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期间广东的鸦片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2 10:31:43

　　福民堂结束时，大小职员皆发金牌一个，留作“纪念”，并发每人不等的福利金。

　　陈思齐成了暴富，后来开了一间典当业的福大公司，又出资买得广州城西方便医院董事长头衔，充作善长仁翁。1945年日本投降前不久，携眷乘日轮“白银丸”去香港，船在途中触雷沉没，陈全家葬身鱼腹。

　　副理王某人也成暴富，在广州开了洪记金铺和中华油厂，收购了黄祥华如意油药行，买了楼宇百多间，建了美仑美奂的花园别墅。后因妻妾纠纷，郁郁寡欢，又遇美机来袭，惊惶过度，得癫狂症失常而死。

　　其他高中级职员，也多已脑满肠肥，甚或腰缠万贯，日本投降时怕钱多引国民党注目，故多已逃亡。其中一个女通译郑某为国民党肃奸委员会所捕，花了38两黄金获释，逃往外地。

　　戒烟所(售吸所)

　　禁烟局成立后，售吸所归口该局管辖，对各售吸所采取了两点措施：一是改名为戒烟所，重新登记换发牌照，每家收牌照费100元，除原有甲乙丙三等外，增发丁等牌，名为私家牌。烟民领丁等牌后，可以在家吸食，甲乙丙牌每月每灯缴牌照费2角，丁等却收每灯2元。其实在家吸食的原已十分普遍，不是营业何须领牌，体面人家多不上售吸所，都是在家设烟床。这就给禁烟局钻了一条财路。二是准许各戒烟所(售吸所)自行开镬每月煮烟一次，理由是利用其烟灰混煮，使各所多得利润。各所煮的叫开口盅，每两20元，比配售的公烟低5元。这实际上准许各所煮私烟，俟机分肥。

　　鸦片烟馆在广州断断续续已有百年，日伪称为售吸所，又改戒烟所，老百姓就是叫烟馆。烟馆摆满烟灯，横床直竹，瘾君子吞云吐雾，是人人共见的，日伪称为戒烟所，真是掩耳盗铃，欺世愚民。事实却是在禁烟局的维护下，戒烟所(烟馆)越开越多，越开越大。以广州而言，1939年只有70多家，1940年成立禁烟局后发展为110多家，1943年7月达到171家，公灯2100多支。营业时间从上午8时到晚上12时，每支灯二人用，16个小时可供10-20人用，即是每天可接待顾客3-4万人次。烟灯日耗上等生油近300斤。这个行业确是“一枝独秀”。

　　开烟馆的都是有恶势力的人，广州人叫“捞偏门”，过去不少恃势私自开镬，由于允许开镬，私烟便大行其道，禁烟局只好视而不见，彼此讲数，各得其所。如浆栏路的“冠环球”，是番禺侦缉长杨某人开设，三层的石屎楼房，有私灯30支，私灯就是售私烟;文明路的“凝云”，是警务处的陈姓科长开设;和平路的“柏庐”，是日本西宪兵侦缉队长唐某开设，均有私灯20-30支，一直安全无事。不少大型烟馆，陈设华丽，可留烟客住宿。因当时的酒店旅馆，常有侦缉或日本宪兵检查骚扰，带了贵重物品或私货的旅客，在烟馆留宿最为稳妥，还可以代客保管私货。更奇怪的是，烟馆出来的“道友”(广州称烟民为道友)，只要衣冠整齐，在宵禁时间，日本鬼子的岗哨也准其通过。

　　开烟馆的都赚了钱，公烟每两利润5元，除此还有很多歪门邪道，如弄假掺杂，或将承销的公烟转手外运，有些将公烟瓦盅换铜罐，贴孖金钱销外地。总之办法很多，171家烟馆做到日本投降，具体赚了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多少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最后沦为饿殍，处处可见普通烟民的凄惨情景。

　　检查队和检查员

　　禁烟局检查队的任务是缉私烟，初时队员4人，作者是其中一个。队长雷某是局长同乡。禁烟局扩大为全省禁烟局后，队员扩充至40人，改由伪省府情报处长郭某任队长，设承审员2人，可自审自办烟案，缉获私烟可按公烟价五倍至一百倍课罚，实则是通通没收。罚没所得，40%充作奖金，当中，全局职工占10%，线人10%，检查队占5%，经办缉获人5%，协缉人10%。

　　私烟来源多是港澳走私进口，也有不少是郊县种植的。私烟省去福民堂的高额利润和印花税、饷项等，售价约为公烟一半。

　　检查员(缉私员)也是个肥缺，他不在乎奖金，因奖金仅得5%，为此得罪人不值得，遇有私货不时卖人情放水，反而有利。有些检查员宁愿不要工资，靠捞黑钱。他们利用职权私运烟土，监守自盗，或者开烟馆，或作烟馆后台。有些在家开私灯，煮私烟，招私客。检查员多是日本宪兵队和警务处的头面人物介绍来的，都有所恃。有些烟馆老板，出钱买个检查员名衔以自保。

　　当检查员也有碰钉子的，大霸欺小霸。作者于1943年一次奉令到中华中路(解放中)纪纲街某宅缉私烟，进入内室时，有妇女拦阻说，此系财政厅秘书长卫某人住宅。我听了一怔，禁烟局隶属财政厅，知已碰钉，正欲退出，卫某人已在烟榻徐徐坐起，放下烟枪，拿起一盅烟膏，对着我说：“这盅孖金钱系雷公(禁烟局长雷遇春)送给我的，你来拉(捕)我吗?”我即赔礼，连声不敢，请门外警察作证没有骚扰卫氏大府，签名具结才得脱身。卫某揸了把柄，过了几天，硬要雷遇春收其内侄冯某当检查员，此事才作了结。 铲烟苗运动

