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拯救了超过30万中国人性命
来源：网易   2021-08-20 14:08:01

　　饶家驹1878年出生于法国桑特市，早年加入耶稣会，成为一名神父。1913年，他来到上海传教。最初，他在徐汇区学习中文，同时担任徐汇公学的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在一次课上，他协助学生制作烟火，火药意外爆炸，他在这次事故中不幸失去了自己的右手。

　　受伤之后，他并未离开上海，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伤势自怨自艾，转而投向更多的社会和慈善事业中。1917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公济医院的院长，在之后的十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去探望院中的病人，关心着病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他的仁善并非只在这一小小的院区，而是即将投射到整个上海，成为数以千万计的上海难民的“救世主”。19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他参与到了义赈会的筹建中，六年后，他成为义赈会的会长，成为上海滩著名的慈善人士。

　　在长江水灾、黄河泛滥等天灾面前，他四处视察灾情，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组织筹款救灾;在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等人祸面前，他尽其所能保护妇女儿童从战区撤离。在十几年救灾的敏锐观察和亲身体验里，他意识到“卑微者本身与战争毫不相关”，开始有了建立难民区的最初构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烧杀劫掠造成的难民潮汹涌起来。硝烟袅袅之下，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不断涌入上海，不仅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城市的难民，还包括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上海里各国租界众多，各方势力盘旋制衡，日军不敢贸然进攻，有损他国利益。租界这个日军侵略时投鼠忌器的所在，在很多难民眼里便是难得的安全之地，于是蜂拥而至。

　　但百万难民对于上海而言已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1937年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的数十处铁闸门由巡捕军警严格看守，严控开放的数量和频次。9月，进出租界已经需要通行证。各地的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已经远远超过租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不仅租界内部人满为患，租界与华界相交之处也拥挤不堪，挤满了未能进入租界的难民，他们被隔离在铁门之外，没有物资补给，没有遮风挡雨的只墙片瓦，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俨然一副炼狱之状。

　　饶家驹亲眼目睹战争的火引被点燃，双方交战和难民迁移已是不可避免之事，他认为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很多慈善团体的赞同和支持。他注意到，上海受袭之后，中国人所住的华区南市很多人搬了出来，迁去租界避难，很多空屋子被腾了出来，还有众多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可以成为难民收容安养之所。

　　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一个可以让难民居住且不受袭击的安全区。开始筹办后，他首先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起草协议与其相协商。11月4日，上海市政府同意在南市设立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活动和军事设施，同时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的区域。

　　他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不仅在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西语上游刃有余，还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甚至上海方言，同时也精通日语，这让他在不同国家之间穿梭交流成为可能。他与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两次交换信件，请求避免对难民区进行攻击，最终日方也同意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不对其进行武力行为。日方应允的原因不仅在于饶家驹个人的智慧、技巧和努力，也在于时任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他，代表的是国际人道主义和舆论的力量。

　　中日两方战火正燃，相互极其仇视，饶家驹作为双方的中介，多次奔走协商，才让难民安全区开始从设想变为现实。但双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难以达成一致，在他高超的斡旋技巧和不懈的努力之下，双方同意选用一个模糊的概念，使用他的名字划定一个特区，称为“饶家驹安全区”。11月9日，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诞生了，由饶家驹作为主席负责主持和管理区内事宜。

　　南市难民区的四周路口很快竖起了红十字旗帜，也开始修筑防御工事，区内由中国派出200名警察维护秩序。在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开辟了城隍庙、豫园及各小学、教堂作为收容所，当即便收容了2万余难民。最多时难民区内开辟了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了10万人，他们终于从惊慌失措和无处安身的泥淖中逃脱出来，有了真正的“避风港”。

　　但难民区的建立只是一个开始，饶家驹即将面临的是难民区运作的难题：数万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食物供给如何保证，卫生条件如何改善，治安秩序如何维护?难民区的需要的资金只能通过募捐，他四处演讲，呼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众多社会团体踊跃捐款。不仅从中国政府处筹集到70万元赈灾款，还飞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筹集资金。在他不知疲倦地四处交涉下，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助钱粮，赶制冬衣，组织义演募款，各地的援助飞往那一处新开辟的难民家园，残酷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光芒熠熠生辉。

　　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饶家驹还着重完善了医疗设施，给受战乱致病的难民提供救治。创办了草绳、板刷、刺绣等工厂和作坊，招收难民参与工作，培养了一批技工和专业人员。同时，他还设立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着重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的精神。几年间，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3万人。他希望给难民的不只是一口果腹的粮食，而是希望难民能拥有和其他民众一样的尊严和对生活的希冀。

　　为了能够安定难民的心，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安全区内，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经常搀着难民儿童的手，和蔼地摸摸他们的脑袋，从口袋里变出糖果给他们吃。难民区也并非是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日军还在外虎视眈眈，潜在的危险不计其数。他和所有人一同经历着这些危险，曾经被飞来的的弹片打裂法衣，被日本士兵用枪威胁，但他依旧几乎每天都来，安抚群众，维持秩序，用血肉凡胎之躯尽可能筑起一片钢铁堡垒。

　　但自1939年起，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控米、煤、棉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米珠薪桂，难民区的经费日益枯竭，进入了异常艰难的岁月。日本的侵略蔓延到中国更多区域，战火日益频繁，很多人自顾不暇，基本上靠外来救济的难民区难以再持续运营下去。饶家驹不得不降低难民区的供应标准，同时也动员难民自谋出路，或者回乡安家。

　　他保护下来的这些有生力量，为抗日队伍的队伍输入了血液。他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秘密输送了部分上海青年难民投奔新四军，走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返回欧洲，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他黯然告别中国和他庇护过的中国老百姓，而在他离开之后，南市难民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但他创立的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继续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甚至是法国和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他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满怀热忱，他在离开时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中国的最后日子，他将自己改名为“饶家华”。但他没能如愿，二战之后，他赴德国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不幸罹患白血病在柏林去世。

　　2017年12月14日，在原“饶家驹安全区”所在的南市地区，一块“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落成。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墓碑上“仁者爱人”几个字揭示了他的一生，也记录着那个时代残酷炮火之下的不曾湮灭过的人间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