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央银行挤兑风潮案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2 10:29:40

黄增章

　　中央银行是孙中山大元帅于1924年8月在广州创建的。当时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地位还不稳定，军阀势力仍然很大，经济十分困难，但由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建国大纲，实现了国共合作，从而建立了黄埔军校，在纷乱黑暗中出现了一线曙光，在这时建立中央银行，和其他军政方面措施，目的是稳定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中央银行曾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五种纸币，称为中央纸币，俗称中纸。由于发行量不多，旋发旋收，有一定的准备金，如偶遇政潮挤兑，尚能应付裕如，颇得人民信任。接着往后两年，政局稍为稳定，这段时间，击溃了陈炯明的叛军，解决了刘震寰的桂军和杨希闵的滇军，平定了商团叛变，广东遂成为统一的革命根据地。所以中纸也赢得信誉，流通颇广，即使是偏远的山区也照样通行。当时广东流行的货币种类虽多，但均无力与中纸竞争，即使是坚挺的银元，也因含银成色不纯，又不及中纸方便，故以银元换中纸，每百元要补一二元左右，即中纸得银水1%或2%。

　　1926年7月到1927年4月北伐战争期间，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部仰赖广东财政，由中央银行提供。1924年政府开支1000万左右，1925年度上升至5800多万，1926年度高达1.4亿元，所以不得不挪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动摇了中纸的信用，不时出现一些挤兑现象。到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传到广州，立即谣言四起，一些市民认为政局不稳，纷纷到中央银行南堤总行、西堤分行、永汉兑换所兑换现银。中纸兑现由14日的升水八毫变为补水八毫，至19日早低折至九八、九七，中午低至九三、九二，入夜竟低至九成。是日，商店、小商贩开始停止使用纸币购物，一些商办银行钱庄均宣布停止兑换中纸。于是人心浮动，挤兑风第一次达到高潮。中央银行尽力支撑，而兑换者纷至沓来，大有没完没了之势，不得不提早十分钟关门，从而引起更大的恐慌。

　　挤兑风潮发生后，中央银行行长黄隆生商请军警当局派人到银号钱庄查探，严拿低折者，19日夜晚即拘捕十余名商人。20日是廖仲凯逝世二周年纪念日，21日是星期日，按规定是放假，为了安定人心，特决定照常兑换，并延长兑换时间。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公安局均发出布告，要人民勿信谣言，并严禁低折中纸。可是，20日挤兑风依然如故，兑换处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黄隆生与副行长林丽生、公安局长邓彦华邀请总商会商董、银业公会正副会长来开会，商讨对策。总商会长邹殿邦、银业公会会长李子平及林丽生等均认为应增加兑换处，以表示中行资本的雄厚和信誉。于是决定借西关太平街西荣巷银业公会为临时兑换处，立即用几辆汽车从南堤金库载现银到该处，任由人们兑换，兑换时间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比平时多了三个小时。银业公会发布通告，会长李子平还通电全省各县市，郑重其事地要各界相信并维护中纸的地位。经此一番布置后，20日下午，挤兑风逐渐减弱，21日中纸在市面已十足通用，事态似乎即将平息。

　　不料，22日却发生了神秘的炸弹案。是日，南堤总行内仍有不少人来兑换。上午11时左右，有人从铁栅的窗口将一个用草纸和报纸包着的东西掷入，刚好落在藤椅上，故未即时爆炸。一个来兑换的人见那东西冒烟，便大呼：“炸弹！”工作人员赶忙将它从窗口掷出，炸弹触地爆炸，炸死两人，重伤13人。案发后，守卫队和警察立即封锁银行出口，广州警备司令部谍查队、公安局保安队封锁了长堤、永汉路、天字码头等主要街道，试图捕捉肇事者，却一无所获。

