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历程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1 09:00:50

　　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抗先团结了广大爱国青年，巩固和发展了组织。1938年10月，参加抗先的青年已达2000多人，队员遍及广州大中学校、工厂、农村。更重要的是，抗先通过开展救亡活动，增强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使广大青年认识到，在祖国危亡的紧急关头，必须行动起来，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从1938年1月至10月，通过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青年计有千余人之多。

　　撤出广州  撒向全省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淡水登陆，国民党守军溃退。18日，惠阳、博罗已相继失守，广州形势万分危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了保存干部，撤离广州，分散各地，开展党的工作和青运工作的决定，指示抗先立即转移，以免陷入日军重围。抗先全体队员即以军事演习的名义，渡过珠江到达芳村，在培英中学休整待命。

　　10月21日，日军的坦克开进广州。凌晨三时，抗先队员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告别了广州，急行西撤，25日到达四会县。10月27日，抗先队员在四会凤翔岗举行了临时代表大会。大会议决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选出邓明达、陈恩、梁良嘉、黄泽成、陈能兴、唐健、吴华、温盛湘、余铭艳、林耀族、李鹤超、朱醒良、刘汝琛、何濂、王磊、谭家驹、林彩容、梁成林、黎民惠、刘凤歧、陈中夫、宋之光、区白霜等23名总队部委员，推举邓明达任抗先总队长，陈恩、梁良嘉任副总队长。

　　这时，抗先与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取得联系。动委会要求抗先队员全部编入所属战时工作队，但不要再用抗先名义活动。抗先经过讨论后，得到中共省委负责人同意，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必要的活动经费，便于开展工作，全部加入战工队，但仍坚持抗先名义并争得动委会同意，乃将抗先队员编为三十三个战工队（后又增编东江抗先区队的八个队，共四十一队），分散到各县去开展抗日活动。 　　

　　12月16日，抗先总队部在新兴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总结了抗先撤出广州后两个月来的工作；通过了《组织章程修正草案》、《华南战争爆发后广东青年运动与抗先工作方针》等决议案。同时，正式决定总队部迁移新兴。健全抗先的领导机构，由邓明达、梁良嘉、陈恩、黄泽成、陈能兴五人任抗先常务委员，余铭艳任秘书长，黄泽成任组织部长，李鹤超为副部长，陈能兴任宣传部长，朱醒良为副部长，加聘羊城彦为组织干事，区白霜、沈宝耀为宣传干事；规定在东、北两江设立抗先总队部办事处；委派陈恩、唐健、王磊三人负责北江办事处，谭家驹、林耀族、刘汝琛三人负责东江办事处，黄泽成为会宁特派员，陈能兴为四邑特派员，分别代表总队部联系各地抗先队，加强了抗先总队部与各地抗先队的联系。会议还明确了抗先今后的工作方针：“到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参加自卫团，参加壮丁训练，巩固和增强前线战斗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广泛发动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疲困敌人。”要求抗先队员“广泛的教育和动员落后的青年，提高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增强其对抗战胜利信念”，“团结各地的青年在抗先组织周围，普遍建立各地抗先地方队部”。

　　抗先完成了撤出广州，保存干部的艰巨任务，把抗日救亡的火种在全省广泛撒开，并迅猛燃烧起来。战争教育和动员了广东的青年，壮大了抗先的队伍。1938年12月，抗先队迅速发展到4000多人，队员遍布于全省东、北、西三江20余县，以及粤中、南路各地以至港澳、南洋。

　　在保卫华南的炮火中壮大

　　1939年3月15日，中共广东省青委在韶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广东青运今后的任务是：组织、动员、武装青年，积极参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推动政府，帮助军队保卫华南；积极开展青年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联系、团结青年群众，巩固和发展抗先；发展战时文化。此时，抗先总队部为便于党的领导，已随中共广东省委迁到国民党广东临时省会韶关。3月21日至24日，抗先总队部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根据省青委会议精神，号召全体抗先队员：“到战区去，到敌人后方去，深入农村，组织和武装广大的青年，并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创造，在战争中使广东青年运动更向前推进！”根据大会的决定和当时的战争环境，抗先队员扎根农村，踏上了抗日救亡新的战斗历程，各方面工作大体有如下几项：

