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逊：两访晋察冀学习游击战
来源：河北新闻网   2023-01-16 09: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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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莱汉德小姐……”1937年9月11日，一封私人信件从上海美国俱乐部发往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白宫。

　　寄信人是时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埃文斯·福·卡尔逊，实际收信人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我觉得这个夏天在中国将会出现很多情况”，此前3个月时，曾任罗斯福侍卫官的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曾收到这样一封总统的来信。

　　信中，罗斯福说，“我想听听你对这些情况的看法。”而且，“就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

　　这位备受罗斯福信任的美国军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中国、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所感究竟怎样?他向罗斯福传达的情报对美国援华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又怎样组建了美军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

卡尔逊

　　在中国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

　　“卡尔逊是首位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官。”2015年10月8日，从自家珍藏的一个七八厘米厚、装满卡尔逊信件复印本的文件夹里，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汪洋的女儿汪林立翻出毛主席的介绍信复印件给记者看：

　　“卡尔逊先生：多谢你送给的烟!现有一文艺工作团五个人与先生同行，先生的工作可从他们得到些便利，他们的工作也请先生给以可能的助力。主任刘白羽先生来见，请接洽，你要的翻译也由刘先生负责物色。毛泽东，五月九日。”

　　1938年5月15日，带着这封特殊的介绍信，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察团从延安向着晋察冀方向出发了。

　　观察团里为首的是个美国人，他穿着一套帆布短外衣，衣服上有很多口袋，装满了笔记本、地图、各种药品和口香糖，肩背一架相机——这，就是卡尔逊。

　　随他一同出发的，是五个被他称作“young boys”(小伙子)的八路军青年文艺工作者——队长刘白羽、翻译欧阳山尊、摄影汪洋、记者金肇林、诗人林山。

　　“卡尔逊很高。”汪林立保存着父亲拍摄的几张卡尔逊同八路军将领的合影，“合影时卡尔逊总照不到全身。”

　　他，“高大、英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具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招兵的招贴画上的山姆大叔形象”。1988年——陪同卡尔逊遍历华北游击区50周年之际，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曾应邀访问美国。在随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刘白羽回忆：“他的眼睛是碧蓝色的，眼神聪敏机智。他很有风度，讲究仪表，走路完全是军人的步伐，轻快而庄严地迈着脚步。”

　　生于1896年的卡尔逊16岁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上尉，是驻欧洲大陆美军统帅潘兴的参谋处助理副官长，1920年复员，1922年加入海军陆战队，1927-1929年在美军驻华部队中服役，1935年7月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卫队营长，与罗斯福私交甚好。

　　“我祖父在中国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到了华北敌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卡尔逊的孙女卡伦·洛文曾多次来中国，寻访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等人和他们的亲属，令汪林立印象深刻的是，“每次来，洛文都要问我：‘到底是什么抓住了祖父的心?’”

　　“卡尔逊遍访根据地是受了老朋友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影响。”原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之子吕彤羽告诉记者，“卡尔逊是《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读者之一，1936年斯诺的初稿刚刚完成时，就被卡尔逊借走先睹为快了。而成书出版后的《红星照耀中国》，是卡尔逊到冀中时，我父亲和黄敬一起送给他的。”

　　“除非我亲眼看到这一切，否则我不相信这些描绘是真实的。”看了这本书后，卡尔逊说。

　　就这样，他走向了八路军。

朱德与卡尔逊

　　与聂荣臻的两次握手

　　“卡尔逊吹得一手好口琴，会吹一次大战时流行的很多进行曲，但一路上他对《游击队歌》情有独钟。”欧阳山尊的夫人徐锦媛告诉记者，1938年与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等人一道的这趟旅程，实际上已经是卡尔逊的第二次根据地之行了，此时，他对根据地的军事、政治、文化都已不再陌生。

　　“1938年，是卡尔逊第二次走访根据地，在此之前的1937年11月，他首次造访根据地。”《中国之友卡尔逊》的作者舒暲告诉记者，1937年8月中旬，卡尔逊任上海美国海军武官处情报官，目睹了淞沪会战。之后8个月，他两次巡游中国北方，深入敌后和正面战场，认真考察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的抗战，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不下4000公里。

　　途中，他先后会见了刘伯承、徐向前、陈赓、陈锡联、徐海东等八路军将领，并在正面战场访问了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和直接守卫台儿庄的池峰城、田镇南等各级将领，听取战况介绍，观察前线各个地方。

　　其中，从1937年12月26日到1938年2月21日的58天里，卡尔逊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1937年12月底，在晋察冀，卡尔逊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

