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刺孚琦、李准、凤山亲历记》一文的几点质疑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1 16:37:50

　  总之，根据以上两个方面，《亲历记》的理由不可靠。

　  按照理由（二），行刺孚琦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然而如果发生了这么大的战斗，那么当时的报纸、人们的言谈中总会涉及到。但当时的有关文字记载都没有谈到这样的战斗。连当时粤督张鸣岐致北京军机处电奏中也只说：“（温生才）独自一人在东门外道（行刺）”（17）。另外，按《亲历记》说，王和顺也参加了此次行刺且带领第三队行动。而实际上王和顺此时仍在南洋。冯自由记载：“（自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逃往新加坡后）和顺由是息影南洋者三年。至辛亥年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后始回香港有所活动”，“是年八月回惠州发难”（18）。练秉彝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炯明与王和顺》这篇回忆录中也说王和顺这时仍“在海外宣传革命”，“辛亥年秋，回惠阳活动”（19）。因此王和顺不可能参加这次行刺活动。此外，《亲历记》说与敌人交火时“林德中当场壮烈牺牲”，这也很难令人置信，试问，如果敌人多打死一个革命党人，那么他们的记载中为什么都没有谈到？

　  与此相联系，理由（三）也不可靠。试问，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战斗，而革命党人却故意在外面放风说是“温生才的个人行动”，敌人会相信吗？

　  总之，《亲历记》的“革命党人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之说是不可靠的。

　  我们认为莫雄等人的说法可靠即行刺孚琦完全是“温生才的个人行动”，他“事前并未与党人联系”。

　  首先刺杀孚琦当场只有温生才一人行动。

　  辛亥年三月二十日《民立报》报道说：“（在审问温生才时）问官又诘以同党，诘以何不多约帮手？”《东方杂志》当时亦记载：“（孚琦）归时，行至东门城外，突被一身穿蓝衫者迎面放枪击之，中将军额，复续放三枪，中头部腹部，旗兵舆夫均哄散。迨巡警道等趋视，将军已殒命矣，凶手弃枪向东门逸，为巡士尾追捕获”（20）。1913年广益书局印行的《满清稗史》，其中第十七册为一广（庵）编的《暗杀史》也说是温生才一个人刺杀了孚琦。《清史稿》也说：“有温生才者，隶革命党，事暗杀。会日将暮，伏道左，俟其至，轰击之，遂殒命”（21）。这些当时文字记载都没有谈到如同《亲历记》所说的另有革命党人配合温生才的行动。

　  那么是否还存在这种情况即革命党人谋划刺杀孚琦而在行刺时却仅派温生才一人上场呢？回答是否定的。

　  前面已经说明行刺孚琦不可能是革命党人密谋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温生才的独自谋划。

　  冯自由在《温生才事略》中说：“（温回国谋刺孚琦）时黄克强、赵伯先等方谋在粤大举（黄花岗起义），省垣机关林立，生才与港粤两地党人绝少往来，故并不知之”。既然温生才与党人绝少往来，又不知黄花岗起义，那么行刺孚琦当然是他个人的谋划。

　  曹亚伯也说温生才此次谋刺时“绝不谋之诸同志”（22）。

　  邹鲁也说温生才“但恐谋之于众，或人多事泄”便“独自一个”谋刺（23）。

　  值得注意的是，温生才在此次行刺前不久曾给几个革命党人写过信：“……自徐、汪二君失败后（即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的两次均败），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能得有鬼炮（即手枪）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望君尽力进行，达目的而后止，勿学我温某有头无尾也”（24）。从此信来看，“温生才的个人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

　  综上所述，刺杀孚琦完全是“温生才的个人行动”，而不是革命党人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已明确了。

关于孚琦被刺的时间

　  《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说孚琦是燕塘看完飞机表演返城途中被刺的（25）。而《亲历记》则说：（孚琦）是由将军衙门出，经大东门直上至红花岗脚附近”被刺的，“并没有到达燕塘观看就已毙命，不是看完施放气球在回路时遇刺的”。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孚琦是去时还是回时被刺的？

　  先来看“去时被刺”说。

　  《亲历记》没有交待孚琦当天被刺的具体时间。而辛亥年三月二十二日《大公报》记载的是孚琦“至五点余钟”被刺。有的史料记载的是在“日将暮”（26）、“至薄暮”时（27）。按照《亲历记》所说，孚琦则是在下午五点多钟即“日将暮”时去看飞机表演，这是不可能的。这也和文中所述孚琦“毅然答应”“午时到燕塘操场观看”相矛盾。

　  我们认为“回时被刺”说可信。

　  孚琦被刺的时间，温生才最清楚。他说：“想孚将军早晚总要进城，若不趁时行刺，下一次难得机会，大约四点钟即到谘议局门口大路候”（28）。由于燕塘在城外，“进城”指孚琦看完表演从燕塘返城。因此“回时被刺”说是可信的。

　  当时的《民立报》（29）、《大公报》（30）、《东方杂志》（31）都说孚琦回时被刺。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都采用此说，足见其可靠性。

关于案发前后的几个细节

　  关于案发前后的几个细节，《亲历记》和其它史料说法不一。这里也进行初步的考证。

　  莫雄在《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中说：“孚琦即乘几人抬绿呢大轿前呼后拥地回城”（32）。而《亲历记》则说：“孚琦乘马前呼后拥鸣锣喝道而来”；并说：“莫雄先生之说是乘八人抬绿呢大轿等等均非事实”。

　  同时，《亲历记》还说：“（孚琦）乘马经过红花岗时，温生才立即在岗上向孚琦连续投掷三枚炸弹”，“孚崎本人被炸伤倒地”，“是时温生才立即冲前向他连续开枪，将他击毙”。而最新版本的《简明中国近代史》也说温生才“炸毙”孚琦（33）。

