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民主战士曾伟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2 10:37:35

　　这一年他参加了“广东青年革命同志会”。这是中共的外围组织，负责人是李伯球，宣传部长是孙大光(又名叶兆南，中共党员，“文革”前、后曾任中央交通部长)，组织部长是杨康华(中共党员，“文革”前任广东省副省长)。参加该会的还有郭翘然、卓炯(1939年参加共产党)等二三十个进步人士。该会章程中，旗帜鲜明地规定：“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决拥护。这是他积极靠拢共产党的表现。

　　1934年至1936年间，是曾伟的革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他从一个象奴役般被命令着在纸上不停息地抄写“等因奉此”的文书，从一个热血纯洁的青年，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其时，他一方面努力阅读左翼文艺书刊，并经常写些杂文、小说和童话，投稿于当时广州《民国日报》副刊—“黄花”、“东南西北”，

　　①抗战初期，第三党领导人郭冠杰同志利用他与李煦寰先生(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陆军小学同学，又是一起留学法国的同窗旧谊关系，介绍了一批第三党的高、中级干部到该集团军政治部和各师担任重要职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以抒发他对人间的不平和黑暗环境的控诉，也体现了他的革命思想。另方面，他关心政治，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攻读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表示“决心为中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而奋斗到底”(引自曾伟自传)。

　　三、坚持抗战 坚持进步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党派，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同年，158师调回广州东郊和增城一带驻防，曾伟利用军队工作的有利条件，组织中山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成立“158师中大随军服务团”，曾伟任团长，他率领队伍奔向农村，活跃在广州东郊数十里的村庄，一村又一村，一乡又一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激励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形成广州沦陷后的一支游击力量。该团有女学生参加，她们穿着军装，群众称为“女兵”，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视为当时的新鲜事物。

　　广州沦陷后，曾伟和六七位同志，与部队失去联系，便一同参加战时工作队140队，在粤南恩平、阳江等地坚持敌后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春，李伯球到东江任兴宁县长，曾伟协助举办乡村干部训练班。他以爱国主义为内容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增强军事知识。所采取的训练制度和教育方式，以及教育内容，深得中共地下党的赞许和进步人士的好评，却引起国民党的不满，诬蔑他们这种做法是“赤化兴宁”。李被撤职，曾被通缉，两人分别逃出兴宁。

　　1939年春和1940年间，曾伟先后任国民党独20旅团指导员、65军政治部科长。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一道，为坚决执行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而努力。他们在军队中以组织“兄弟演剧队”和办刊物的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在团结中下级军官或士兵，特别对争取中上层将领工作中卓有成效。例如国民党兵团司令李振(已故，原民革中央委员、四川省参事室主任)、师长李明(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和158师炮兵营长吴应朝等的起义，曾伟同志都做了不少的思想发动工作。

　　1941年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国民党特务的黑手伸到广东来。同年夏，在国民党第七战区发生了“廖锦涛案”(中共地下党员，在狱中被害)，进步人士被捕，曾伟亦受到密令通缉，被迫秘密出走。

　　1942年春，曾伟流亡到桂林。他参加以梁漱溟为召集人的民盟桂林小组(成员有张文、曾伟、罗子为、周鲸文)的活动，积极联系各方面人士，开展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当时，他为进步报刊写稿，以卖文为生，同时，悉心地系统地钻研马列著作。从此，他对革命信念日益坚定。

　　1944年，他受组织的派遣，参加原十九路军张炎将军所组织的“南路人民抗日军”，曾伟任政治部主任。他们配合中共游击队，在当地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日寇侵犯湘桂，张炎和曾伟等动员粤南人民抗敌，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除异己，不容人民军队存在，不断向该军袭击。曾伟协助张炎将军指挥，与反动势力浴血苦战。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竟然丧尽天良，把抗日名将张炎逮捕并杀害了。南路人民抗日军的处境十分艰难，曾伟同志当机立断，率领百余人投向游击区，直接接受中共领导，共同抗日。

