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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央银行挤兑风潮案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2 10:29:40

黄增章

  中央银行是孙中山大元帅于1924年8月在广州创建的。当时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地位还不稳定,军阀势力仍然很大,经济十分困难,但由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建国大纲,实现了国共合作,从而建立了黄埔军校,在纷乱黑暗中出现了一线曙光,在这时建立中央银行,和其他军政方面措施,目的是稳定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中央银行曾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五种纸币,称为中央纸币,俗称中纸。由于发行量不多,旋发旋收,有一定的准备金,如偶遇政潮挤兑,尚能应付裕如,颇得人民信任。接着往后两年,政局稍为稳定,这段时间,击溃了陈炯明的叛军,解决了刘震寰的桂军和杨希闵的滇军,平定了商团叛变,广东遂成为统一的革命根据地。所以中纸也赢得信誉,流通颇广,即使是偏远的山区也照样通行。当时广东流行的货币种类虽多,但均无力与中纸竞争,即使是坚挺的银元,也因含银成色不纯,又不及中纸方便,故以银元换中纸,每百元要补一二元左右,即中纸得银水1%或2%。

  1926年7月到1927年4月北伐战争期间,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部仰赖广东财政,由中央银行提供。1924年政府开支1000万左右,1925年度上升至5800多万,1926年度高达1.4亿元,所以不得不挪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动摇了中纸的信用,不时出现一些挤兑现象。到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传到广州,立即谣言四起,一些市民认为政局不稳,纷纷到中央银行南堤总行、西堤分行、永汉兑换所兑换现银。中纸兑现由14日的升水八毫变为补水八毫,至19日早低折至九八、九七,中午低至九三、九二,入夜竟低至九成。是日,商店、小商贩开始停止使用纸币购物,一些商办银行钱庄均宣布停止兑换中纸。于是人心浮动,挤兑风第一次达到高潮。中央银行尽力支撑,而兑换者纷至沓来,大有没完没了之势,不得不提早十分钟关门,从而引起更大的恐慌。

  挤兑风潮发生后,中央银行行长黄隆生商请军警当局派人到银号钱庄查探,严拿低折者,19日夜晚即拘捕十余名商人。20日是廖仲凯逝世二周年纪念日,21日是星期日,按规定是放假,为了安定人心,特决定照常兑换,并延长兑换时间。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公安局均发出布告,要人民勿信谣言,并严禁低折中纸。可是,20日挤兑风依然如故,兑换处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黄隆生与副行长林丽生、公安局长邓彦华邀请总商会商董、银业公会正副会长来开会,商讨对策。总商会长邹殿邦、银业公会会长李子平及林丽生等均认为应增加兑换处,以表示中行资本的雄厚和信誉。于是决定借西关太平街西荣巷银业公会为临时兑换处,立即用几辆汽车从南堤金库载现银到该处,任由人们兑换,兑换时间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比平时多了三个小时。银业公会发布通告,会长李子平还通电全省各县市,郑重其事地要各界相信并维护中纸的地位。经此一番布置后,20日下午,挤兑风逐渐减弱,21日中纸在市面已十足通用,事态似乎即将平息。

  不料,22日却发生了神秘的炸弹案。是日,南堤总行内仍有不少人来兑换。上午11时左右,有人从铁栅的窗口将一个用草纸和报纸包着的东西掷入,刚好落在藤椅上,故未即时爆炸。一个来兑换的人见那东西冒烟,便大呼:“炸弹!”工作人员赶忙将它从窗口掷出,炸弹触地爆炸,炸死两人,重伤13人。案发后,守卫队和警察立即封锁银行出口,广州警备司令部谍查队、公安局保安队封锁了长堤、永汉路、天字码头等主要街道,试图捕捉肇事者,却一无所获。