　　在聂荣臻的陪同下，卡尔逊参观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检阅了军政学校的学员队伍。他惊奇地发现，在这里，边区临时政府，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边区法院，边区邮局、报社、剧社、军政学校等机构一应俱全，甚至还在规划建设边区银行、军械所。根据地和谐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群众抗日激情高涨，“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八路军的游击作战方式灵活机动……

　　“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很多问题，不但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

　　通过与聂荣臻的几次长谈，卡尔逊心中迫切想了解的八路军如何广泛发动群众，如何解决棘手的武器补充、后勤补给，如何对抗日军扫荡等问题，都一一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我看到一个新中国正在创立。北方地区，日军在渗透，国民党在撤退，共产党在这一地区进行全新的民主试验。”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卡尔逊不仅汇报了国共两党和日军的作战情况，还详细介绍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经济政策和军民团结抗战情况。

　　“卡尔逊经历着一个美国人在所难免的曲折、变化过程。”刘白羽曾写道，1927年，卡尔逊作为情报官第一次来到上海时，“他满怀着白种人的成见，用轻侮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可是，他在中国呆下去了，特别是抗击日寇那活生生的火焰般的现实，使他改变了立场、观点。”

　　“卡尔逊不喜欢多余的客套，如果只有一匹为卡尔逊准备的马，他便会和我父亲他们一起徒步行军。”汪林立说，和国共两党高级将领接触后，卡尔逊更喜欢八路军平等、随意的相处方式，甚至，得知汪洋与自己的儿子同岁后，卡尔逊竟执意按照中国的风俗要认汪洋当“干儿子”。

　　“他和我父亲他们一起吃农家的粗茶淡饭，一起在土炕上休息，开生活检讨会的时候，还让我父亲他们给他提意见，对他进行批评。”汪林立说。

　　1938年7月，卡尔逊又一次见到了聂荣臻。“卡尔逊两次晋察冀之行都见到了聂荣臻。”徐锦媛说。

　　时隔5个多月，卡尔逊感觉聂荣臻“瘦削的脸更瘦了”。

　　又一次长谈后，卡尔逊得知，这期间日军一度洗劫并烧毁了阜平，但晋察冀巩固了根据地，并把控制力量延伸到了河北省的中部。规划中的边区银行也已建成，并用“坡度贬值”的办法巧妙地把大量滥发并混杂在晋察冀地区的“杂钞”挤出了边区……

　　这令聂荣臻更加自信，也使卡尔逊坚信，他第一次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见到的一切绝非纸上谈兵，八路军经过长期艰苦抗战，不仅在敌后牢牢站住了脚，还日渐巩固了根据地建设。这位训练有素的美国军官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晋察冀根据地是‘新中国的试管’。”

　　“我这一次想走很多地方，我愿意拿这次长途旅行来证明，日本所能占据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铁路上的几个据点，并要告诉全世界，中国是不会被日本征服的。”卡尔逊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

　　“卡尔逊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是位有经验、有正义感的职业军官，通过与聂荣臻交谈和实地考察，他对晋察冀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舒暲说，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同情，也使卡尔逊极力呼吁援助中共这支抗日力量。

　　两次对世界战局的预言

　　“亲爱的莱汉德：……我最终决定了递上我的辞呈，这次我希望会被接受。”

　　在写给罗斯福的17封信中，卡尔逊不止一次提出辞职。

　　1938年9月17日，卡尔逊向美国海军部正式提出辞职。

　　因为不遗余力地呼吁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卡尔逊的某些言论被认为是超出了作为外交官所能许可的限度，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也大相径庭。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美国来说也具有危险性，这不仅使东京也使华盛顿颇不满意。

　　“卡尔逊是个正直的人，甚至不惜为此舍弃自己的远大前程和优越的物质保障。”舒暲说，1938年9月16日，卡尔逊接到不得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上述情况的谈话的命令，否则要严厉追究责任。经过一天的痛苦思索后，卡尔逊决定辞职，“他相信，作为一个平民他会比当一名军官有用得多。”

　　事实证明，卡尔逊的判断是正确的。

　　卡尔逊回到美国后，曾有过两个预言：一个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和美国决战;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在美国对日本侵华持观望态度时，是卡尔逊明确地、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目前，舒暲的新书《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正处在送审阶段，即将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该书的责任编辑宋佩谦认为，“与其他国际友人不同的是，卡尔逊作为一名军人，他从军事角度对中国抗战作出了公正客观的判断，而且他的情报直达美国总统罗斯福，对美国援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卡尔逊第一次深入根据地时，在冀南与邓小平聊到了钢铁问题，邓小平的话对卡尔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吕彤羽说，这次谈论在卡尔逊所著的《中国的双星》中有详细记叙。

　　“头脑像芥末一样辛辣。”这是卡尔逊在书中记录的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初次相见，“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

　　当邓小平告诉卡尔逊“上一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时，卡尔逊很吃惊：“你能肯定吗?”