　　四、团结战斗 争取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一个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1946年初，曾伟奉组织之命到香港从事民主革命工作。他从1945年秋至1949年春，先后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港九支部副主任(主任是冯裕芳老先生，实际工作由曾负全责);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农工党华东局委员、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期间，是曾伟进行政治斗争最活跃的时期，他为贯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项政策，奔走呼号，或演讲，或撰述，不遗余力地工作着，对民主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知道，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云集香港，民主运动浪潮非常高涨，各民主党派经常在香港和九龙举行大型的纪念会或庆祝会，如召开“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及纪念冼星海歌咏大会等，以唤起群众反内战、反独裁的积极性。我记得，有几次大会是由曾伟主持或由他作主要报告人。他具有光彩照人的仪表，炯炯的目光，热情洋溢而又平易近人的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娴于辞令，每次演讲，对问题的分析都有很高的水平。他那喜怒哀乐的表情，抑扬顿挫的声音，准确有力的言词，像磁石般吸引着群众。会场里有时鸦雀无声，有时掌声如雷，有时群众的情绪象波涛那样汹涌澎湃。特别是“他炽热的爱国热情，象真理的火把，燃起了听众心中爱国的火花，使他们热血沸腾，投身到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引自郭茜菲《香港生活片断》)

　　曾伟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愧为青年人的革命榜样。

　　与此同时，他又出色地做了下列几项工作：

　　——筹备和出版《人民报》。社长是李伯球，发行人是丘哲，主笔是黄药眠，曾伟是编委。该报是当时香港的进步报刊，与《华商报》互相支持、协作，枹鼓相应，共同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人民说话。它争取民主，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言论，深得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支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曾伟从该报的筹备到问世，从发行到编辑工作，都花费了不少心血，还常为该报撰写社论、专论。

　　在此期间，他又与李伯球、李世浩共同主编《现代华侨》、《中华论坛》等进步刊物。

　　——筹办香港达德学院。最初是由农工党主办，丘哲为董事长。命名为达德学院，其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有深切怀念邓演达先生之意。后来扩大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办，聘请李济深先生为董事长，丘哲为副董事长，还聘请了国内著名民主人士如邓初民、杨东莼、千家驹、黄药眠、刘思慕、侯外庐、翦伯赞等为教授。该学院在短短三年间，为各解放区，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曾伟初为该学院筹委，后为董事，并曾在该院讲课，深受学生欢迎。

　　一一反对中间路线。1947年至1948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横渡长江之前，在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国共两党的力量是势均力敌，一时谁也战不胜谁”。又有的人提出什么“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中间路线。甚至有的人提出“划江而治”的错误主张。

　　反映到民盟和农工党组织内，发生了“张王事件”。即以张梦醒和王文雄为正副组长的所谓直属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既是民盟的盟员，又是农工党的党员)，在他们所写的“政治报告”的发言稿中，竟说“中国革命，中共领导的工人阶级队伍为数最多不过500万，而人数比之多得多的一般劳动工人，应由民盟和农工党来领导”。这些谬论与当时香港出版的《青苗》的论点完全一致。意思是说，共产党只能领导产业工人，而不能领导非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其目的在于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曾伟把这些情况向民盟中央组织部李相符(解放后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报告，并会同李伯球、郭翘然领导一批民盟、农工党的同志，对中间路线进行严肃的批判。曾伟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逐一驳斥上述这些谬论，并写成小册子，作为对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水平，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观念，并对一些坚持错误的人作了严肃的组织处理。

　　曾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杰出的斗士。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艰苦奋斗了一生，最后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希望我的政治生活向前发展，为中国人民利益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我愿不怕困难与牺牲，奋斗到底。”(引自曾伟自传)曾伟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在革命斗争中，勤奋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进步，追求真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共产党风雨同舟，艰险与共，生死与共，对革命无私奉献。曾伟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1991.5.21第一稿 1991.6.30第二稿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