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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拯救了超过30万中国人性命
来源:网易   2021-08-20 14:08:01

  一个法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拯救了超过30万中国人性命,他在中国生活了27年,讲中文,学汉字,将中华传统美德“仁爱”在这片土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饶家驹1878年出生于法国桑特市,早年加入耶稣会,成为一名神父。1913年,他来到上海传教。最初,他在徐汇区学习中文,同时担任徐汇公学的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在一次课上,他协助学生制作烟火,火药意外爆炸,他在这次事故中不幸失去了自己的右手。

  受伤之后,他并未离开上海,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伤势自怨自艾,转而投向更多的社会和慈善事业中。1917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公济医院的院长,在之后的十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去探望院中的病人,关心着病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他的仁善并非只在这一小小的院区,而是即将投射到整个上海,成为数以千万计的上海难民的“救世主”。19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他参与到了义赈会的筹建中,六年后,他成为义赈会的会长,成为上海滩著名的慈善人士。

  在长江水灾、黄河泛滥等天灾面前,他四处视察灾情,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组织筹款救灾;在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等人祸面前,他尽其所能保护妇女儿童从战区撤离。在十几年救灾的敏锐观察和亲身体验里,他意识到“卑微者本身与战争毫不相关”,开始有了建立难民区的最初构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烧杀劫掠造成的难民潮汹涌起来。硝烟袅袅之下,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不断涌入上海,不仅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城市的难民,还包括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上海里各国租界众多,各方势力盘旋制衡,日军不敢贸然进攻,有损他国利益。租界这个日军侵略时投鼠忌器的所在,在很多难民眼里便是难得的安全之地,于是蜂拥而至。

  但百万难民对于上海而言已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1937年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的数十处铁闸门由巡捕军警严格看守,严控开放的数量和频次。9月,进出租界已经需要通行证。各地的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已经远远超过租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不仅租界内部人满为患,租界与华界相交之处也拥挤不堪,挤满了未能进入租界的难民,他们被隔离在铁门之外,没有物资补给,没有遮风挡雨的只墙片瓦,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俨然一副炼狱之状。

  饶家驹亲眼目睹战争的火引被点燃,双方交战和难民迁移已是不可避免之事,他认为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很多慈善团体的赞同和支持。他注意到,上海受袭之后,中国人所住的华区南市很多人搬了出来,迁去租界避难,很多空屋子被腾了出来,还有众多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可以成为难民收容安养之所。

  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一个可以让难民居住且不受袭击的安全区。开始筹办后,他首先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起草协议与其相协商。11月4日,上海市政府同意在南市设立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活动和军事设施,同时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的区域。

  他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不仅在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西语上游刃有余,还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甚至上海方言,同时也精通日语,这让他在不同国家之间穿梭交流成为可能。他与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两次交换信件,请求避免对难民区进行攻击,最终日方也同意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不对其进行武力行为。日方应允的原因不仅在于饶家驹个人的智慧、技巧和努力,也在于时任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他,代表的是国际人道主义和舆论的力量。

  中日两方战火正燃,相互极其仇视,饶家驹作为双方的中介,多次奔走协商,才让难民安全区开始从设想变为现实。但双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难以达成一致,在他高超的斡旋技巧和不懈的努力之下,双方同意选用一个模糊的概念,使用他的名字划定一个特区,称为“饶家驹安全区”。11月9日,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诞生了,由饶家驹作为主席负责主持和管理区内事宜。

  南市难民区的四周路口很快竖起了红十字旗帜,也开始修筑防御工事,区内由中国派出200名警察维护秩序。在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开辟了城隍庙、豫园及各小学、教堂作为收容所,当即便收容了2万余难民。最多时难民区内开辟了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了10万人,他们终于从惊慌失措和无处安身的泥淖中逃脱出来,有了真正的“避风港”。

  但难民区的建立只是一个开始,饶家驹即将面临的是难民区运作的难题:数万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食物供给如何保证,卫生条件如何改善,治安秩序如何维护?难民区的需要的资金只能通过募捐,他四处演讲,呼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众多社会团体踊跃捐款。不仅从中国政府处筹集到70万元赈灾款,还飞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筹集资金。在他不知疲倦地四处交涉下,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助钱粮,赶制冬衣,组织义演募款,各地的援助飞往那一处新开辟的难民家园,残酷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光芒熠熠生辉。

  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饶家驹还着重完善了医疗设施,给受战乱致病的难民提供救治。创办了草绳、板刷、刺绣等工厂和作坊,招收难民参与工作,培养了一批技工和专业人员。同时,他还设立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着重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的精神。几年间,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3万人。他希望给难民的不只是一口果腹的粮食,而是希望难民能拥有和其他民众一样的尊严和对生活的希冀。

  为了能够安定难民的心,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安全区内,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经常搀着难民儿童的手,和蔼地摸摸他们的脑袋,从口袋里变出糖果给他们吃。难民区也并非是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日军还在外虎视眈眈,潜在的危险不计其数。他和所有人一同经历着这些危险,曾经被飞来的的弹片打裂法衣,被日本士兵用枪威胁,但他依旧几乎每天都来,安抚群众,维持秩序,用血肉凡胎之躯尽可能筑起一片钢铁堡垒。

  但自1939年起,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控米、煤、棉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米珠薪桂,难民区的经费日益枯竭,进入了异常艰难的岁月。日本的侵略蔓延到中国更多区域,战火日益频繁,很多人自顾不暇,基本上靠外来救济的难民区难以再持续运营下去。饶家驹不得不降低难民区的供应标准,同时也动员难民自谋出路,或者回乡安家。

  他保护下来的这些有生力量,为抗日队伍的队伍输入了血液。他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秘密输送了部分上海青年难民投奔新四军,走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返回欧洲,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他黯然告别中国和他庇护过的中国老百姓,而在他离开之后,南市难民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但他创立的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继续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甚至是法国和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他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满怀热忱,他在离开时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中国的最后日子,他将自己改名为“饶家华”。但他没能如愿,二战之后,他赴德国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不幸罹患白血病在柏林去世。

  2017年12月14日,在原“饶家驹安全区”所在的南市地区,一块“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落成。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墓碑上“仁者爱人”几个字揭示了他的一生,也记录着那个时代残酷炮火之下的不曾湮灭过的人间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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