　　“是的。”邓小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消息来源是美国的新闻电讯。”

　　卡尔逊顿时很尴尬，他说，“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事后，他确实做了调查，发现美国确实把大量废铁出售给日本，日本用来制造枪炮炸弹。”舒暲说，卡尔逊出生在一个公理会牧师家庭，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深深刺痛了卡尔逊，他不知怎样才能为自己的祖国辩解。”

　　时至今日，17封卡尔逊写给罗斯福的书信仍被保存在美国纽约州海德帕克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中。

　　针对日本，卡尔逊在这些信件中向总统分析道：“日本在中国越有进展，越显示出它要计划发展一个帝国。”并提出，“中国的独立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它是对太平洋区域未来和平至关重要的条件，那也意味着美国的和平。”

　　1941年1月31日的《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矶每日新闻》同时刊登了刚从中国归来的卡尔逊的访谈：预计美日在90天之内将会爆发战争，日本人有可能搞不宣而战的伎俩。在文章中，卡尔逊提醒美国公众注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的第一防线都是英勇抗击着日本的中国!”

　　“我父亲他们上世纪80年代应邀访美时，曾专门看望了卡尔逊的妻子蓓姬。”汪林立说，蓓姬告诉汪洋等人，1947年4月的一天，卡尔逊在病床上看到《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已突破延安的封锁圈，大军正在向东挺进，他顿时拍案叫道：“中国共产党18个月之内就会取得全国的胜利。”

　　一个月后的1947年5月27日，51岁的卡尔逊与世长辞，未能亲眼目睹与他预言相差不过几个月的新中国诞生。

　　应用游击战术在太平洋战争中力挫日军

　　“卡尔逊二访根据地时喜欢我父亲他们戴的八角军帽，几次摘下我父亲的帽子试戴。大家看了以后，都笑着说他是‘洋八路’。后来看卡尔逊实在喜欢，我父亲便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他。”汪林立说，一路上卡尔逊非常爱惜这顶八路军军帽，舍不得戴，总是珍藏在衣袋里。

　　被卡尔逊带出根据地的，不仅仅是这一顶八路军军帽。

　　“工合(gung-ho)!”珍珠港事件两个月后，在美国圣迭戈一片桉树林中，一个来自中国的口号被1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叫响。如今，这个中国式发音的字眼仍在美国各类资讯特别是体育报道中被经常使用。

　　“‘工合’被卡尔逊和他的突击队‘喊’进了美国词典。”舒暲说，“‘工合’本是卡尔逊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见到的工业合作社的简称，现在在英文中的意思便是团结协作精神。”而这支队伍秉承的“工合”精神，被战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一项传统沿袭至今。“这个词既是中国的，也同样是美国的。”

　　“工合”，是卡尔逊作为一名军人，对自己两次深入华北根据地所见所闻的浓缩提炼。

　　一次在前线，他问一个参加战地救助的民工：“你为什么要打仗?你的同胞为什么不怕死?”

　　“救国!”那人操着浓重的乡音答道。

　　“那你们怎样去救国?”

　　“通力合作。”民工一字一顿地告诉卡尔逊，不怕死就能打败鬼子。

　　最终，乡村口音的“通、力、合、作”四个字被卡尔逊归纳成了“工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卡尔逊再次得到任命，重返海军陆战队。两个月后，卡尔逊受命指挥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即“卡尔逊飞行突击队”或称“工合营”。

　　“卡尔逊以5比1的比例严格挑选了1000名突击队员，时任上校的他率领这支部队，灵活运用八路军游击战术，在太平洋海战中取得马金岛偷袭战的胜利。”吕彤羽保存着1943年版美国电影《工合》的音像资料，“这部电影详细介绍了马金岛偷袭战的经过。”

　　1942年8月16日拂晓，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未遭到任何抵抗便悄然登上了马金岛。上岛后，按照卡尔逊的布置，美军士兵分数路进攻岛上的日军，摧毁军事设施，夺取有用的情报资料，岛上日军乱成一团，还误认为美军已大举登陆，连连发报，请求日军统帅部从较近的瓜岛地区调兵增援。直到清醒过来，日军守岛部队才匆匆忙忙地骑自行车或乘坐卡车赶来阻截美军。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卡尔逊应用八路军“打了就跑”的奇袭战术，率部先后参加了中途岛保卫战和美军在塔格瓦拉岛、塞班岛、硫磺岛进行的大规模登陆战，并立下赫赫战功，他因此被罗斯福总统批准，晋升准将军衔。

　　“卡尔逊突击队被称为美军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卡尔逊也因此被誉为特种战斗之父。”吕彤羽说，父亲吕正操晚年时曾无意中提起，“卡尔逊突击队使用的游击战术还是跟八路军学的呢。”