　　炸弹案使刚刚趋于平缓的挤兑风又起。23、24两日，许多银号钱庄拒绝兑换中纸，市面上却暗将中纸低折，25日，每千元要补水40元。是日下午，黄隆生、林丽生及财政部秘书李仙根一同到晏公街广州市总商会内，邀集各行商董50余人，开拥护中央纸币的联席会议。会上，邹殿邦、李子平等均认为这次风潮是有人故意捣乱金融，都表示尽力维持中纸的地位。议决的主要措施有：由各行商先筹借300万元给政府作准备金；无论买卖汇兑交收还款，凡满一元以上者，一律须用中纸，由财政部和总商会各发公告，以示统一执行。而邹殿邦却有意识地提议：应由商界检查政府发行钞票和基金的情况，并公诸于众，让民众了解真情，才能平息风潮。官方不得不同意他的提议，当日即由总商会、市商会、商联会代表等人一齐到中央银行，检查中纸发行的实际情况，及现存金银数目，邹等因而进一步了解了内情。

　　于是，以上的措施得到相反的效果。26日，市内各银号钱庄竟一律闭门，无异于表明拒用中纸，其他商店见状，自然也想方设法拒用，小商小贩更视中纸为不祥之物。由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油食物等总会超过一元以上，商店又不敢公开拒收，于是采用抬高物价的方法以“挽回损失”，由此导致物价腾贵。挤兑之风复炽后，无论总行分行还是各兑换处均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甚至有不少军人也去挤兑。各兑换处不断要总库拨现银以应付兑现，总库存银急剧减少。官方不得不从27日起限制兑换，规定每人每次最多不能超过300元，商店不能超过500元，而且必须盖上商号的图章，禁止军人穿着制服前去挤兑等等。是日，再次召开维持中纸的官商联席会议，但只讨论了300万元借款的问题，并决定由四商会联衔印制“所有买卖交收汇兑，凡一元以上，概用中行纸币，十足通用，不得歧视”字

　　样的纸条，贴在各商店门上，以示监督。这种扬汤止沸的措施，自然无法遏止拒用风潮，挤兑风也依旧炽烈。中央银行在广东境内流通的纸币有1700多万元，至27日已兑回近千万元。

　　风潮是由于民间担心政局变动而引起，但数日之后证明政局不会变，风潮稍息，而神秘的炸弹案使风潮复炽，官方从中觉察到事情蹊跷。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派出大批特务调查此案，各银行、兑换处便衣林立，对兑换者进行跟踪侦查，发现前来挤兑的大都不是普通市民，他们成群结队而来，几乎独占了兑换处。一般市民难于兑换，只好到其他银号去高价兑换银元。调查得知，那些成群结队而来的挤兑者大都是几家银号的人或是他们雇来的人。此外，银业公会的临时兑换处几乎被银业界和商业界所垄断，第一次运去的50万银元顷刻间即被兑光，后来越兑越凶，现银不断运去，象是进了无底洞。官方至此觉察到银业界、商业界是在混水摸鱼，推波助澜，使风潮无法休止。

　　28日下午，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赶回广州，召古应芬(广东省财政厅长)、徐景唐、黄绍竑、邓彦华等开会，讨论这次风潮的问题，根据连日调查掌握的情况，大家确认是银业商业界的人从中作祟，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对商业界和银业界施加压力，查清事情真相，并决定从30日起停兑五日。

　　29日下午，古应芬与邓彦华到总商会召集李子平、胡颂棠等商董开会。古应芬先说明政府已查得确凿证据，这次破坏金融的风潮总商会有责任，并传达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的决议，命令总商会筹借1000万元，给政府渡过难关，年利一分，从30日起五日内交齐，每日交200万元。众商董一时面面相觑。李子平以短时间内难于筹到巨款，只答应借300万元，进而要求次日开会再做决定。古应芬则强调这是广州政治分会的决定，总司令部亦同意，一定要当晚解决。双方相持不下，至12时，邓彦华即召来60名保安人员，将李子平等6名商董就地拘禁。此举使商界大为震动，次日，商会代表进谒李济深，要求减少借额及释放6位商董，李济深坚持不允。是晚，商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由商界认借600万元，由银业界认借400万元。商界决定以全市商店商业牌照资本额，每千元借50元，直到中纸十足通用为止，如不足用，每千元再借20元，以凑足600万之数，中纸十足通用后，允许各商店向中行自由提回，并要求由商会监督借款封存情况。此决议上呈后，李济深当即训令总商会：应如数筹足600万元;至于中行使用资金情况，不准商会越俎;借期未满不准擅自提回;五日内须缴清，逾期一日，罚借10%。面对如此强硬的态度，商界只好服从。