　  以上涉及两个问题：孚琦被刺时是乘马还是乘轿？孚琦是否被炸？

　  这两个问题，温生才当然很清楚。他说：“（当孚来时）拔枪向轿连击四响，不知中伤如何，当即被获”（34）。

　  在场的敌人也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日乘马跟随轿后之巡捕前锋甲兵七八人一闻枪声鞭马回头”（35）。

　  《暗杀史》也说：“（温烈士）闯至轿前，手持五响快枪向璞孙（指孚琦）猛击（致毙）。”邹鲁也说：“（温）出手枪向轿门内一击”，“再向轿内连发三枪（便逃）”（36）。

　  所以，事实是：孚琦被刺时乘的是轿，是被手枪击伤、击毙的。温生才行刺时没有使用炸弹。

　  《亲历记》谈到了温生才被捕的经过，说温生才被捕时“将手枪掷于地上”，让刘警长和两名巡警抓去，“而且被捕时他尚剩有子弹五粒”。

　  这种说法难以令人置信。按照此说，温生才手枪在手，还有五粒子弹，而敌人仅三名，且只“距离数丈”。既然如此，那么温生才怎么不开枪呢？

　  我们认为，温生才在枪杀孚琦后当场弃枪而逃，后来被以郑家森为主的五名巡警逮捕。理由如下：

　  温生才供词说：“事后我即由东校场（东校场为孚琦被刺处）弃枪而走”（37）。当时的《东方杂志》也说“（连击四枪后）凶手弃枪向东门逸，为巡士尾追捕获”（38）。《暗杀史》也说：“（温枪击孚后）弃枪从东校场口积厚新街遁”。冯自由在《温生才事略》中说：“其凶器（即手枪）弃于尸场附近拾得”（“尸场”即孚琦被刺处）。

　  可见，温生才在行刺现场弃枪而逃之说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看被捕时的情况。

　  据当时当地的“巡警道申报督院”的材料说：“（在孚被刺后）惟该巡警郑家森于刺客放枪、卫队纷逃之际不动声色追踪拿获……以三等巡官升用，并赏银二百两；至侦缉巡警黄熙材始则协同尾追继则奋力拿获……应赏银一百两；巡警周定邦、陈金、预备巡警曹德邦同出力各赏银五十两”（39）。这是敌人内部材料，十分可靠。从这里看，有五人受奖，说明有五名巡警逮捕了温生才。而《亲历记》中所谓的刘警长“因此次促获温生才有功，事后被清政府提升为三等区员”，联系上面的“三等巡官升用”，可知《亲历记》所说的“刘警长”乃是“巡警郑家森”之误。

　  《暗杀史》也说，“巡警郑家森”在“河南侦缉队黄熙材”、“巡警陈金、周定邦、曹德”四人出力协助下“拿获”了温生才。

　  所以，以郑家森为主的五名巡警捕获了温生才之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冯如并非死于此日

　  《亲历记》说冯如在孚琦被刺此日表演时“触地毙命”。无独有偶，莫雄也说：“（此日）冯如所驾驶的飞机刚刚起飞，即碰着竹林坠毁，机碎人亡”（40）。

　  这里必须纠正的是，冯如并非死于此日。冯如此时还活着。即使在1911年11月广东独立后，冯如还“投身革命，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陆军飞机队飞机长”（41）冯如的飞行助手朱兆槐保存了“广东军政府陆军飞机队成立时的照片”，照片上中坐者为冯如（42）。

　  冯如是在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燕塘表演飞行，不幸失事而卒（43）。

　  以上是对罗锦泉的回忆录《亲历记》有关孚琦被刺案中的一些说法提出的质疑，就教于熟悉这段史实的同志。

　  ①文史丛书《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该书以下简称《专辑》（上）。

　  ②《专辑》（上）第1、2页。

　  ③《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0页。

　  ④黄汉纲：《黄花岗起义二三事》，《专辑》（上）第51页。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49页。

　  ⑥黄兴：《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黄兴集》第47页。

　  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页。或参阅黄汉纲：《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专辑》（上）第135页。

　  ⑧《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页。

　  ⑨《武昌革命真史》上册，第278页。

　  ⑩辛亥年三月二十日《民立报》。

　  （11）同⑨。

　  （12）、（13）：冯自由：《温生才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

　  （14）《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页。

　  （15）同⑨。

　  （16）姚雨平：《新军起义前后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回忆》，《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71页。

　  （17）《辛亥革命》（四），第189页、

　  （18）《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21页。

　  （19）《专辑》（上）第103页。

　  （20）《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

　  （21）《清史稿》卷469，列传256，孚琦传，第12785页。

　  （22）《武昌革命真史》上册，第278页。

　  （23）《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页。

　  （24）温生才：《致孝章、源水、螺生函》。《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第1327页。

　  （25）《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88页。
　  （26）《清史稿》卷469，列传256，孚琦传，第12785页。

　  （27）《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页。

　  （28）辛亥年三月二十日《民立报》。

　  （29）辛亥年三月十六日《民立报》。
 
　  （30）辛亥年三月二十二日《大公报》。

　  （31）《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

　  （32）《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88页。

　  （33）孙五华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33页。

　  （34）《辛亥革命》（四）第189页。
 
　  （35）辛亥年三月十六日《民立报》。
 
　  （36）《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798页。

　  （37）辛亥年三月二十日《民立报》。

　  （38）《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

　  （39）辛亥年三月二十日《民立报》。

　  （40）《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88页。

　  （41）黄汉纲：《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专辑》（上）第141页。

　  （42）《专辑》（上）插图。
　
　  （43）《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或参考《专辑》（上）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