的3个宣传队，则分乘省港、省澳及四乡各轮，到东、西、北江开展宣传，动员各界群众献金救国。

　　（二）

　　广州市献金运动从1938年8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历时一周。全市人民踊跃参加献金运动，出现了许多热烈动人的场面，充分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情。　　

　　全市在六二三路西桥、西濠口、文昌路、中央公园乐亭、大南路（永汉警察分局门前）、河南（海幢警察分局门前）搭起了六座献金台。尽管是年的6、7、8月间广州市接连遭到日机的轰炸，但参加献金大会的群众还是镇定自若，每个献金台前都挤得水泄不通。8月13日早晨5时，广州中央公园的献金台前已经人山人海，广东省军政界领导人带头参加献金。余汉谋代表第四路军总部献金28，800元，吴铁城代表广东省政府献金7万元，曾养甫代表广州市政府献金3万元，接着，各机关团体代表相继献金。其他各献金台的群众也都纷纷解囊捐献。在8月13日这一天，全市献金已达50万元。

　　这次献金运动，反映了各阶层人民抗战救国的热情。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投入这一运动，献出了赤诚爱国之心。8月13日晚全市10万人举行的献金游行，其壮观的场面很是感人。当天晚上6时40分，游行队伍从中山纪念堂出发，途经吉祥路、越华路、广仁路、财厅前、永汉路到天字码头，然后沿长堤到丰宁路解散，历时两个小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并带领群众高呼：“到献金台去！”“保卫大武汉！”“保卫大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15日，八路军驻穗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广州分馆联合举行的献金会尤为热烈。几千名群众参加了这次集会，会上，廖承志作了讲演，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号召共产党员带头献金。八路军驻穗办事处的六位工作人员当即献金1，000元，《新华日报》分馆工作人员也献金200元。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群众当场捐出现金四五千元和许多实物。在机关团体中，献金超过万元以上的单位有五六个，广东省立银行全体员工献金达4.3万余元。在个人方面，献金达1，000元以上者也有数人。擦皮鞋儿童吴威定，献金上百次，每次几毫或一元，他四天之内共献金70元；老工人邓满，年逾60，将其生平积存的50元全数献出；年仅12岁的小童陈曼章，每天自备鲜花、水果上街叫卖，将其所得全部投入献金箱；老妇何黎氏，将其30多年前结婚纪念的金元一枚献出。环游世界之步行家张尚仁，历时9年，步行走遍了全世界，获得各国人士赠送的金银纪念章10枚，他全数献出，并说：“我将纪念章献出，也就是表示献出了我底一切，献出了中国青年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将一切无论财力精力都献与祖国。”事后，他还为《救亡日报》题词：“救国的方法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榨油业工友举行了两次献金会，毫无保留地献出了所有。太古仓码头工人将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献出了。有一位手车夫，将其四毫饭钱献出后说：“我今天准备不吃饭了。”　

　　整个献金运动，虽因敌机连日轰炸，富商纷纷逃走，而没有完成原定献金200万元的任务，但由于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仍然取得了100多万元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影响下，当时在广州的许多外国侨民和友好人士也纷纷解囊。韩国（即朝鲜）民族革命党李斗山、韩国民党首领大卫、韩国光复会杨小碧等三位友人捐献国币110元。美国人马坤将军慨然献出了一个金烟盒。美国驻广州领事馆职员及英、美、法、苏、印度等国侨民到六二三路献金台献金者达数十人之多。印籍医士可汗，在捐献国币5元后说：“我只能贡献一点儿力量，来帮助我们自卫的兄弟。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的中国兄弟把生命财产牺牲了，他们好些是非战斗员。中国领袖领导之抗战，是使人同情与感奋的，我希望帮助我们中国的兄弟。”

　　（三）

　　“八·一三”献金运动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100多万元的收获，更重要的是它对全体市民进行了一次政治动员，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和加强了民众的抗日情绪。诸如学生抗敌救国会和妇女抗敌同志会等，都是在这次运动后纷纷建立起来的。

　　献金运动还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在这次献金运动中，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进行扎扎实实的宣传组织工作，扩大了影响。特别是在八路军驻穗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广州分馆联合召开的献金会，几千名群众听了廖承志的讲演之后，情绪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岁！”等口号。这是大革命失败以来广州群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其他献金台的集会上，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工人和市民也喊出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各抗日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合作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万岁！”“榨油工人万岁！”等口号。

　　总之，“八·一三”献金运动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一次爱国运动，它在广州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对于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很有意义的。

　　（选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略有删节）

　　①周恩来：《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解放》第48期。

　　②董必武：《共产党员在保卫武汉中的责任》，《解放》第50期。

　　③邓健今：《加紧献金运动的宣传工作》，《救亡日报》1938年8月6日。

　　④见《救亡日报》1938年8月13日第二版。

　　⑤《广州献金踊跃》，见《新华日报》1938年8月20日第三版。

　　⑥《环游世界之步行家张尚仁君献纪念章十枚》，《救亡日报》1938年8月14日第二版。

　　⑦见《救亡日报》1938年8月14日第二版。

　　⑧《粤献金第五日英女赠食印人献金》，《新华日报》1938年。

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义举—广州“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1 08: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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