　　但是，银业界承担的400万却迟迟未见落实。31日，当局召开银业界全体会议，许多人竟不出席，以致无法开会。一些银号纷纷将金银搬到沙面，托外人保护，并准备向外转移。为此，广州政治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银业界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是日下午，李济深训令古应芬、邓彦华：若银业界于本晚12点以前，仍无承认表示，并将分配手续办好，则由财政厅按商业牌照税额分配，并派军警将各银号前后门窗户等一律贴上封皮;明天晚上仍不能解决，则于9月2日拂晓，派督员将各店帐簿一律提送财政厅，以后先缴款之银号先行启封及发还帐簿;如有拒不缴款及企图逃走者，则吊销牌照，永远不准开业，并将其财产没收充公。是晚，银界尚未将应缴之款额分配好，有人还试图抵制和观望。次日凌晨一时，当局即调大批教导队、保安队人员及警察，将全市240余家银号钱庄统统查封，贴上“广州公安局封”的字条，店内人员一律不准外出，每店有2名士兵看守，并向各店宣读当局的谕令：各店按商业牌照税额，每千元缴纳450元，当日缴清，一日不缴，次日将帐簿提走，三日内不缴清，则将帐簿没收，并以破坏金融及反革命论处。这断然措施使银业界不敢再顽抗，9月1日，银业公会议决：一致团结为中央银行后盾;以全市银业资本800万元计，凡1万元资本者认缴5千，三日内交齐400万;概以中纸缴纳。由于市面流通的纸币已不多，各银号为凑足款项不得不尽量吸收中纸，中纸兑换价由原来九折八折一变为每百元须补水2-3元，金融风潮至此平息。在商界请求下，当局将扣留的商董释放了5名，李子平则仍被扣留。

　　李子平于8月29日被拘禁后，即受到当局的严厉审讯。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李子平不得不招认乘机兴风作浪的事实。

　　1925年9月宋子文当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宋的理财政策是竭泽而渔，不择手段地征，税收大增，所以有一年多时间金融稳定。1927年2月宋氏去职，这时北伐军费浩繁，竟至挪用了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更严重的是蒋介石背叛革命，4.12大屠杀、清党运动以及不久蒋氏下野等政治风波，导致中纸信用危机，邹殿邦、李子平等银业界便利用时机，混水摸鱼，他们内外勾结，串同林丽生及财政部的一些官员合伙炒买中纸。首先以延迟付款及数次到中行兑换巨额款项等办法，使中行资金一张一弛，从而使中纸的市价波动。挤兑

　　发生后，又由林丽生出面，提出借银业公会为兑换处，将巨额现银交给该会，但兑换权均被邹、李的几家银号所垄断。他们将从中行兑到的现银在市面低价收购中纸，并派人到银行和各兑换处挤兑，使一般市民无法兑换，只能以低价兑给银号。邹、李等因而在几日间获取巨额暴利。案发后，9月6日，广州政治分会提出查办案，下令将有关人员逮捕。邹殿邦预先已得消息，8月29日即逃到大塘，次日乘轮船到香港。林丽生亦闻风远走，与之有关的财政部禁烟总处处长李海云、筹饷处长伍嘉诚、印花处处长陆耀文、会计课长陈荫孙被拘留，一些重要的职员被逮捕，财政部各处处长一律免职。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司法厅长陈融辞职，即日离粤。省财政厅长古应芬以“不能防范于前”和“才力之不逮”为由，向广州政治分会辞职，由冯祝万继任。　　到11月间，张发奎、黄琪翔率师返粤驱逐李济深，于是挤兑风潮又起。政府迭用限制兑现及封存纸币办法，但收效甚微。年底张、黄退出广州时，将行库现金全部带走，至是中央银行不但无法兑现，且亦无法开业了。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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