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苏开展情报合作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21-03-30 17:00:5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这不仅损害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1932 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恢复1929年后一度中断的外交关系，开始就对日双边军事合作问题频繁接触。1934 年3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936年 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政府更感到有被迫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可能。支持中国抗战，牵制日本，避免东西两面作战，成为苏联政策的必然选择。

　　1937年7月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再次派军事代表团访苏，向苏方陈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与苏联的利害关系，同苏方治商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事宜。8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由伏罗希洛夫元帅主持援华计划，大量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经新疆运往中国内地。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截至1942年初最后一批苏联顾问撤离中国，战时曾在中国战斗和工作过的苏联志愿服务人员总数达5000多人(含志愿飞行人员)。

　　苏联军事顾问团一方面为中国军队抗战出谋划策，另方面也通过中国获取日本的情报。1941 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将军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通过中国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情报网，崔可夫可以清楚地知道日本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正在广泛进行军事准备并建立海军前进基地的情况。1941 年初，一架日本海军的飞机在广东境内坠毁，飞机上有关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布防和修建军事设施的重要文件被中国缴获。为了得到这份文件，崔可夫亲自拜访了蒋介石，最终在《日苏中立条约》签署前几天将这份重要情报的复印件用飞机送往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南进和北进的战略选择上一直举棋不定。 崔可夫根据中国战场日军的动态，结合各种点滴的情报进行分析综合，得出了日军将南进的结论,为苏联及时调整部署提供了依据。

　　基于共同对日斗争的需要，作为军事合作的组成部分，中苏双方开始探讨在特种情报领域的合作。1938 年5月，中苏达成了情报合作意向，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情报合作机构，取名为“技术合作所”。中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方由内务部出面，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组主任周明作为中方代表与苏方代表瓦西列夫签订了《中苏情报合作经费负担议定书》，为这项合作奠定了基础。1938 年7月，中苏特种情报合作所技术合作所宣告成立。首任所长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后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接任)，副所长由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和苏方的瓦西列夫将军担任，主要任务是对日军进行情报侦测和人力情报搜集。中方参与人员主要来自军统局，最多时达268人;苏方先后派遣32名技术人员参与工作。

　　图 1929年1月25日，南京，国军编遗委员会会议闭幕时合影。前排中为蒋介石，后排右四为贺耀祖。

　　中苏特种情报所下设情报搜集、情报研究、电讯侦测、人事总务四个科。各科均由中方人员担任科长，苏联人员担任副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情报搜集和信号情报侦测合并为一个科，在重庆南岸放牛坪设立特种电讯总台，负责信号情报测向、破译。同时，为了加强信号情报的侦测力度，在兰州七里河设立了电讯支台，辅助总台侦收边远地区的日本信号情报。合作所还在重庆市商会内开办了谍报人员训练班，学员有五六十人，部分来自军统局临澧训练班，部分从社会上招收或通过私人介绍，学员毕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立情报组织，开展谍报侦察。技术合作所先后在天津、北平、山东、宁夏、上海、汉口、香港、爪哇设立了8个情报组，搜集各地日军的情报;并在重庆城内遗爱祠ll号设立了无线电通信总台，保障各地情报机构与总部的通信联络。

　　中苏情报合作所成立后，很快取得了成果，敌伪方面的情报源源而来。1938年，该所共获取敌伪情报148件，上报91件。其中来自上海组的情报20件，来自天津组的情报21件，来自汉口组的情报18件，来自香港组的情报10件，来自宁夏组的情报52件。来自宁夏组的情报主要是日本及伪蒙方面的政治、军事动态,这对正在北方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来自天津、上海的有关日军兵力、人员抵港转运方向的情报，则对正面战场应对日军的作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直接来自苏联的情报也占有较大的比重，主要是苏联情报人员获取的有关日本的情报，这为中方了解国际局势、判断敌方动向提供了极大方便。

　　无线电破译也是中苏情报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中苏合作破译了大量的日方通信，获取了不少机密情报。技术研究室的破译工作是极有成效的。诸如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等，具有重要价值。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遭到突然袭击，陷入被动局面，自顾不暇。1941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联的东面威胁消除。1943年3月，中苏情报合作所正式撤销。

　　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中苏情报合作，是中国寻求国际合作、联合盟邦军界开展全面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启了中国对外抗日情报合作的先河。

　　在中苏情报合作关系中，在野的中共与苏联也有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这种情报合作关系源于两党之间的政治合作，并受到两党政治关系的影响。

　　中共是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的，双方-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情报工作领导者周恩来、陈糜等都在苏联接受过情报培训。1929年，共产国际情报局(苏军情报部的合作机构)派遣理查德·佐尔格到中国建立情报网。1931 年，中共中央特科和佐尔格的情报组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由双方各派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获得的情报。佐尔格情报组的联络员为方文，中共特科的联络员为潘汉年。

　　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后，为了帮助共产国际在中国组建情报网，中共派陈云和邓发从红军西路军残部中挑选了12人赴苏联培训，然后派遣到中国各地的论陷区从事情报活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人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军事代表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系。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孙平)要求中共协助建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推荐人员。情报组建立后，获取的情报由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转交给苏方，或由情报组通过电台发给苏方。抗战胜利后，该情报组的中方人员全部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和中共的情报合作，孙平以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建立了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在延安专门成立了“农村工作部”，由任强时直接领导，吴德峰任部长，帅孟奇任副部长，负责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联系。

　　图 红色间谋理查德.佐尔格

　　图 中共中央特科联络员潘汉年

　　苏军情报组还在延安枣园开设了情报训练班，课程全部由外籍教员讲授，内容包括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等。学员毕业后被派往沦陷区从事情报搜集活动。

　　通过与中共的情报合作，苏联了解了中共内部的情况，也通过中共了解了一些日本的机密情况。1941 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份在重庆活动)，探悉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1944 年，阎宝航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详细军事部署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及将领花名册等全部绝密材料。周恩来得到这些材料后，即令中共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中共中央迅速通报苏联，使得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开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日本企图以中国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也彻底破灭。1995年 11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授子阎宝航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以表示对阎宝航提供情报的感谢。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之外，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好的关系。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毛泽东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争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对中共领导人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关信息。

　　图 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中共秘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