  炸弹案使刚刚趋于平缓的挤兑风又起。23、24两日,许多银号钱庄拒绝兑换中纸,市面上却暗将中纸低折,25日,每千元要补水40元。是日下午,黄隆生、林丽生及财政部秘书李仙根一同到晏公街广州市总商会内,邀集各行商董50余人,开拥护中央纸币的联席会议。会上,邹殿邦、李子平等均认为这次风潮是有人故意捣乱金融,都表示尽力维持中纸的地位。议决的主要措施有:由各行商先筹借300万元给政府作准备金;无论买卖汇兑交收还款,凡满一元以上者,一律须用中纸,由财政部和总商会各发公告,以示统一执行。而邹殿邦却有意识地提议:应由商界检查政府发行钞票和基金的情况,并公诸于众,让民众了解真情,才能平息风潮。官方不得不同意他的提议,当日即由总商会、市商会、商联会代表等人一齐到中央银行,检查中纸发行的实际情况,及现存金银数目,邹等因而进一步了解了内情。

  于是,以上的措施得到相反的效果。26日,市内各银号钱庄竟一律闭门,无异于表明拒用中纸,其他商店见状,自然也想方设法拒用,小商小贩更视中纸为不祥之物。由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油食物等总会超过一元以上,商店又不敢公开拒收,于是采用抬高物价的方法以“挽回损失”,由此导致物价腾贵。挤兑之风复炽后,无论总行分行还是各兑换处均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甚至有不少军人也去挤兑。各兑换处不断要总库拨现银以应付兑现,总库存银急剧减少。官方不得不从27日起限制兑换,规定每人每次最多不能超过300元,商店不能超过500元,而且必须盖上商号的图章,禁止军人穿着制服前去挤兑等等。是日,再次召开维持中纸的官商联席会议,但只讨论了300万元借款的问题,并决定由四商会联衔印制“所有买卖交收汇兑,凡一元以上,概用中行纸币,十足通用,不得歧视”字

  样的纸条,贴在各商店门上,以示监督。这种扬汤止沸的措施,自然无法遏止拒用风潮,挤兑风也依旧炽烈。中央银行在广东境内流通的纸币有1700多万元,至27日已兑回近千万元。

  风潮是由于民间担心政局变动而引起,但数日之后证明政局不会变,风潮稍息,而神秘的炸弹案使风潮复炽,官方从中觉察到事情蹊跷。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派出大批特务调查此案,各银行、兑换处便衣林立,对兑换者进行跟踪侦查,发现前来挤兑的大都不是普通市民,他们成群结队而来,几乎独占了兑换处。一般市民难于兑换,只好到其他银号去高价兑换银元。调查得知,那些成群结队而来的挤兑者大都是几家银号的人或是他们雇来的人。此外,银业公会的临时兑换处几乎被银业界和商业界所垄断,第一次运去的50万银元顷刻间即被兑光,后来越兑越凶,现银不断运去,象是进了无底洞。官方至此觉察到银业界、商业界是在混水摸鱼,推波助澜,使风潮无法休止。

  28日下午,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赶回广州,召古应芬(广东省财政厅长)、徐景唐、黄绍竑、邓彦华等开会,讨论这次风潮的问题,根据连日调查掌握的情况,大家确认是银业商业界的人从中作祟,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对商业界和银业界施加压力,查清事情真相,并决定从30日起停兑五日。

  29日下午,古应芬与邓彦华到总商会召集李子平、胡颂棠等商董开会。古应芬先说明政府已查得确凿证据,这次破坏金融的风潮总商会有责任,并传达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的决议,命令总商会筹借1000万元,给政府渡过难关,年利一分,从30日起五日内交齐,每日交200万元。众商董一时面面相觑。李子平以短时间内难于筹到巨款,只答应借300万元,进而要求次日开会再做决定。古应芬则强调这是广州政治分会的决定,总司令部亦同意,一定要当晚解决。双方相持不下,至12时,邓彦华即召来60名保安人员,将李子平等6名商董就地拘禁。此举使商界大为震动,次日,商会代表进谒李济深,要求减少借额及释放6位商董,李济深坚持不允。是晚,商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由商界认借600万元,由银业界认借400万元。商界决定以全市商店商业牌照资本额,每千元借50元,直到中纸十足通用为止,如不足用,每千元再借20元,以凑足600万之数,中纸十足通用后,允许各商店向中行自由提回,并要求由商会监督借款封存情况。此决议上呈后,李济深当即训令总商会:应如数筹足600万元;至于中行使用资金情况,不准商会越俎;借期未满不准擅自提回;五日内须缴清,逾期一日,罚借10%。面对如此强硬的态度,商界只好服从。

