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未出版的地下报纸—广州解放前夕地下斗争片断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2 16:45:13

　　 一九四九年春节过后，我从郊区农村奉调到广州市区。上级领导李国霖同志交代任务有两个：一是继续联系郊区几个“点”，组织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大军；二是筹备出版一份地下油印报。

　　我的落脚点是百灵路某号三楼。那里的二房东是地下党员余炳登同志，他包租了那层一厅三房的住宅，自己住尾房，头房租给几个大学生，中间公厅旁的一个不到八平方的小房子租给我——名义上我是他的朋友，从外地来广州谋职业。李国霖同志给了我几十块钱港币，说一部分用来购置一套油印工具，其余留作交房租伙食。并指示：先观察一下那里的环境，看是否适合作地下油印报的编印点。他把余炳登的组织关系交给我，要我先同余商量一下。

　　余炳登的公开身份是私立国民大学学生，爱人是小学教师，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军之友社”，已有一个小孩。我买来的一套油印工具就放在他们房里，因为他爱人常为学校刻印些讲义和试题，别人看见，可以遮掩过去。但头房那几个大学生交游颇广，常有身份不明的青年在那里打麻将，吃宵夜，有时闹到深夜。余炳登说，这些人政治情况不摸底，从言谈举止看，起码糊涂无聊得很。另外，四楼还住着几个刚从外省来的人，有些还散布反共言论。我们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个地方不够理想。

　　李国霖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指示暂时放慢筹备的步伐，待他请示上级再定。过了一个月左右，他指示我把筹建油印报的点转移到惠福西路温良里一个十分幽静的带花园的老式平房里。那是广州市白粥油器业同业公会（资方组织）会址。那里已有一个地下党员刘诚（化名老李），公开身份是白粥油器公会的收款员兼什工。李国霖同志交代：我不接收刘的组织关系，但刘的一个任务是协助我出版油印报，这件事可以同他商量。经刘介绍，我很快在白粥油器公会挂了个“书记员”（即文书）的职务。据刘说，这个公会的理事长关道源是温良里街口胜利白粥油器店的经理，是靠近我们的开明人士（当时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现任市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我每月拿25块港币的薪金，两顿饭免费在胜利白粥油器店吃。当了几个月“书记员”，只刻印过几百份会费收据，随关道源等出去收了两天会费，另外，为召开公会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忙了几天什务。其余时间，都由我自己支配。

　　我和刘诚都认为：那里是较理想的油印报编印点。温良里是条偏僻的小巷，白粥油器公会会址距巷口关道源的住宅不远。而关挂了个“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议”的官衔（后来我还知道：曾有个蒋介石“广州行辕”政工处的上校秘书——实则军统特务——在关家寄住过，当时户口簿上还有此人的名字）；虽然白粥油器公会的几个常务理事下午常在公会聚会——不是谈什么会务，主要是打“十三张”（一种玩扑克的赌博），有时竟打到晚上十点，但其余时间，偌大一个花园别墅，就是我和老刘的天下。老刘的宿舍距公会办公室有一段距离，那里极少有人去。油印工具公会就有一套。我作了汇报后，组织上很快就确定要我搬到那里，同老刘一起着手筹建油印报，并尽快提出方案。

　　我们提出的初步方案是：油印报暂定名为《人民之声》，读者对象是广大工人、店员和市民群众，先出不定期的八开两版，第一版是重要文件、重要新闻（主要报导解放大军南下的消息）和评论，第二版是本市消息，主要反映各行各业工人店员组织起来护厂护店迎接解放大军的动态，也登点敌人的动态，可能时组织一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反映群众呼声的龙舟歌、快板之类。稿件来源除选自党刊、《华商报》等外，主要由我们自己收集材料编写，我负责刻蜡版，老刘负责油印。

　　6月的一个晚上，李国霖同志约我到中华中路（现解放中路）大元茶楼谈。见面不久，余美庆同志也来了。看到他清癯的面孔、炯炯有神的双眼，听他说话时那凝重、明快的口气，虽然李国霖同志只介绍了他的代号，我已猜到几分：这是重要的负责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余美庆同志表示基本同意我们的设想，并作了如下指示（大意）：武汉已解放，局势发展将比预料的快，要加快迎接解放大军的各种准备工作，包括出版油印报的工作；报纸要面向广大群众，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紧密配合解放大军南下和迎接广州解放的斗争；要揭露敌人垂死挣扎的阴谋诡计；要用群众的语言，代表群众讲话；开头印少一些，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质量，扩大发行；发行方面，组织上另有部署；并交代了万一发生意外时的应急处置：胜利白粥油器店斜对门不远官办的中央医院（现为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女医生陈为敏是自己人，遇到印好了报纸来不及发行需要紧急转移，可送到她那里保管——她们女医生中有许多基督教徒，女宿舍中有一条规矩，私人的物品未经本人允许谁也不能翻。最后，他问了一下我和刘诚同志的生活情况，特别交代：“现在群众养活了你们，你们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认真为群众办好事，主要就是办好这个报纸，使报纸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教育、组织群众的有力工具；白粥油器公会的事也要办好。”直谈到茶楼夜市快散了，我们才下楼。在路灯昏黄的街头目送他远去的瘦削身影，我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很重，心里波涛翻滚，久久不能平静。

　　从此，我和老刘加紧了筹备的步伐。创刊号第一版准备全文刊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和一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纠合流氓“大天二”准备在广州搞大暴乱大破坏，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护厂护店护校，迎接解放大军入城的短评，标题叫《反对干炒牛河！》（“干炒牛河”是白粥油器店里的热门货，，一般炒粉是沙河粉和肉类分炒，把炒好的肉放在粉上面，它却是牛肉和沙河粉混在一起——广州话叫做“兜乱”）。这篇短评由刘诚同志执笔，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泼辣。第二版准备登载一篇新闻，揭露敌人的所谓“应变计划”——当时我们弄到了敌警备司令李及兰召集部属开会布置“应变”（即作紧急撤退的准备）的可靠情报。还准备发表一篇综合报道，介绍各行各业群众组织起来护厂护店的情况。这两篇报道都由我执笔。

　　7月初，我们试行刻印了第一版，正着手编印第二版，并请示上级什么时候正式出版时，李国霖同志指示：形势急转直下，原定的部署要改变，上级交下了放手发动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大军入城的任务，人手不够，油印报的出版工作暂停。我向老刘交代了这个情况后，又搬回百灵路余炳登同志那里。接着，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繁忙的群众工作。

　　由于广州的解放比预料的时间早得多，这张地下油印报，还没有来得及在解放之前同人民群众见面，但它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