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州妇女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1 08:59:27

　　自“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州地区的广大妇女群众，即迅速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特别是广州地区各大、中学的女学生们，她们和男同学一样，怀着无限的爱国激情，最先走出校门，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进行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为这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7年底，广州国民党当局曾设立“军训团”，将各大、中学的学生集中“训练”，以便约束学生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学生们爱国抗日的思想有如愤怒的海洋，汹涌澎湃，是任何人也无法压制和阻挡的。当年12月，“军训团”女生队中的市立第二中学、市立美术学校和其他学校的女同学，就冲出“军训团”，参加了当时全市纪念“一二·九”的大游行示威。中山大学、中大附中、省立女师、执信、广雅和市立二中等校的女同学们，在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支前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如省立女中，就是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一间女校。抗战开始不久，省立女中就迁往顺德良滘。当时，省女中的学生中已有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学生党支部。在党员余慧、徐华淑、余珍等人的带动下，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救亡活动。她们组织读书会，举办时事讲座，成立戏剧队、歌咏班等，到沙滘、龙江、西樵、大良、石歧等地进行宣传和演出活动，并筹募了白银800余元，捐献给艰苦奋战的八路军。在校内，她们联合了进步教师，在各班级中组织“姐妹班”，作为领导和带动各班的核心力量。她们还团结了进步同学，深入到附近工厂、农村，开办民众夜校，组织女工、儿童学文化，教唱抗战歌曲和讲解革命道理等，并组织女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墟镇演讲、演戏。还发动工人与克扣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学校借故无理开除中共党员余慧、徐华淑和余珍等，学生们据理力争，与学校当局进行坚决斗争，迫使该校取消开除决定。

　　这些同学，在老师谭秀锋、谭国标等的启发教育下，有的还参加了“锋社”剧团、“抗战教育实践社”；组织了“流动工作团”，到东莞、宝安等地农村宣传抗日和动员农村妇女支援前线工作。有些女同学还参加了中大进步学生钟文杰、华嘉等所领导的“战时文化服务团”演剧、办农民夜校等，进行抗日宣传和动员工作。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团结工作，中共广州妇女部安排李静音、俞福亲与当时比较开明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妇女会理事长郭顺清进行联系，争取她对开展工作的支持；陈宛聪、潘若茵、陈泳椒等，以市妇女会的名义，组织了两个战时工作团共200余人，到工厂、学校、小北农村和市区河南女工集中的纺织厂、橡胶厂、织带厂等和女工一起劳动、办夜校、教文化，开展爱国和“三防”教育（即防空、防毒、防奸）；并组织和发动车缝女工、家庭妇女为前线将士义务缝制棉衣等。1937年底，梁薇娟在妇女会还创办了《妇女知识》月刊，宣传抗日，直到广州沦陷前夕始不得不停刊；计先后发行了10期，对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不少作用。

　　中共党组织，对团结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也做了不少工作，并同时派伍坤顺联系谌小岑之妻、以及“救亡呼声社”妇女组骨干李峙山和陆宗祺之妻陈明淑等，以争取她们对工作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于能够耐心地做团结工作，各项抗日救亡活动进展得较为顺利。“救亡呼声社”妇女组经常三五成群走在街头演讲，揭露日军的残酷暴行，并在惠爱路的天主教堂办女工夜校，设立抗日宣传讲台和深入女工家里，进行爱国教育，说服她们的亲人支持她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在伍坤顺的策划和推动下，由比较积极的陈明淑出面，组成了“广东妇女抗敌协会”，由李峙山和陈明淑分别担任正副主席，由伍坤顺担任常务理事，会员有600余人。之后，又成立了“广州市妇女抗敌协会”。她们还深入河南二龙街和十三行一带，办夜校，教文化，宣讲抗日道理。在空袭期间，她们就和女工串连，发动女工对空袭时不准工人停工疏散的资本家进行说理斗争。不少女工还参加了进步的“锋社”和“艺协”，进行了文艺宣传活动。她们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38年6月，又成立了“妇女抗敌救护队”、“难民服务队”和“灾区儿童调查队”。同时，在“七·七”事变以后至1938年10月期间，在市郊黄埔十三个乡成立了“救亡工作者协会”。继而又成立了“儿童救护队”、“妇女识字班”、“姐妹会”等，更广泛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