  但是,银业界承担的400万却迟迟未见落实。31日,当局召开银业界全体会议,许多人竟不出席,以致无法开会。一些银号纷纷将金银搬到沙面,托外人保护,并准备向外转移。为此,广州政治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银业界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是日下午,李济深训令古应芬、邓彦华:若银业界于本晚12点以前,仍无承认表示,并将分配手续办好,则由财政厅按商业牌照税额分配,并派军警将各银号前后门窗户等一律贴上封皮;明天晚上仍不能解决,则于9月2日拂晓,派督员将各店帐簿一律提送财政厅,以后先缴款之银号先行启封及发还帐簿;如有拒不缴款及企图逃走者,则吊销牌照,永远不准开业,并将其财产没收充公。是晚,银界尚未将应缴之款额分配好,有人还试图抵制和观望。次日凌晨一时,当局即调大批教导队、保安队人员及警察,将全市240余家银号钱庄统统查封,贴上“广州公安局封”的字条,店内人员一律不准外出,每店有2名士兵看守,并向各店宣读当局的谕令:各店按商业牌照税额,每千元缴纳450元,当日缴清,一日不缴,次日将帐簿提走,三日内不缴清,则将帐簿没收,并以破坏金融及反革命论处。这断然措施使银业界不敢再顽抗,9月1日,银业公会议决:一致团结为中央银行后盾;以全市银业资本800万元计,凡1万元资本者认缴5千,三日内交齐400万;概以中纸缴纳。由于市面流通的纸币已不多,各银号为凑足款项不得不尽量吸收中纸,中纸兑换价由原来九折八折一变为每百元须补水2-3元,金融风潮至此平息。在商界请求下,当局将扣留的商董释放了5名,李子平则仍被扣留。

  李子平于8月29日被拘禁后,即受到当局的严厉审讯。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李子平不得不招认乘机兴风作浪的事实。

  1925年9月宋子文当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宋的理财政策是竭泽而渔,不择手段地征,税收大增,所以有一年多时间金融稳定。1927年2月宋氏去职,这时北伐军费浩繁,竟至挪用了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更严重的是蒋介石背叛革命,4.12大屠杀、清党运动以及不久蒋氏下野等政治风波,导致中纸信用危机,邹殿邦、李子平等银业界便利用时机,混水摸鱼,他们内外勾结,串同林丽生及财政部的一些官员合伙炒买中纸。首先以延迟付款及数次到中行兑换巨额款项等办法,使中行资金一张一弛,从而使中纸的市价波动。挤兑

  发生后,又由林丽生出面,提出借银业公会为兑换处,将巨额现银交给该会,但兑换权均被邹、李的几家银号所垄断。他们将从中行兑到的现银在市面低价收购中纸,并派人到银行和各兑换处挤兑,使一般市民无法兑换,只能以低价兑给银号。邹、李等因而在几日间获取巨额暴利。案发后,9月6日,广州政治分会提出查办案,下令将有关人员逮捕。邹殿邦预先已得消息,8月29日即逃到大塘,次日乘轮船到香港。林丽生亦闻风远走,与之有关的财政部禁烟总处处长李海云、筹饷处长伍嘉诚、印花处处长陆耀文、会计课长陈荫孙被拘留,一些重要的职员被逮捕,财政部各处处长一律免职。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司法厅长陈融辞职,即日离粤。省财政厅长古应芬以“不能防范于前”和“才力之不逮”为由,向广州政治分会辞职,由冯祝万继任。   到11月间,张发奎、黄琪翔率师返粤驱逐李济深,于是挤兑风潮又起。政府迭用限制兑现及封存纸币办法,但收效甚微。年底张、黄退出广州时,将行库现金全部带走,至是中央银行不但无法兑现,且亦无法开业了。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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