　　由于烟土好价，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路来货中断，市郊和附城各县纷纷种植罂粟(罂粟果可取汁多次，晒干即成烟土)，市郊嘉禾、龙归、人和、南村、北村、竹料、钟落潭一带的产品叫“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同安、同和、榕树头、长湴、龙眼洞一带的叫“禺南土”;石牌、员村、程界、车陂、棠下、朱村、黄村一带的叫“黄埔土”;东莞产的叫“东莞花叶”;还有从化、花县以至四邑等地，不一而足。远的不算，近的种了一万多亩。禺北土收成较快，产量质量也较优，九种三收，即农历九月下种，明年三月收成。这些烟土，初则是零星入市的私货，后来福民堂收购，外地来购，但仍有部分成为私货，由于这样，成为禁烟局生财之地。禁烟局凭着禁令，提出所谓“铲烟苗运动”。每年农历十一月下旬，派出大批人员，打着铲烟旗号，分头巡视，局长也择地出巡，每次我亦随行。九月下种，十一月烟苗已长，巡视目的是了解烟苗生势、种植面积等情况。所到之处，乡绅地霸出面逢迎，讨价还价，谈判结果是所谓体恤烟农，转作收成后罚款处理，订定每亩罚210元，随即详细登记面积，责成县、区长负责执罚上缴。但是执罚时却不收现金，而是作价每两7元折收烟土，即每亩收30两。当时收购价每两13-14元(私烟更不止此价)，作价7元只得半价，实际是加倍执罚。这笔收入，非常可观。禁烟局这一着，明似掠夺，实则分肥，因为种烟的不是一般农民，都是土豪地霸，每亩地可收百余两，拿出30两并无大碍，还有大利。

　　烟苗既然不铲，却又演些闹剧。每年农历三月初派人到处铲烟，雷遇春亲自领队，一营伪军护驾，浩浩荡荡，所到之处，主人殷勤款接，有吃有喝还送钱送物。铲烟回去时，用几部大卡车满载烟苗，张开“广东省禁烟局铲烟苗队”的大幅白布横额，大张旗鼓巡游市内。其实铲的是已取了汁的罂粟，果子只是空壳。烟已收成，反正要铲换种其他作物的了。

　　焚鸦片烧烟具

　　1942年夏，禁烟局搞了一次当众焚鸦片烧烟具的把戏。事前在报章上作了几天宣传，重申禁政实施，公布缉获的私烟和烟具数目(当然不是真实数目)，定了时间地点，欢迎市民观看焚烧。果然，按时在原日南海学宫门前当众举火。烧的到底是什么?一切东西，早已偷龙转凤，一把火正好灭证。所谓私烟，烧起来没有烟味，而是烟屎和布胶的混合气味，不是“道友”也能鉴别。至于烟具，计焚毁烟枪100多支、烟灯100多盏、烟盅烟盒1000多个、烟斗刮和针等一大堆，这些都是下等劣货，是“扫把柄”、“沙煲耳”之类的东西，全是废品。本来，缉获的烟具有些是名贵上品，如“双溪斗”、“双吉斗”、“香娘斗”和每支百多元的“崖洲竹”烟枪，有些烟枪是镶银圈或金质圈、镶象牙或全象牙的，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戒烟留医所

　　由于烟祸横流，到1942年有几个社会团体由广州妇女会领衔要求伪政府加以约制，陈璧君也出头表示“支持”。是年夏，禁烟局便开了一所“戒烟留医所”，所址在原日南海学宫，由福民堂给开办费3万元，另每月给经费4000元。为什么福民堂给钱?是陈璧君找了陈思齐，对他说，你福民堂赚了大钱，应做点“福民”的事。一句话便解决。该所有所长霍某、总务主任冯某、医务主任曹某，有医生一名、男女护士6名，还有杂工和其他人员等;有病床60张，设留医特别室3间，医疗器械及比较贵重的药物一批。后来安排警察4名，有脚镣10多副。警察和脚镣何用?下面再表。

　　开办初期，留医者40-50人，多系伪府高级职员家属或富家子弟。过了几个月，贵重药品用完，没有补充，就没有“高贵”的病人了。这时只用些普通胃药。治疗方法是在静脉抽血，注回臀部肌肉内，人称之为以其人之血还治其人之身，效果不大，后来病人寥寥无几。曾有两次日本观光团来参观，因没有病人，便搜罗贫苦烟民50多人充数，条件是供免费食宿三天，观光团走了便没事。

　　当时有些烟犯，是抓获的贩私烟、吸私烟等的犯人。在课罚之前，一般寄押在各警察分局，待弄清其贫富环境后择肥而噬。这些犯人，常年有几十人，为免警察局插手分肥，反正戒烟留医所空着，1943年秋，将全部烟犯40多人移押于该所，名为烟犯戒烟。不久，留医的全部是犯人，留医所成为禁烟局的拘留所，警察昼夜看管，富裕的烟犯加脚镣，要交开镣费。但也有舒适的特别室，肯出钱便可入住，不仅没有加镣，而且逍遥得很。所有烟犯，罚款与黑钱交足便可离所。

　　国土沦亡，正直的中国人都知亡国恨，只有小撮败类，欺压百姓，求得一时富贵虚荣。当时广州市百业凋零，饿死人不少，路尸天天可见，但是烟、赌、娼三个行业畸形“繁荣”，点缀了都市的“升平”。广州人抽鸦片，断断续续已有百年，但都没有日伪时候那样猖狂和普遍。多少烟民，一旦失足，无能自拔，结果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家破妻离，最后沦为饿殍。“繁荣”掩盖不了凄惨情景，在地狱的天堂中积了孽钱的人，理无久享，多是逃脱不了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