　　第一、组织抗日武装，直接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1939年3月29日，日军向江门、新会进犯，新会的抗先队员奋起抗击敌人，坚持战斗数日，冒着枪林弹雨给守军送茶水，抬伤员，直到敌人攻进新会城东门时才下令撤退。中山县的抗先队员广泛发动民众，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动员群众募捐支援抗战，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抗先队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并拥有200多条枪。1939年7月，日军袭击中山县东北部横门，抗先队员与国民党地方武装一起，与日军鏖战九昼夜，终于击退了敌人，取得了横门保卫战的胜利。12月，清远琶江的抗先队员发动几千乡民，打退了来犯的日军，俘虏日本兵数名，缴获枪枝弹药一批，使日军从此视琶江为畏途，不敢轻易窜扰。

　　第二，发动和组织民众参加抗战，抗先队员除继续通过墙报、漫画、演讲、演剧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外，还注重帮助农民耕种，为农民购买种子，组织护耕队等，解决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到1939年5月，由抗先组织建立起来的妇女团体有7000多人；农民抗敌同志会和自卫团5000多人；民校5万多人。

　　第三，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的方针，安排了几百名抗先队员到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工作。这些抗先队员以上政治课，教唱抗日歌曲，作时事报告，出墙报，与士兵交友、谈心等方式，提高士兵对抗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了解士兵的疾苦，解决士兵的思想问题。他们还经常发动群众劳军，促进军民团结抗日。这一系列的政治工作，使十二集团军的士气为之一振，士兵逃跑现象大减。在1939年12月的第一次粤北战役中，十二集团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之下，击退了日军，取得了胜利，这与抗先队员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第四，掩护了中共的工作，促进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1938年底，抗先战工队到达广宁后，其中的党员干部钟文钜、温盛湘受省委指示，恢复了当地党组织的活动，重建了广宁县委。1939年初，抗先总队部在河源设立东江办事处，在这里，中共建立了中心支部。后以此为基础扩大成为中共河源中心县委，负责河源、新丰、龙门、和平等地党的组织工作。河源中心县委还以抗先东江办事处的名义，先后举办了八期青年训练班，在训练班的学员中发展党员。1939年5月，中共党员以抗先总队部工作组的合法名义，在佛冈开展活动，不久，即与当地中共党员组成中共佛冈区委。对此，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曾肯定：广东“党的发展与抗先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 　　

　　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经过战争的锻炼，抗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1939年10月，抗先队员增加到12000多人，队伍的成份也以青年农民占大多数，组织基础已牢牢扎根于广大的农村。

　　反对迫害  坚持抗战

　　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领导集团逐渐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方针。3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智梅来广东宣传反共，广东的政治形势逐渐恶化。7月中旬，国民党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分团，以此统制、包办全省的青年运动，加紧对广东青年运动的控制。随后，国民党省党部强迫抗先总队部领导人员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还要抗先总队部发表宣言，号召全省抗先队员参加。对此，中共广东省委指出：三青团如果作为一个抗日的青年团体出现，抗先可与它建立统一战线，但如果别有用心，要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要解散抗先，我们坚决反对，绝不退让。抗先总队部根据省委的指示，拒绝发表号召全省抗先队员参加三青团的宣言。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对抗先的各级地方组织开始了疯狂的摧残。早在3月间，广宁抗先队被停止活动，经总队部多方活动才保存下来。此后，合浦、郁南、台山、中山、开平、新会、云浮、新兴、惠阳等县的抗先队，以至总队部驻新兴的西南办事处，驻河源的东江办事处也先后被强行解散或停止活动。

　　1939年12月起，国民党省党部多次派人找抗先总队部负责人谈话，限期抗先公开宣布解散。三青团分团还强行占领抗先总队部地址，甚至公然散布，要逮捕或暗杀抗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员。

　　1940年4月13日晚，广东国民党当局由高信、蔡劲军等约请抗先总队部负责人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在谈判会上，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高信以及三青团广东分团主任蔡劲军等人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抗先谈判代表毫不动摇，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最后，国民党顽固派限抗先代表三天之内就解散抗先问题作出答复。会议不欢而散。

　　谈判破裂以后，国民党当局扬言：“逮捕全体总队部工作人员，并以非常手段对待一二主要负责分子。”为保存革命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抗先总队部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共省委指示，按原先作好的安排先后撤离韶关。

　　4月15日，抗先总队部发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为各级队部被解散告社会人士书》。回顾了抗先成立两年多以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建树的光辉业绩；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用强蛮行径解散青年抗日团体，以威胁、强迫离境、暗中跟踪、非法逮捕等卑鄙手段迫害爱国青年；明确表示，对国民党当局要抗先解散组织，停止活动，“绝对不能够接受”。虽然抗先实际上已被取缔，但是，广大的抗先队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转移到沦陷区去，到革命部队去，转移到各行各业之中，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